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发挥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角色

　　2019年4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及嘉宾。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源于全球经济治理又超越全球经济治理，从经济治理向政治、外交延伸，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贡献由量增向质变转换，从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变。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积极作用是国际社会基于中国的实力和地位传递的群体性呼声。新中国成立70年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一直秉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做出贡献。参与全球治理也有利于形成促进发展和提升国际地位的制度和国际规则体系。

　　参与全球治理是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

　　参与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全球治理体系迫切需要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是担当大国责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将提高自身的制度性话语权，是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议题。

　　中国改革的成功实践是国家治理的经典范例，制度优势充分显现，经济实力和区域影响力快速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已经具备。以“一带一路”为核心，以全球气候峰会、G20峰会、WTO改革等恰当的形式和机遇传递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顺应国际形势，符合中国的发展诉求。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成就显著

　　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和整体影响力全面提升，整体成效显著。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源于全球经济治理又超越全球经济治理，从经济治理向政治、外交延伸，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贡献由量增向质变转换，从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变。

　　在新形势下，中国通过APEC会议、G20峰会、联合国大会等平台发声，倡议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经济、政治、外交等多层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G20和三大经济组织改革等全球治理机制。2016年至2019年连续4届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都明确提出以团结谋发展、联动G20力量、合力推动全球治理，如2016年杭州峰会发表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和28份具体成果文件，2018年G20第十三次峰会发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宣言》，强调多边贸易，支持WTO改革。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地区冲突不断的形势下，中国以联合国、G20和三大经济组织改革等全球治理机制为契机，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发展能力，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

　　加快多边经贸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主导，统筹协调南南合作、金砖合作、中非合作、中拉合作等区域经贸合作，整合碎片化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加快自贸区网络建设，夯实区域合作基础。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已经达成17个自贸协定，正在谈判或者升级谈判的自贸协定共12个，涉及27个国家和地区。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愿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在多双边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方面将进一步提质增速。

　　加快发挥经济和金融手段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11月，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世界五大篮子货币之一，10.92%的权重占比仅次于美元和欧元，中国全面开启以金融方式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局面。此外，亚投行、丝路基金、中非发展基金、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金融支撑平台和已经达成的145份多双边投资协定等都展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实力和地位的认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多双边投资协定都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典型代表，显著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舞台话语权的同时促进全球金融改革和制度创新。

　　兑现全球气候问题承诺。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积极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公约既定要求，以实际行动传递中国方案和中国思路，推动国际气候治理稳定发展。坚持落实气候治理的基本承诺，完善治理体系，协同多方力量促成气候治理方案，加大科研投入和气候治理制度建设，全面促进气候治理进程发展。到2020年中国将实现碳强度降低40%～45%的阶段性目标，中国出资设立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也早已在2014年开始运转，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等国际主体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参与程度逐步深化。

　　中國需从四方面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中国的全球治理参与度在近年来快速提升，取得的系列突出成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全球治理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的提升。新的历史阶段，中国需要继续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从四方面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一是更加突出“一带一路”的范本效应和载体作用。继续以“一带一路”为核心，推动沿线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发挥主导作用和协调作用，构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多维度互联互通，打造沿线高标准的合作样本，构建“点线面”结合的一体化网络，发挥区域协同作用和范本效应。“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新方案，具有范围广、规模大、内部主体差异大等突出特点，具备实践全球治理的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的基本条件，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平台载体作用和“试金石”功能，促进中国智慧的全球传播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

　　二是加速完善国际性法律法规体系和规则制度。尽管单边主义有抬头迹象，但全球化仍然是发展的主流趋势。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和强化制度约束力是遏制单边主义、维护以各类重要组织为核心的主权制度与各种挑战主权制度之间矛盾的关键措施。一方面，要继续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法规体系，有效应对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敌对势力挑战和单边主义带来的负面冲击，合理保护中国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继续倡导联合国、G20、三大经济组织等系列国际合作主体制定融合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多层面、集合性的法律法规体系，提高违约成本，遏制单边主义思潮的蔓延，推动全球化发展。

　　此外，还要积极参与国际通识和行业标准领域的治理。当前国际规则领域发达国家占有绝对优势，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都严格受限，处于相对弱势，该领域的全球治理需要国家意志的参与，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产业链完善，但绝大部分产业不具有国际标准制定权，中国应迎接挑战、抓住机遇，重塑优势产业的全球标准和行业规则。国际通识和行业标准领域的治理涉及经贸合作、投融资、知识产权、网络安全、信用评级、定价机制等诸多方面。

　　三是持续优化国际金融体系。灵活高效的国际金融体系是完善全球治理的加速器。2014年金砖国家首脑峰会发布的《福塔莱萨宣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并不认可，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刚性需求扶持力度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于现实发展的需求。当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和世界银行为重点的国际金融体系普遍由发达国家主导，存在对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重视不足和改革进程缓慢等多种矛盾。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治理，构建更加灵活、辐射面更广、参与度更高的金融体系。

　　四是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安全观念。一些旧的国际关系在少数国家的控制下缺乏改革动力，新的利益主体受既得利益群体阻碍而无法参与，大量新型国际关系和制度体系应运而生。新型国际关系和安全观念是基于不断变化的国际力量兴替格局而产生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典型代表，积极参与国际关系动态调整，倡导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享发展成果的新型国际关系。传统的以对抗思维和强权政治为核心的狭义国际安全观念难以有效解决当前的区域纷争和军事对抗，积极推行以发展促和平，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建立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内容的新型国际安全观念是未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

　　李春顶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李董林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mso-ansi-language：ZH-CN‘>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进步最基本的源泉。中国共产党人全部奋斗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创新，具有强烈的需求导向，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是该制度改革创新不竭的动力本源。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副教授 话语权。

　　在把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变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特别是以共同的理想信念与社会共识来夯实“中国之治”的精神基础，尤其要讲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断高扬理想信念、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意识形态工作方式创新。唯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向全党和全社会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堅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创新工程首席专家

　　李春顶 李董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