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中国之治”的精神基础

　　富有感召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制度良好运行的灵魂，有效推动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成社会善治的“轴心同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现代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优势之一就是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球视野的国家治理比较与历史经验总结中，就治国理政何以实现“中国之治”得出的深刻洞见，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文化是制度之母

　　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发展的血脉，是构筑一个民族精神的基石，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维度，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坚强有力的护佑。

　　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的发展越发离不开中国，全球治理需要“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成为一种稳定的、科学的、规范的现代制度体系，这种成功离不开新中国70年发展对制度的艰辛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文化的支撑和价值的润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迈入“中国之治”的新境界。

　　坚定的文化自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有着清晰的目标指向，那就是带领中华民族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人类文明进步做更多贡献。文化是制度之母、法治之魂，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世界文明格局的变动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完善，在国际竞争中彰显了巨大的制度优势，这种制度自信源自社会主义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为中华文化价值所润泽，并接续了深厚的中华文化根脉。

　　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越发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使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获得深厚的文化支撑。富有感召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制度良好运行的灵魂，有效推动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成社会善治的“轴心同构”。

　　制度自信的内核是文化自信

　　21世纪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全球性凸显。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和文化创意的“互为表里”，新一轮全球化的显著体征是形成了以文化为核心结构的动力机制，文化及其价值传播成为全球化运动的新引擎新动能。随着信息文明时代国际权力体的结构性变化，文化越来越参与到权力体的建构中，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量”。文化价值传播制高点，既是世界舆论制高点，又是国际话语权的枢纽点，不仅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跃升的世界文化秩序基础，还牢牢掌握了全球治理的“文明之匙”。

　　中国的崛起是一种文明型崛起，它必将以文化的繁荣兴盛彰显出巨大的制度优势，形成一种强有力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格局，必然要求中华文化一定要发展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书的能力，进而在全球化舞台上弘扬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铸就民族复兴的精神大厦，需要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精神大厦的耸立需要迸发文化创造力，需要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完善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规律、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不断加强对文艺创作的引导，完善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工作机制。

　　2017年12月31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新年倒计时开幕庆典仪式上，来自中国重庆铜梁的演员表演舞龙。

　　在文化善治的导向下，社会主义文艺一定是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以明德引领社会风尚的人民的文艺。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社会主义文化是丰富“伟大精神”的重要支撑力量。社会主义文艺是文明型崛起的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价值共享的沟通互动力量，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文艺的“中国方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助力中华文化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高势能文化，将引领中国发展迈入“强起来”的新时代。

　　理论和实践一再表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它是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化舞台上高视阔步的航向标，而形成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坚定的制度自信源自深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润泽、价值支撑与强有力的拱卫，并以文化的繁荣兴盛表征着中华民族崛起的“精神之强”，显现于文化善治铸就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大厦，从而使中华民族以昂扬的精神状态为人类文明进步做更多的贡献。由此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以文化善治构筑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格局

　　当今时代，全球化舞台上的文化博弈越来越显现为文化精品之争，其背后是一个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与国家文化整体实力的竞争。这使得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经济政策，以文化善治构筑文化繁荣发展格局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通常，文化治理是指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及其社会各类文化机构与个体参与文化活动、文化管理诸多方式的总和，实现国家文化治理的目的是建构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充分激发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从文化管理到文化治理进一步迈向国家文化善治，是提高党的文化执政能力，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必然。文化善治从一个侧面表明，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是拱卫国家政权、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力量，它深刻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类道义价值，对世界上广泛爱好和平、追求共同富裕的人民有着强大的感召力。文化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源自文化的人民性。新时代的文艺要讴歌人民、讴歌时代英雄，人类的文明，万古江河，川流不息，哪一代都有自己的旷世英雄，其业绩为民族的复兴和崛起赢得了荣光。人民是文化发展进步的主体，人民是文艺的“剧中人”、鉴赏家和评判者，一个国家的文化繁荣显现于对人民文化权益的保障和落实，显现于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的追求，显现于民族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从根本上保障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远超越了西方政治家提出的“民治、民有、民享”的理念，赓续了中华民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人文理念，使共产主义远景不断践履于人民当家作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日常生活中。

　　文化善治必然显现于对每一个人的文化自主表达权利的尊重。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导向，激励全社会每一个人都迸发出文化创造活力，才能形成文化繁荣的百花齐放，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显现于文化兴盛。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只有使社會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民族最大共识，成为每一个人的日常践履，才能把文化价值的强大感召力焕发出来。以文化善治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大厦，才能夯实中国迈入“强起来”的精神根基，从而更好地在全球化舞台上展示文明型崛起的“中国形象”，使社会主义文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文明互鉴（文明通约与共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以价值的包容性、多维性助力中华民族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在人类文明跃升中增强中华文明的话语权。

　　在把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变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特别是以共同的理想信念与社会共识来夯实“中国之治”的精神基础，尤其要讲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断高扬理想信念、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意识形态工作方式创新。唯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向全党和全社会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创新工程首席专家

　　范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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