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价的升沉与动荡琐谈

　　前两年有一次，一位一向十分“较真”的文友颇为不平地对我说：“听说XX出版社最近又出了XXX的一本散文集，一次就印了二十万册；可如今很有功力很有水平的作家、散文集只印两三千册还不好卖，难道这之间的水平就能差一百倍？太不公平了，太不可思议了！”

　　他老兄想从我这里找到答案，我说我可不是什么指点迷津的“明公二大爷”，但我临时想到一种现象，就所答非所问地说：“你还记得当年杨朔的散文吗？那年头虽说有散文三大家，但最‘火的还是杨式散文，大多数的散文爱好者和写作者都情不自禁地师承杨朔，崇尚杨式散文，那时候好像还没有‘追星族這个词儿，实际上杨朔散文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追星族；就好比学花脸、黑头的‘十净九裘那种势头，十个里头就有九个学裘盛戎的。我敢说，假如那时有《当代文学史》的话，散文部分恐怕最压卷的就是杨朔，准得有单章论述。总之，读者那虔诚的迷恋劲儿绝不在今天某些现象之下。可是才过了十多年，杨朔的散文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非难，从艺术上的质疑到政治思想上的指责，不说是从根本上否定也差不多了，反正今天的《当代文学史》杨朔的散文再也不会有那份殊荣了。究其实，杨朔散文也并非一无可取。但仅这一例，你老兄再联系观察今天文学上的这现象那现象，不知有没有值得参考的价值呢？”

　　文友似有所悟，但又接着问我：“那么从大的规律上讲，这种现象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文学上的许多现象许多问题，在认识上往往是阶段性的。在某一阶段出现了一种现象，哪管是很风行的现象，一定有它出现乃至风行的道理。除了自身具有的合理的因素外，更有当时社会的某种需要和人们的心理使然，就心理而言，也有正常和非正常的因素。譬如前些时候报载，从某国来了一个男歌星，闻讯赶去追逐的就有好几千人，一些年轻的女追星族狂喜得嗷嗷叫，把环线的一段堵了个水泄不通。一个女追星者的男朋友赶来，见他的女朋友近乎疯狂，在某种心理促使下扇了女朋友一个耳光，却不料引起其他女追星者的激烈惩罚，还惊动了派出所。这说明在狂热之下人们的认识往往带有非理性的成分。以那个由空而降的男歌星来说，就算他的歌唱得有多少可取，也不至于比国内的著名男歌星棒上十倍百倍吧？但煽情这行道是不能以平均数计算的。这种非理性因素虽然可以理解，甚至还包含着一定道理在内，却不能由此就认为它多么正确，更不能表明它以后永远正确。但我们不能要求每个读者和追星者都是冷静的哲学家，何况就是哲学家也不见得没有一点偏颇呢。”

　　我说到这里时，文友取笑我说：“我看你这番分析就够冷静的！”“可能是因为我已不年轻之故吧。”至此才结束了那次看似平常却使我难忘的对话。

　　那以后，我又参加了几次文学方面的研讨会之类，又不断接触了诸如上述的课题，不能不使我进一步地深长思之。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事物的发展往往表现为螺旋型的进程，认识的轨迹也大致如此。有关文学领域的人和作品，鲜有历千百年而无争议、无起落的一锤永远定音的情况。但其中有的虽微有变化却无大的改变，这在文学史上便属于大山坚石般的定位了。随便举来，有屈原、李白、杜甫、苏轼、鲁迅等及其代表作品，就是这样一些按说是稳如泰山般的作家，有的在其身前尤其是身后也会出现争议和贬损之声，不过恐怕再历千数百年，只要地球和文化典籍还在，从根本上否定或“扫除”是不可能的。有的作家及其作品，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认为十分了得，但在时间的验证中，还是受到了较大的挑战。这里的情况也较为复杂，有的部分确实存在着“不稳”的“构件”，有的是在社会变迁中人们观照的角度有异所致，使这类作家及其某些作品产生了地震般的颠簸。这些情况的出现，有的读者和客观人士早有预料，有的或许大大出乎意外。这类情况举其大者，譬如郭沫若。先生生前是无争议的文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顶级人物，还是人所仰望的宗师。但在之后的一些年，人们对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如《李白与杜甫》）予以质疑和批评，对他的人格价值也有争议。其实也曾有不少有识者就对郭诗“百花齐放”并不看好，在艺术等诸多方面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不过那时的批评多表现在口头议论中，见诸报端者绝少。其理由很简单，势也。然而尽管当时以及现在对郭沫若及其作品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其中不少的成分也不无道理，但就主流和主要方面而言，郭的成就和基本地位仍然能够确立无疑的。但之所以对他的评价有如此的颠簸动荡，在他已显现出的一切中确有可指摘之处。应该说对他的臧否还未出正常的评骘范围。

　　至于与他同时代的某些早有定评的重量级作家在时代的发展中又有大的争议乃至否定性的评价，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很难说批评者：任人都有一言九鼎之重，更不必说是“最后结论”了。

　　要说有文学以来的历史，那种认识上和评价上“阶段性”的事例更可谓举不胜举。就拿五六世纪之间的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所著的《诗品》而言，在他品评自汉至梁一百多位的诗人时，固然有其言之成理的贡献，但也有在一些重要诗人的评价上表现出他认识的局限和偏见，如将具有开创意义、自领一家、被后世证明为大诗人的陶渊明的作品列为“中品”，而将古朴苍劲、意象恢宏的曹操诗作斥为“下品”等。作为一部可称为诗歌文学史的著作，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减损了它的价值。对此我只能以时代的局限和认识上的阶段性对这位诗评家予以宽释。也有与此比较相反的例证，即同时期的不同作家，当时声名显赫，位居泰斗者，当时过境迁后证明并非名副其实，理应退出文学王座；而当时并不被许多人看重，甚至职微人轻，却以其不朽的文学著作日显光辉。这一正一反，一进一出，充分反映了人的认识所受时势影响与制约是何等深重！这类情况可以清初同为山东籍的王士稹和蒲松龄为例。王士稹（1634—1711），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所著甚丰，为“神韵派”首领，在当时极负盛名。经三百年时光淘滤，至今虽仍不失为清初重要诗人和作家，但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似当时那么崇高。相反的是他的同乡（山东淄川）蒲松龄，一生科举不达，大部时间以教私塾为生，无论其地位和当时文名，均较王甚远。但后者所著《聊斋志异》在其身后声名日隆，不仅在中国，至今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译本，蒲松龄因此被誉为文言短篇小说之王。王与蒲这两位同乡作家，彼时与此时反差最为显然。

　　如今又有人袭用古时对文坛大腕的套路，喜用“南X北X”称誉鹊起者。这使我不禁联想起同是清初诗坛巨子施闺章（1618—1683，安徽宣城人）和宋琬（1614—1674，山东莱阳人），当时号称“南施北宋”，足见其诗名之盛。但在今天，又有几多人知之？我们当然大可不必对其严加降格，而以实事求是的眼光度之，恐很难以当时人们的称誉为圭杲，只能认定为“清初诗人”而已。

　　古代也有“畅销书”现象，最典型的莫过于西晋时左思的《三都赋》，当时热烈的传抄情状被形容为“洛阳纸贵”。此文在今天看来也是有一定价值的，但在整个古代文学史甚至仅在两晋文学中加以衡量，还够不上最值得称道的超拔之作；但在当时无非是应合了时尚心理和文学风气而领衔一时。譬如，史载在争相传抄的人群中多为“豪贵人家”，便可见一斑，对照稍迟于左思的陶渊明，其《桃花源记》等名文在当时并没有那样的传颂势头，这无疑与他们所处位置、客观条件与彼此的社会风气、欣赏口味有关。可见古代亦然，风行、畅销与该文学作品真正的思想艺术价值并不总是成正比例的。

　　意识形态、审美取向和某种极端之风更会对各类文学作品产生或升或沉、或褒或贬的影响，这里我想起北宋的词人柳永。由于此人在北宋当时的文学脉流中就属于一个“边缘户”，訾议甚多，竟至在宋史上不著一字，直至以前有一段时间所讲的文学史，由于柳词的“局限性”太大，一般也是一笔带过，并不作为宋词一大家来讲。而今天人们才得以一种比较客观、稳实的眼光加以观照，才能全面地评价柳词，对柳永在宋词上的贡献尤其对长调慢词的发展，作出足够的评价。即使对另一位大词人李清照，曾经多着眼于她“思想上的局限”而未能给予這位颇具才情的女词人足够的评价。同样也只有在今天，才能对八百多年前的大词家充分进行研讨与定评。所以，不难理解在北京世纪坛的古今杰出人物塑像中，李清照也位列其中，可见她多么为国人推重。

　　文学家及其作品评价上的升沉与动荡，反映了社会风气和人们认识上的种种。这中间情况也不尽同，有的属于真正的局限，当时认为是正确的后因时代发展，时间推移被校正；有的即使在当时也未必完全未认识，而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日后才能逐渐趋于客观公正。但不论属于何种原因，这种游移与变化对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尤其是今天的一些似怪不怪的文学现象大有裨益，同时对文学创作者究竟应以怎样的心态和目的，以怎样的要求和标准去追求作品的效应也有启示意义。话虽如此说，谁也无法叫谁怎样去创作，甚至也很难指望叫谁去看待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创作之路。因为如上所述，不同人的文学观、价值观乃至更深刻的思想“基因”不可能完全相同，也不可能要求每个创作者都具有越千年而不惑的文学眼光与艺术主见。何况非常现实的功利考虑在任何时候都会有或大或小的诱惑力。还有无时不有的受众随俗从众的心理和冷热风反过来也会影响着创作者的不同选择。事实上从众随俗和被煽情而趋风的心理很可能是许多人的本能之一，不然就无法理解在人间各个领域时可出现的偏颇甚至是荒唐的现象。而且总是当时惑然后明白但说不定啥时候又绕进去的怪圈，给人以汲取不尽的经验和教训。

　　尽管如此，不论是螺旋式的也罢，“阶段性”的也罢，文学还是沿着它应有的规律显现它的光色。时间的验证总的说来还是准确的、公正的。人间正道是沧桑，文学也是如此。也许因为人生苦短，人们自己都看不到身后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整日去推测百年、千年之后的效应。但有良知的为文者毕竟要为人世负责，而不是“人一走茶就凉”或是“一次性处理”的行商。

　　至少，如果是一副比较清醒的头脑大可不必硬装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