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杀掉你们所有人！”

　　那些在工作中负责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确保人们的日常生活顺利进行的人，常常受到威胁或是成为暴力的受害者。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一些相关人士向我们讲述了他们亲眼所见的故事。

　　“挑衅我们成了一项全民运动。”

　　克里斯提安·德克尔特，40岁，18年来一直是长途列车乘务员

　　他几乎没有一天不被侮辱，也几乎没有没听过的脏字儿。“屁眼儿，蠢蛋，纳粹——这些咒骂都是家常便饭。”德克尔特说，“如果列车晚点，或者厕所脏了，人们就会爆发，因为他们在赶时间，或者只是因为他们没睡好。”

　　在他验票时，有个人朝他吐了两次口水，一个逃票者撞了他，另一个打了他。德克尔特知道他的同事中有因为提醒乘客注意车内吸烟禁令或是拴狗义务，而被人扔包、捶肚子、持刀威胁或是打得送进医院的。

　　他说：“有时候我会觉得，人们已经不认为乘务员是个人了，而是供厌世的他们发泄的玩物。”

　　去年前九个月，针对德国铁路公司员工的人身伤害案件共有1981起，比2015年全年还多。“挑衅我们成了一项全民运动。”德克尔特说。约1/4的乘务员常常在工作时感到恐惧，约一半乘务员“感觉很不好”，只有1/10的乘务员会不假思索地独自执行任务。

　　乘務员德克尔特

　　德克尔特认为，每个乘务员都应该在口袋里放上一管自卫凝胶。“我是一定会随身携带的。”迄今为止他还从未自卫过，但有次一个人发起争吵时，他大声回应了。在列车由于碾压造成人员伤亡事故而暂停行驶之后，一个乘客朝他高声怒喊道：“我才不管发生了什么，你得确保列车继续前进！”德克尔特朝他回吼道：“如果死的是你老婆，你就不会这么想了！”那之后，那个男人半个字都没再说过。

　　“我们已经习惯了得不到感激。”

　　一位想保持匿名的急救科医生

　　那是2019年1月1日8：39，一位急救科医生发表了一条推特：“亲爱的醉汉（和其他）施暴者，我真是受够你们了！我们风雨无阻半夜赶来帮助你们，不管你们是谁，也不管是因为什么破原因。我们是将你们拉出泥坑的人，不管你们醉得多么不省人事，吐得多么脏污不堪。”

　　紧接着他发布了第二条推特：“当你们因自身呕吐物窒息，或是你们不管是出于疏忽还是故意吃错了药或是过量服药时，我们是给予你们生命的人。当你们在迷醉中伤害到自己时，我们是照顾你们的人。”

　　第三条推特：“我们被和你们捆绑在一起，无法出现在其他需要照顾的病人身边。我们已经习惯了得不到感激，习惯了你们即使生命垂危却仍不想去医院。”

　　第四条推特：“习惯了你们不听医生建议从急救室或医院消失，不久之后却再次撞伤。你们对我们的侮辱也已成为家常便饭，但是当你们开始攻击我们的急救员时，我的忍耐终于到了头。”

　　就在他发表推特之前几天，他还不得不和一个汽车司机吵架。“那个年轻的男人衣着体面，开的也是辆好车。”那个男人生气是因为他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无法从停在路边的救护车旁边驶过。“他下了车，马上开始叫骂，说我们是蠢蛋，说他得通过这里，现在马上就得通过。”这位医生叙述道。这是不可能的，他和同事必须赶往街上的一栋房子实施急救。而这位汽车司机显然不想理会这些，他继续叫骂着。

　　一名急救科医生

　　行政官员鄂尔德曼

　　伯恩市政办公大厅中的紧急呼救按钮

　　他们急救的那个女人生命垂危，这位医生需要对她做人工呼吸。当时，她的一个邻居进屋用手机进行拍摄。医生提醒过他两次不要再拍了，最后表示要将他赶出房间，他才不情不愿地走了。当医生和同事将女人抬进救护车时，那个邻居站在窗口，还在拍摄。

　　医生的推特以感谢警察结尾——“他们曾真正救了我的命。”最后还发出呼吁：“每个人都可以做点什么：通过刚正不阿、减少冲突，或者仅仅是不要让自己表现得如同一个傻瓜。请你们互帮互助，让急救人员顺利完成工作！”

　　“我说的并不是有人叫我‘蠢猪，这种话我都当作没听到。”

　　安科·鄂尔德曼，49岁，23年来在波恩市的不同政府办公大厅工作

　　这位在市政机关办公大楼工作的接待员坐在由钢化玻璃围成的面积4*4米、高2米的小房间中。它是在一个男人将电话扔到这个女人身上，试图爬上柜台的事件发生之后建成的。自2017年起，大楼里出现了巡逻的安保人员，以更好地保护为市民服务的公职人员免受威胁和暴力的侵扰。

　　安科·鄂尔德曼在服务中心签发证件、犯罪情况证明书和认证书，一天能服务50名客户。她说：“人们更容易暴怒了。我说的并不是有人叫我‘蠢猪，这种话我都当作没听到。”

　　人事顾问齐美尔

　　科隆就业服务中心的抽屉

　　消防队指挥员赫尔曼

　　去年，一个年轻的男人在她面前勃然大怒，因为她不为和他同行的一个未获父母许可的未成年女孩签发旅游护照。他青筋爆出，狂吼了她好几分钟，并威胁说“我要杀掉你们所有人”。一个同事叫来了保安，把他赶了出去。

　　在很多公职人员的办公桌上都安装了紧急呼救按钮，可以立刻报警。在一栋行政大楼，访客必须在入口处接受手持式扫描仪的检测。这次攻击发生后，安科·鄂尔德曼有一周时间都没法再在公共场合工作，她太害怕了。之后很久，她都需要别人陪伴才敢在下班后离开办公楼。但现在她又找到了工作的乐趣：“我不想让这么一个人破坏了工作的心情。”

　　“我们建议员工不要在办公桌上摆家人照片，还要把打孔器和剪刀收起来。”

　　戈尔德·齐美尔，60岁，德国服务行业工会成员、科隆就业服务中心人事顾问

　　我们拥有你能想到的所有类型的客户：失业者、单亲妈妈、无法再拿到订单的独立手工业者……大部分人都很高兴我们能帮助他们。但是我们也会接待一些对我们怀有恶意的人，比如那些必须公示他们个人资产状况的人。

　　不止一次有客户对我们说：“我知道您的孩子叫什么，在哪里上学。”现在，我们建议我们的员工不要在办公桌上摆家人照片，还要把打孔器和剪刀收起来，以防被人当作武器。员工代表会正在争取为每间办公室设置一扇通往其他办公室的门，作为逃生通道。

　　不久前，我的一个男同事被打了耳光，一个女同事被残酷殴打，受了重伤，留了疤痕。那之后人人自危，有人要求公司的每个员工都办理小型武器持有证，好在这个想法不久就被否决了，因为拥有武器的人也会危及自身，或是自己也可能成为凶犯。

　　2018年，仅仅在科隆，我们就发出了61次“逐客令”，命令惹事的客户离开；我们的同事因和客户发生冲突后心理负担过重而发生的交通事故多达40次；在社交网络上，我的同事们也遭到了恶意中伤，甚至被爆出真名。

　　“我们记录下这些车的车牌号——全部30辆车，然后报了警。”

　　特奥·赫尔曼，61岁，默费尔登-瓦尔多夫志愿消防队消防指挥员

　　特奥·赫尔曼打开桌子上那份厚厚的文件读道：“任务36，日期2017年3月15日，任务开始时间16：29，任务结束时间18：04。”他说，这一天他永生难忘。

　　公交车司机米勒

　　下午警报传来，5号高速公路，达姆施塔特方向，一名工人从五米高处摔到格拉芬豪森桥上的一段被封锁路段。我们有四辆车有幸逃脱拥堵，刚开始汽车司机们让出了一条救援通道，警车开过去了，我们小小的主救援车紧随其后。但是不久就有些耍滑头的司机开始尾随这两辆车，后来当然就变得谁也走不了了。所有人都堵在那里，我们乘坐的大救援车也不例外。我们后面是急救医生，被堵在了距离事故现场800米的地方。医生下了车，来到我们面前说：“我没法前进了！”这样，我们也下了车。

　　我们的消防员双手拿着各种医疗器械——心电图机、除颤器、急救箱，和医生一起奔跑起来，而我来到那些汽车司机面前，询问他们是否可以让出通道。我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别使唤人！”“别显得自己有多重要似的！”我当时恨不得扯他们的耳朵，但如今这样做不合适了，因为肯定会有人拍下这一切上传到脸书上。我和一个同事记录下这些车的车牌号——全部30辆车，然后报了警。

　　不幸中的万幸是，当时路上有另一位医生正好看到了事故发生，马上调头，并对伤者实施了急救。来自法兰克福的直升机也很快就到了。这个快50岁的男人摔断了胸腔、肋骨、手臂、双腿和几乎你能想象到的能摔断的一切。半年过去了，在出院并做好了康复之后，他又来到了我们这里，向我们表示感谢，尽管我们当时到得太晚了。我们的救援人员抵达的时间比预计晚了半个小时。

　　“我当时只顾着躲避对方的拳头，忘记按下紧急呼救按钮了。”

　　贝恩特·米勒，60岁，在维斯提施有轨电车公司（Vestische Strassenbahn）做了35年公交车司机

　　我在从雷克林豪森开往赫尔内的公交车上。那是去年夏天的一个周六中午将近12点，我在跑最后一班车，半小时后我就下班了。我在“赫尔内运河桥”站停车后，有三四个乘客上了车。最后上车的那个男人大概和我同龄，体型也差不多，可以说看起来很普通。他把20歐元纸钞放在收款台上，然后看着我。

　　我问他：“您想去哪里？”我不知道他是想坐到需付2.7欧元的终点站，还是只需付1.7欧元的短程票价。

　　那个男人回答道：“到赫尔内，你个要饭的。”

　　我说：“别着急，别着急，消消火。”

　　那个男人拿起那20欧元纸币，按到我的脸上。

　　我说：“不能这样，你给我下车！”作为司机，我有权这样做。

　　那个男人怒吼道：“你想做什么？”然后他开始用拳头揍我，感觉大概有5分钟那么久。我的嘴唇开始流血，我冲其他乘客大喊道：“快报警！”这使得那个男人更加愤怒，拳头也下得更重了。

　　马提亚斯·巴尔齐　菲利克斯·博尔　乌韦·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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