长篇小说《灭籍记》访谈

  • 来源:清明
  • 关键字:梦幻,后现代主义,历史
  • 发布时间:2019-07-17 21:57

  傅小平(以下简称傅):《灭籍记》讲述了一个带有梦幻色彩的故事,从梦开始,又以梦收尾。故事终了,我们知道,吴正好在打一款叫《美丽新世界》的游戏。要是对应到赫胥黎的同名作品,小说又似乎多了一层乌托邦色彩。

  范小青(以下简称范):梦幻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不让人抓住把柄。因为历史早已经支离破碎,早已经面目皆非。当我们以为自己在书写历史,并且以为我们是历史的主人,以全知的肯定的口吻去书写的时候,历史也许正在嘲笑我们。我说的这个历史,就是事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许多事情过去了,你就再也无法重现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了,即便是有记载,有传承,也不可能是纯粹的重现。但是人类总是在追寻历史的真相,总是要想还原历史的真面目,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都是胆战心惊的,所以我得用梦幻、用游戏来掩盖对于历史的无知,来表达对于历史的敬畏。

  傅:我感觉小说包含了一种后现代的意味。后现代主义一个重要特点不就是拼贴和重组么?吴正好做了一个或几个梦也好,还是在现实中经历了很多离奇故事也好,他都更像是在梦里完成了一个拼图游戏。那样,会不会把一个严肃的主题游戏化了?

  范:拼贴和重组是写作中自己对自己的改变文风路径的要求,是自我否定的结果,如果它恰好和后现代吻合,那当然很好,但是我的写作很少学习别人,正如许多影视剧中会注明“以上情节,纯属虚构”,哪怕真的是后现代,那也是属于我自己的,属于我一个人的后现代。

  最后的消解和淡化,是我有意为之的,我觉得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写,历史中的隐痛和深忧都不会消解和淡化。

  傅:你似乎有一种独特的禀赋,即使写一个悲剧故事,也能写出喜剧色彩的。你像是在写小说的同时,能跳出来看自己写的小说。

  范:是的,我在写小说时,有时候会跳出来看自己写的小说,所以经常会“作”,作妖,作怪。在悲的时候,用喜剧手法;在喜的背后,掩藏悲情;在激动的时候,戛然而止。其实从《赤脚医生万泉和》开始,到《香火》,再到《我的名字叫王村》,都是一直在采用这样的处理,《灭籍记》也是。

  傅:当然,小说即便是写梦,也得符合某种内在的逻辑,这样才有说服力。另外,第二部分里写郑见桃没怎么费劲就拿到自己档案,这个情节也颇有其离奇之处。因为在大多数人的感觉里,档案似乎都应该是藏在自己看不见或接触不到的地方。

  范:档案个人拿到拿不到的问题,也有一个时代性。在早些年的时候,如果碰到特殊情况,确实都有档案交给本人带走,转交给新单位这样的情况存在。当然郑见桃是骗取档案,所以我设计的管档案的人是个书呆子,很老实,根本不可能想到郑见桃会伪造校长签字,所以郑见桃才顺利地骗走了档案。

  任何的离奇,都应该是从现实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如果现实的泥土中没有离奇的种子,那离奇它就长不出来。如果泥土里并没有,它却长出来了,那可能就是写作的失败。

  傅:一般来讲,作家写作比较强调要有感觉。那是不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有想法也非常重要?

  范:其实我自己在重新读《裤裆巷风流记》的时候,被它的纯朴和干净所感动,但是我再也回到那个纯朴和干净的写作中去了。并不是说《裤裆巷风流记》里没有思想,但是它的言外之意确实不多,简简单单,干干净净,有一种纯粹的感觉,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感觉”。

  我以前曾经写过创作谈之类的文章,说自己很害怕思想,我说的是实话。事实上在写作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重视思想的,我认为故事和人物中自然会有思想。这个观点也许并不错,但是不能误认为因为故事和人物都会自带思想,所以写作者就不用思考。故事和人物自带的思想,其实说到底还是写作者赋予的。

  想法当然重要,没有想法,你就不知道你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你甚至不知道你要不要写作,你的写作就没有方向,你的第一个字、第一句话写出来,也许就是无意义的,或者是不新鲜的。

  想法很重要,但是想法怎么从作品中呈现出来,同样重要。

  傅:要说奇思妙想,具体到小说情节,郑见桃的初恋王立夫被下放到长平县九里乡,在那里的小学带孩子念宋词,先是郑见桃找到了这里,若干年后,吴正好也寻访过来,发现这里的人们能凭背诵宋词到市场上享受优惠服务,也算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构思。这个情节,要做一点延伸的话,会让人很感欣慰,原来传统文化也能有这样直接的现实功用。这是你想象出来的,还是有现实依据?

  范:这个情节没有现实依据,纯粹是想象出来的,是根据人物的设定和时代生活背景想象出来的。至于传统文化的直接现实功用,这是用的反讽和调侃,事实上可能性不大。但是也许作者内心隐藏着对这种不可能的期望,所以才会设计这样的情节,所以说,这样的情节虽然纯属虚构,但是它同样生长于现实的土壤。

  傅:中国小说是重感觉,轻哲理的。有这么一个背景衬着,《灭籍记》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一般说来,哲理或哲学偏抽象,小说或叙事则偏具体,两者看似不能兼容,该怎么把它们像博尔赫斯说的“水消失在水中”那般融合在一起呢?

  范:这个问题,我想用小说中的两个人物来回答。一个是郑见桃,年轻时丢失了档案,只能靠偷别人的身份活下去,那时她如果要找回自己,她就得坐牢。后来,她老了,时代也变化了,她如果找回自己,不会坐牢了,但是她就得饿死,一样还是不能找回自己。就是因为一份档案、一张纸,她一辈子不能活成自己,最后她冒充自己的嫂子住进养老院,这么荒唐,难道没人发现吗?真的就没人发现。

  另一个是郑永梅。一个不存在的人,却因为有了许多证明他存在的纸,他就存在了,分明没有任何人见过他,但大家都相信有他。郑永梅不存在的大学同学,在多年以后的同学聚会上,纷纷漏洞百出地回憶郑永梅。

  我们再去生活中看看,如果你在几十年后参加同学聚会,听到一个陌生的名字,而且别人都纷纷议论他,你会感觉自己记性不行了,而不是怀疑根本没有这个同学。

  活生生的人,需要一纸身份证明自己的存在,而一个不存在的人,却一直依靠身份“活”在世间。这种荒诞的书写,并不是来自于荒诞,而是来自于生活的真实,就是水融于水。

  傅:一般说来,越是哲理性的小说,越是要体现作者的理念,作家也越是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代言人”,比如某些边缘人、痴人、畸零人或类似特点的人物,总之是比较另类吧。相比而言,这部小说里的吴正好是特别正常的。要说这个人物有不寻常之处,倒像是更在于,你给他安排了一个特别适合做白日梦的职业。

  范:吴正好的职业其实和这个小说关系并不是很大,因为吴正好就是一个很正常很现实很真实的人,吴正好的出现和进入故事,是实实在在的。他谈对象了,要结婚了,可是家里住房条件很差,他有点犯愁。他得把去世的爷爷奶奶的房间打扫干净腾出来,结果无意中发现了他父亲小时候被亲生父母送与他人的一张旧契约。这张契约让一无所有的吴正好嗅出了一些特别的味道,在他的穷追猛打之下,终于得知,他嫡亲的爷爷奶奶是大户,有大宅。这是事实,书上都有记载。吴正好就异想天开了,如果找到祖宅,他还愁什么?终于,经历了种种艰难的奇异的遭遇,吴正好找到了他的亲爷爷郑见桥。被吴正好找到的郑见桥,他的名字,存在在一块墓碑上,他的肉身已经是一堆灰,在土里。

  小说写到这儿,始终还是在现实的范畴中行走,虽然其中穿插许多不太清晰不太确定的细节,但是总体上,吴正好寻亲、然后寻房是真实的,出于真实的目的,想要达到真实的结果。只是,从真实的愿望出发,却出现了别样的结果。这可能就是白日梦的效果。

  傅:我念叨这几个名字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像吴正好,“吴”通“无”,这个名字寓意也就是“无正好”。郑永梅就不用说了,永“没”么,这的确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是大家虚构出来的。再譬如说,叶兰乡这个名字,你虽然没做多少发挥,但我就会想到叶兰,不就是夜郎嘛,所以这个名字也似乎带有点乌有之乡的意味。反正相比你之前的小說,《灭籍记》在人物取名上是很有讲究的。

  范:有几个人物的名字,确实是有讲究的,如你说的吴正好、郑永梅,另外还有郑见桃。因为从前的传说中,有桃树和鬼的关系,说桃花是血红色的,鬼特别愿意住在桃树上。这就是说,我写的郑见桃,没有身份,不存在,像鬼一样。叶兰乡我倒没有特别的用心,经你这么一说,倒好像我是无心插柳了,呵呵。

  傅: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小说分三个部分,外加一个尾声。要我没判断错误的话,该是用了三个人的视角,但都是用的第一人称。不过,虽然是不同视角,但从叙述语调上看,却没有突出个性,反倒是比较一致的。这是有为之的吗?

  范:你看得很准,三个人虽然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视角,但是叙述语调没有突出个性。这是一个问题,我自己是知道的,即便不是有意为之,至少也是惯性使然。因为在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我好像特别迷恋“好玩”。前不久我还写了一篇关于《灭籍记》的创作谈,题目就叫《“好玩”的背后》。好玩的故事承载历史的命运,“好玩”的背后是对现实的剖析和生存的思考。

  我在创作谈中说:“先自我反省一下,这种好玩的心态是怎么演变来的。这就要说到世界,说到生活,说到我们所处的时代了。我曾经在2016年的某段时间,几乎在同一天里,接收到三条内容,一是诺贝尔文学奖给了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接下来假新闻不断、真假新闻混淆);二是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同台演讲被恶搞成情歌对唱,还是粤语版的;三是我们记忆中印象非常深的地道战中鬼子进村那段音乐,原来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乐中的片段(至今不知真假)。

  世界变得很有趣,变得奇怪、无厘头、好玩,但绝对不是简单的傻傻笑那种好玩,是暗含着错综复杂内容的不可捉摸的有趣,是有着特殊分量的奇怪,是让人感叹沉重的好玩。

  在这样一个时代写作,写的又是时代的故事,我们已经无法用从前的一本正经的老眼光、老观念去看待、去提升,我觉得自己已经‘回不去,回不到一本正经的状态,已经无法不追求‘好玩了。”

  这样的心态,直接影响了写作,以至于使不同人物的叙述都成了同一个调调,作者的“自我”太强,没有遵循人物性格特定的艺术规律。

  傅:我们知道现代小说比较强调作者消失在文字背后,从这个角度,这样的叙述话语有点反常规。所以想问问,你怎样看待作者在小说叙述中的位置?

  范:没有刻意去写一个现代小说,所以在写作中并不是时时想到现代小说应该是怎样的,我这样写是不是就不像现代小说了,所以作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跳出来说话。这是因为作者沉不住气,急于表达主题,直接表达主题。这是写作的不足之处。至于作者在小说中的叙述的位置,每个作品都不一样,根据内容和主题来决定。

  傅:小说耐人寻味之处还在于,吴正好亲生父母寻找吴正好,却意料之中又像是意料之外地错过了。这个情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其实是吴正好自己说出来的。那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而第三部分,乍一看像是一种幽灵叙事。总之这部小说给我感觉,在情节设计上有不少耐人琢磨的地方。

  范:不仅仅是吴正好亲生父母寻找吴正好这个情节,还有好些内容,都是由吴正好说出来的,比如吴永辉的养父母当年进城以及收养吴永辉的事情,比如吴永辉十四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等等。也就是说,除了三个部分三个人的视角外,还有一个全能视角,这个可以理解为是吴正好在寻找中发现的,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刻意跳出这三个固定的视角,作出的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叙述。

  傅:就我的阅读,你是很少写父女或母子关系的。

  范:是写过好些父子关系,就像我对自己一直反复书写“寻找”主题一样,我也经常提醒自己,不能老是写父子似兄弟这样的意思。但是提醒了没有用,写到那儿,这种情感、这种需求又顽强地冒出来了,又强行地进入了。我无法从理论上解析这样的情形,人的脑力和心意,都是很奇怪的东西,甚至是不可捉摸的。但是我想,既然你今天提了这个问题,我会去想为什么的。

  傅:叙述是很考验作家写作功力的。我就想,在赞许你写作洗尽铅华的同时,会不会也有读者认为你偷懒了,毕竟从你早期的作品看,你也是擅长叙述和描摹的。当然话说回来,像《香火》这样的小说,我觉得特别适合用简要的对话来表达禅意、禅境。至于《灭籍记》呢,我也不太能想象,要比较多地展开叙述,会是怎样一个面貌。

  范:我写小说一直喜欢用对话,感觉对话的魅力抵挡不住,所以会没有节制,对话泛滥,很享受也很得意对话的过程。基本上对话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但是所有的对话组合起来的作品,却是荒诞的,不确定的,不真实的。

  就像织一张大网,每一根线都是实实在在的线,但是织出来的那张网却是虚幻的,似有似无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任由自己的兴致,正如你说叙述是很考驗作家功力的,因为迷恋对话,叙述功力大减,我正在警醒。

  傅:换个角度看,你近几年的小说融合很多流行语、网络热词,还有一些民间俗语,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城市新书写的一个表象?要是大量用方言去写这一城市的重要部分,反倒有些不合时宜了。

  范:我早期的写作中方言用得比较多,后来渐渐地少了。事实上现在说苏州话的人也少了,即便同是苏州人,只要不是十分的熟悉,碰到一起可能也都说苏州普通话。当然,小说中方言的减少,不完全是时代变化造成的,同时也是自己写作上的变化,感觉有许多自以为深刻的意思,感觉如果用了方言,可能会减弱——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过程中的体会。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开始大量使用方言,那说明我的想法和感悟又变化了,也许用方言传达现代意义,是更高级的一种手段呢。

  小说中的一些流行语、网络词,是根据小说的时代背景和人物设置而来的。我近年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写当下城市的年轻一代较多,他们应该是流行语和网络词的主角;民间俗语的使用,既和人物身份有关,又是地域文化的影响,即便是外来的年轻人,在苏州工作和生活,时间长了,也会受到低调不张扬但却很顽固的苏州文化的影响。

  傅:你的写作有一个大的路径或场域。你不是那种过于依赖个人经验的作家,也不是那种找到一个“邮票般大小的地方”深挖的作家。你显然是能走出圈子实实在在感受生活的。

  范:我的写作面看起来比较宽,有关民生的,什么事什么人都写,但其实还是窄的。你看我基本上没有写过知识分子、文化艺术人士,即使写也只写其中的一两位老年人。干部写过一些,但不算多。所以,在拓展写作面上,我还是大有可为的,呵呵。

  深化写作主题,这是我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在努力着的。

  傅:可否以你的经验说说怎样让自己年轻,并一直有趣?

  范:首先一个,年岁是长了,不是渐长,是来得很快,那是我自己的。但是名声和地位这两样东西,也许在别人看来,它们在我身上有所附属,当然也许他们看到的是假象,只是无论有否,那都不是属于我的。所以,在我的内心,我一直是那个跟随父母从城里下放到农村的无知懵懂的女孩,世界在我面前,是那么的新鲜,那么的神奇。我的内心,是那么的好奇,那么地渴望学习,那么地喜欢和农村的小姐妹一起劳动一起玩耍。

  现实生活同质化,网络虚拟世界也无趣,但是艺术的魅力(必须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艺术)永在。无论是欣赏别人还是自己写作,我的乐趣在于新鲜。比如我喜欢追剧观影,而且爱好泛滥,什么样风格的都喜欢,但是也有个毛病,就是同类型的电影和电视剧,短时间内不会多看,看过一两部两三部,即便又有再好的,也暂时不看了,要换口味了。

  我的写作也是如此,不能让自己腻味。

  假如自己没腻味,别人倒腻味了,那就只好说声对不起了。

  范小青 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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