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一块废铁，看不出未来的形状

　　《读书纪闻》抄

　　在现今的读书人里，读书广、腹笥厚，文章又写得端庄雅致的，并不多见，吕大年算是一位。遗憾的是，吕先生吝啬笔墨，能读到的，不过是前几年一本薄薄的《替人读书》，再就是眼下这本《读书纪闻》了。仍然是笺笺小册，总共收文五篇，除关于《通鉴》胡注的一篇，均与作者留心日久的“人文主义”有关。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的《人文主义者论教育》。

　　此文是读同题书的笔记，原著收有四篇十五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文章，拉丁文和英译对照。笔记选介了其中的三篇劝学长文，内容皆是教导后辈如何养成为人处世的格调和风度，凡需引用，翻译即由吕先生自任。我说感兴趣，并不是自己对此文有什么话要讲，而是觉得其中很多言论，今天读来仍然深富启发，愿意抄下来与人分享。

　　决意抄，还因为在介绍三个作者为什么连篇复述古人的文字时，文中讲到了原因：“印刷术发明、推广之前，许多在今天属于书籍、词典的功能，要由人来担当。三篇文章作于1400年至1460年之间，古典知识大都储备于个人，古人的思想、事迹，尤其是著作里的文字，复述一回，就等于传布一回，复述再三则传布再三，并不是劳而无功的事情。”今非昔比，出版印刷现在早已泛滥，仿佛用不着再通过复述以广传播了。但泛滥也有弊端，很多好文字会湮没在嚣烦里，那么，抄一遍也不是非常多余的吧。

　　选介的三篇文章都谈到拉丁文的启蒙教育，其中一篇说：

　　不仅高年级的艰深课程应由最好的教师传授，基础知识也应如此；讲授的书籍也不可任意选择，而应是大家之作。马其顿国王腓力浦要亚里士多德教亚历山大识字；古罗马人的子弟入学开蒙即读维吉尔。两者都是明智之举。

　　不是每个人都有亚历山大那样的运气，无论哪个时代，对任何学习来说，遇到最好老师的概率都极低，能做的，大概只能是“以特有的小心（with the proper care）研读最伟大的心灵留下的伟大的书”。“在这种研读中，较有经验的学生帮助经验较少的学生，包括初学者”，阅读水准有保证，眼界不断提高，哪一天心灵福至，能够帮助我们的较有经验者，或许会在不经意间出现？

　　一段时间以来，我对某一领域的书籍比较关注。偶然的际遇，我有机会见到这一领域素所敬仰的一位老先生，并可以当面请教。为了准备这次见面，我整晚辗转反侧，试图能否找出一点独特的心得。数点完毕，不过一两个问题而已——我就此知道了自己这方面的程度。见面时，问题开启了话题，此后主要听老先生谈轶事，说掌故。匆匆一晤，回来再读他的书，老先生的举手投足就浮现在眼前，他那特别的讲话方式也不断在耳边回响，阅读的收获比以往丰富得多。

　　前面一段话没有引完，被我打了个岔。文中要说的，主要是下面的意思：

　　幼年所学，根植必深，日后去除也不容易，如果开蒙之初即熟记嘉言懿行，学生会终生遵从，奉为师表。反之，如果开蒙所教有误，之后则须花费双倍的功夫：先要根除谬误，然后再教授真知。蒂莫西是古代著名的音乐家，因为在西塔拉琴上加设琴弦并且提倡新的弹奏法，被迫离开斯巴达。他教琴，学生如果以前跟别人学过，收取的学费比没学过琴的学生要多一倍。

　　无独有偶，宋代陈旸的《乐书》里，也记载了一个音乐家的故事。康昆仑善琵琶，号“第一手”。唐德宗称美，段善本却不以为然，说他“本领何杂，兼带邪声”。康昆仑叹服，德宗欲令从学，段善本却说：“且请昆仑不近乐器十数年，使忘其本领，然后可教。”当然，康昆仑不负所望，“后果穷段师之艺矣”。较之蒂莫西的故事，“昆仑琵琶”更近传奇，但二者都说到旧习难除，提示教育不能不慎始。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大学时学人作文，完成后自己检查，发现满篇教材腔，不禁冷汗淋漓，不知自己该如何收拾起。后来读到爱因斯坦引过的一句话，才获得一点隔了岁月的小小的安慰：“如果人们忘掉了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每一样东西，留下来的就是教育。”

　　越过数页，又有一段文字谈到读书：

　　如果以为自己的学问将来无须证明，读书就会粗心马虎，不求甚解……如果想到当下所学就是来日所教，经眼的文字就不会有一处不留意，一处不推敲。每一件可能被问到的事情，他都会先跟自己商量一遍，尽力议论出一个究竟。要是能够对人讲解自己听过的课程，作为练习，则是最好不过。正如昆体良所说，教授你学到的东西，是最快的进步途径。

　　有一个问题大概用不着强调，这里所说的读书，当然是指读各类经典。古人没那么迂腐，不会真的以为任何字纸都值得反复研读。勾起我兴致的，是文章里倡导的以教律读。《学记》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敩学半，其此之谓乎。”张文江老师这样解说：“教师一半是教，一半是学，学生一半靠旁人教，一半靠自己学，这就是‘敩学半。在教学的两方面中，教的主导在学，学的主导在教。好的教师永远把自己当学生，而学问的有些至深之处，只有当了教师才能学会。”十五世纪的人文学者，居然把“教”前置到了学习过程中，比较罕见，似乎可以作为《学记》这段话一个拓展性的补充。

　　书里有一篇《佩皮斯这个人》，介绍那个在日记里坦白无隐的老伦敦，很有味道。临近文末，交代《佩皮斯传》的作者克莱尔·汤姆林，只寥寥几笔，一半篇幅却是：“（她的）丈夫叫迈克尔·弗莱恩（Michael Frayn），剧作家。他的话剧《哥本哈根》，译成汉语，已在北京多次上演，也非常好，值得一看。”这个剧名平实的作品讲了些什么，下笔不苟的吕先生竟如此揄扬？

　　1941年，海森伯访问被德国占领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并与玻尔会面。其时二战正酣，核裂變应用于军事的可能，早就成为战争双方的关注焦点。玻尔和海森伯的研究领域与此密切相关，却分属两造，海森伯甚至还是其中一方的首要人物。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这对物理界的名师高徒，究竟在会面中谈了些什么，一直众说纷纭。弗莱恩的话剧给出的，是他对谈话内容的猜测。《哥本哈根》据我所知有两种汉译，较早单行的戈革译本印制有限，颇难寻觅，多年前，我曾专门跑到出版社的门市部购买。这次想找出来翻翻，却遍寻不获。只记得当年阅读的时候，曾感受到简劲对话背后波澜壮阔的历史消息，内心激荡不已。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谈到经典的西方史学名著，以十本为限吧，准漏不掉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不过，这本书太厚了，较早出版的汉译本是节选的，也有将近八百页。近年出版的全译本，竟然有六卷，每卷近五百页。这么厚的书，又涉及较陌生的历史和很艰深的理论，想到要阅读，都觉得困难。因为这个困难，打算早一点亲近吉本，真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吉本还有一本薄薄的《自传》，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文字也浅近一些，可以让我们提前了解一下他的人生经历。

　　1737年，吉本出生在英国。因为体弱多病，他早期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的知识，大多是自学得来的。吉本十五岁时，父亲送他到牛津大学读书。因为老师“只记得薪俸，不记得职守”，加上他在一些问题上的特立独行，十六岁时，吉本就离开了牛津。为了补救，父亲把他送到瑞士洛桑，让博学多识的帕维雅先生重新教导。

　　遇到帕维雅，是吉本的幸运。在《自传》里，吉本提到了这种幸运：“我那可敬的老师有灵敏头脑和谦逊精神，能够懂得他可能有助于我到什么地步。一经发现我的进展超过他的速度和尺度，他就立即识趣地让我自己发挥才能了。”一个细致观察学生的学习进度，并在学生进步迅速时立即调整原先的教学计划，让学生自主进步的老师，当然是好老师。正是在这个老师的引导下，吉本进入了飞速进步的时期。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这个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开头就有点神奇。吉本用互译的方式学习两门外语，操英语的他把拉丁文译成法文，等拉丁文的词句全部忘记了，再把法文的译本回译成拉丁文，并将拉丁译文与原文比较同异。这样下来，吉本居然掌握了“至少一种正格的文体”，也就是说，他至少学会了一种正确而优雅地使用学习过的外语的方式。不过，虽然吉本愿意向人推荐这个略显奇特的学习方法，但这方法大概不是适应于任何人的。我有个朋友，曾经根据这个方法，联系英语和汉语互译，持续了大约半年时间，却并没有取得想象中的快速进步，最后只好放弃了。当然，吉本的成功和朋友的失败并不表明这种学习方法的有益还是无效，只说明了不同的学习方法适应于不同的人。

　　在这段回顾里，吉本重点提到了对经典的精读。精读经典几乎是每个喜欢读书的人都会经历的过程，也是学习过程必不可少的一步。吉本从学习拉丁文入手选定了西塞罗，“勤奋、愉快地”阅读了他的全部书信，欣赏西塞罗语言的优美，呼吸到他文章里的自由精神。沿着西塞罗启示的方向，吉本还从希腊文读到了色诺芬——这个在当时还被严重忽视的作家，觉得他们“有许多高明的教训可以应用于公私生活上几乎任何一种处境”。吉本不但从精读经典中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作家、学到了知识，还看到了这个知识实践应用的可能，从而变成对自身有益的、活生生的东西。这一点，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的。

　　读完了西塞罗的作品，吉本扩大了自己的精读范围，制订了严格的读书计划。按他在文中列出的历史家、诗人、演说家、哲学家的范围，他几乎阅读了所有重要的拉丁文作家。在阅读过程中，他耐心地解决书中的难点，并写下了自己的阅读心得。精心地阅读一部作品，并有意识地形诸文字，是良好的读书习惯，可以帮助整理自己读书时的感想，也能锻炼我们的写作能力。吉本的笔记，很多就成了他后来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素材。

　　即使天才如吉本，也不是每一个读书计划都能够贯彻执行，他读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就有点半途而废的样子。更难堪的是，跟没有读完《伊利亚特》却为以后的希腊文学习打下基础不同，吉本的数学学习简直是个失败的经历，他很快就放弃了对数学的学习，甚至还为停止了这一学习而感到庆幸。我们不必急于判断吉本的这种放弃是对是错，只要认识到，这是他认真思考了自己的天赋之后的选择，这个选择在很大意义上造就了作为历史学家的吉本。

　　在谈论精读的过程中，吉本插入一段，提到了他的朋友韦尔登，他“每逢有一种思想，写一篇文章，都是立即就告诉他的；我和他，对我们共同研究的题目，一起享受了自由谈论的好处”。这就是和朋友分享的乐趣了。学习时有朋友互相砥砺，进步就快一点，从中获得的快乐也会多一点。《学记》里提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孤陋寡闻，就是因为独自学习，享受不到“自由谈论的好处”。吉本在独自学习希腊文时，正因为没有朋友交流，缺乏帮助和竞争，因而阅读的热情渐渐消失了。

　　提到跟朋友交流阅读心得的快乐，再看吉本的这段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他“勤奮、愉快地”阅读西塞罗，还会看到，吉本在勤奋学习的过程中，几乎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快乐——“我又以耽读最优秀作家的作品而获得更大的悦乐”，“我很高兴地看到了荷马的真实形象”。这种发自内心的欣喜，是因为吉本对这类学习充满了兴趣，因而学习时一直兴高采烈。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对任何学习来说，兴趣都是最好的老师，它能抵消阅读的辛苦，扩大心灵的容量，从而让学习者收获独一无二的幸福。

　　吉本在《自传》里还提到了很多有益的学习方法，有些可以学习，有些则是无法效仿的。而阅读这篇小文章和读《自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模仿吉本，而是要看到，吉本如何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这些方式有的适应于每个人，有的或许只适合吉本自己。就像文章中说的，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从阅读西塞罗“所得的称心之处，判断自己长于什么”，并在阅读中“用心吸取最投合于自身的思想和精神”。如果能够借读吉本的机会知道，我们也应该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学习道路，那就是最好的收获了。

　　普鲁斯特的书房

　　即将离开学校的一个冬夜，偶尔翻开《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我很快被这本传说中沉闷冗长的作品吸引了进去，伴着呼啸的风声，读了整整一个晚上。极度敏感的普鲁斯几乎摄取了生活之流的全部信息，并用细密绵延的文字无漏无余地展现了出来。这次阅读经验让我确信，有一类天才不需要经过常人必经的学习时代，他们可以免去阅读阶段，不用身历写作的阵痛，只要把自己感受到的写出来，就是伟大的著作了。

　　未经检验的确信毕竟是靠不住的。安卡·穆斯坦的《普鲁斯特的个人书房》（邓伯宸译，立旭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2月版）表明，我上面的猜测不过是出于无知，毫无疑问，《追寻逝去的时光》的作者是个勤奋的阅读者。

　　在《书房一角》的序里，周作人说：“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颠出一点斤两来了。”照这个说法，未经邀请去参观别人的书房，便略有窥探隐私的嫌疑，不免显得冒失。或许西方人不太有这样曲折委婉的心思，或许安卡·穆斯坦觉得《追寻逝去的时光》的作者斤两够重，书斋够大，用不着这么小心翼翼地忌讳，反正，她不但窥视了普鲁斯特的书斋一角，还把探寻的结果写成了一本书。

　　据尼采说，柏拉图枕头底下放着的不是哲学坟典，也非悲剧名篇，而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如此别有会心的发现，逼迫我们重新审视心目中早已定型的、眉头深锁的柏拉图形象，并借机检验自身的盲点。既然安卡·穆斯坦立意掀开普鲁斯特的书房一角，不管其动机如何，我们当然期待她能有尼采那样的“魔眼”，带我们看看《追寻逝去的时光》作者书房里到底藏着什么秘辛，以至于会孕育出那样的煌煌大著。

　　结果呢，不免有些煞风景，因为不论按什么标准，即使在汉语范围，普鲁斯特读的书都算不上生僻。他的阅读名单上，有在我们的读书界略受冷落的拉辛、拉斯金、龚古尔，有形象日渐褪色的圣西门、夏多布里昂、巴尔扎克、乔治·桑，也有名声居高不坠的波德莱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不过，耳熟能详并不代表了如指掌，如果没有穆斯坦那样对普鲁斯特和诸多作家的熟悉程度，大约很难辨别以上性情不同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如何一点一点地融进了《追寻逝去的时光》——而这，正是《普鲁斯特的个人书房》致力的目标。

　　不幸没有生在文化草昧初创的时代，普鲁斯特也不得不跟我们一样，被迫与众多经典作品生活在一起。“多则扰，扰则忧，忧则不救”，对一个有志于写作的人来说，丰富的阅读名单未必是什么好事，弄不好还会成为致命的伤害——伟大作者的鲜明个性会冲淡其自身的风格，甚至会让最终的作品驳杂不堪。对阅读深入细致、容易受别人影响的普鲁斯特来说，这一危险尤其显著。

　　“猛虎行步者，野豻不能行；狮子跳踊处，驴跳必致死。有福成甘露，无福乃为毒。”对一个懂得自觉用功的人，我们大概用不到替他担心。普鲁斯特仿佛深通中国古代所谓的“为己之学”，虽然性格稍显柔弱，但他的才华始终对准自己，从不旁逸。穆斯坦在书里简述了一个《追寻逝去的时光》里的故事——德·圣卢企图凭自己的学问赢得女性的青睐，以失败告终。她就此得出结论：“读书可不是调情的工具，而是一个人独处时为自己做的事情。”不管谁说出了结论，我相信，那个懂得“读书是为了自己”的，是普鲁斯特本人。

　　对普鲁斯特来说，阅读就是要“吸收他们，将他们化作自己的一部分，参与自己的创作”，因而不是为了“挂在嘴上，引述他们的句子”。普鲁斯特采用的消化和吸收方式，是仿作。他认为，只有模仿，才能净化那些伟大作家对他的影响，“把巴尔扎克或福楼拜的节奏以及他们的特质从他自己的体内清除掉”，进而让那些杰作透过出其不意的巧思，在新作品里再活一次。

　　谈论普鲁斯特时提到模仿，多少有些不合时宜。自扬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强调独创以来，模仿早就是一个不名誉的词了。扬格声称“姑且假定模仿者卓越无比（这样的人是有的），但他终究不过在别人的基础上有了可贵的建树，他的债务至少和他的荣誉相等”。以模仿为举债，大约还是因为写作者内心不够丰沛，未能具备普鲁斯特最为看重的转化和调整能力：“说到才气，乃至不世出的天才，与其说是靠优于其他人的才智及社会教养，不如说是靠将这些条件予以转化及调整的能力……才气云云，在于想象力的发挥，而不在于想象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上。”懂得转化自己阅读所得的普鲁斯特，像一个小提琴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调子”一样，最终创造了属己的语言，建立了自己想象中的世界。

　　这个创造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穆斯坦提示，在写作《追寻逝去的时光》之前，普鲁斯特已经写了不少文章，有一本未完成的小说，还有成千上万的笔记，但新作品始终找不到满意的形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普鲁斯特认为，不是自己缺乏意志力，就是欠缺艺术直觉。他为此苦恼不已：“我该写一本小说呢，还是一篇哲学论文？我真的是一个小说家吗？”以后来者的目光看，怎样为普鲁斯特的作品命名，甚至普鲁斯特如何走出了这一困境，都并不重要。要紧的是，这个寻找的过程提示我们，为自己千古无对的体悟寻找独特形式的过程，正是一个天才的独特标志。

　　咔嚓

　　读过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里的一段文字，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悵然若失。有一段时间，杨绛无法辨别平仄声，饱读诗书的父亲给她安慰或曰教导：“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后来“我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不是每个人都有杨绛这样的福气，在需要的时候恰好有合适的引路人。不巧如我，在知道自己无法分辨平仄声后徘徊了一段时间，因为无人可问，只好不太情愿地放弃了学写古诗的打算。又何止是平仄，大部分人仿佛天生就会的某些东西，偏就非常莫名地卡住少数一些人，要到时过境迁之后，他们才学会那个早就该会的什么，或者更无奈地终生与此无缘。不怎么走运的唐诺，在一本关于阅读的书里还忍不住感叹：“终于学会了棒球的正确打击要领，是在离开小学棒球队的三十几年之后；终于掌握到如何使用手腕准确投篮也是在离开高中挥汗斗牛的整整二十五年后——所以我们会期盼时光倒流，或至少有时光隧道可回到当时。”

　　球迷唐诺或许大可不必如此耿耿于怀。不用说世上还有像我这样打了二十年球也没学会用手腕的业余爱好者，NBA那些鼎鼎大名的中锋，除了姚明这样罚球好过后卫的奇观，从张伯伦到奥尼尔再到喜欢披超人斗篷的霍华德，不也从没学会这项本领吗？否则也不会有臭名昭著的“砍鲨战术”（hack-a-Shaq）了是不是？那个没学会棒球打击要领的还叫谢材俊的唐诺，不也是棒球队的成员吗？技术拙劣如我，不是仍然可以在球场上疯跑有时还能战而胜之吗？如此说来，在学会那些几乎是必须掌握的关键技术之前，我们已经在半生不熟地使用它们，只是没能随心所欲，跟那些手段超群的高手之间隔着一条技术的鸿沟而已。不过话说回来，这个结论下得有些过于坚决，肯定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这条鸿沟，可能不只是技术那么简单。

　　彼得·德鲁克在他的自传《旁观者》中讲过一个故事。十二岁那年，他误打误撞地听过一次音乐家施纳贝尔的教学课，受教的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坚称自己音乐鉴赏力不够好的德鲁克，也听出那女孩的技巧已非常高深。然而女孩弹完两个曲子之后，施纳贝尔却说：“你弹得好极了，但是你并没有把耳朵真正听到的弹出来。你弹的是你‘自以為听到的。但那是假的。这一点我听得出来，观众也听得出来……我无法弹你听到的东西，我不会照你的方式弹，因为没有人能听到你所听到的。”随后施纳贝尔示范了他自己真正听到的是什么。小女孩开窍了，一种松弛之后的、更为准确的美展现出来，“这次她表现的技巧并不像以前那样令人炫目，就像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弹的那般，有天真的味道，而且更令人动容”。

　　这个故事让我意外发现，在技术娴熟的演奏者和真正的高手之间，还有一次甚至多次轻微的调整。能够识别平仄，明白打击要领，会用手腕投篮，都是这类轻微的调整，虽然尚属较初级的序列。这调整与技术有关，却不完全是关于技术的，而是与一个人的整体身心状况有关。不经过多次这样的调整，再娴熟的演奏者也只是匠人，进入不了顶尖高手的行列，最多赢得附庸风雅者的赞叹，却得不到行家的青眼。身历过这一调整的人，会明明朗朗地踏实起来，身心振拔，就像那个弹钢琴的十四岁小女孩，不再炫目，却令人动容。其实何止小女孩，即使饱学如钱穆，也会有这样的调整时刻。在生平最后一篇文章的开头，钱穆写道：“‘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去年九月，我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

　　除了少数生而知之的超级天才，一个人在某一领域真积力久之后，大概都会有个阶段觉得对这个领域的事情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了，却总有一丝隐隐的不安，是什么都做了却偏偏忘掉一件大事的那种不安。昼思夜想之际，或经人指点，或心灵福至，突然心念一动，所有此前小小的参差之处都轻微挪动了位置，每一处都妥妥帖帖地对准了，一个境界豁朗朗显现出来，那丝隐隐的不安也即告消失。怎么比方呢？就像钥匙对准了锁孔，跟着轻轻一转的感觉——或者像诗人多多说的那样，听到“咔嚓”一声轻响。

　　大约十年前，我听过多多的一次演讲，他说他之所以不停地改自己的诗，是因为始终无法对这些诗满意。那什么时候你才知道某首诗已经改定了呢？忘了是不是一个漂亮女生，这样怯怯地问。改着改着，在某个时刻，你会听到轻微却清晰的一声“咔嚓”，那是盒子严严实实地盖上的声音，这时你就知道这首诗真正完成了。据说非常严厉的多多和善地回答。哦，原来如此，那个弹出了自己听到的音乐的小女孩，那心下快慰不已的晚年钱穆，当时在内心深处听到的，就是这轻微的“咔嚓”声吧。

　　几乎可以断定，不是世俗的夸耀和奖赏，而是这有约不来却常常不期而至的“咔嚓”声，才能把人的勤苦化为甘霖，真真实实地洗掉了属人的尘劳。不过这声音远不是一劳永逸的奖赏，它是一个小小的休止符，更是一条新路的踏实起点，激励人不断向上。前面提到的那个弹琴女孩，如果有机会隔空拜会古琴的一代宗师张子谦，即便已经能够弹奏自己听到的音乐，得到的大概也不会只是赞许，而是如下的话：“弹琴与人听，固不足言弹琴。及同志少集，仅供研究，亦不足言弹琴。至我弹与我听，庶乎可言矣。然仍不如我虽弹，我并不听，手挥目送，纯任自然，随气流转，不自知其然而然。斯臻化境矣，斯可言弹琴矣。”

　　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