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创新的显著优势

　　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就是革除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在具体领域建立和完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体制机制。

　　“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制度的自我完善放在重要位置，深刻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具体来说，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创新的动力本源通过以下四个方面转化为了显著优势。

　　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领导品质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中国共产党在峥嵘的奋斗历程中始终以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复兴为己任。在新民族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经历过重重挑战，但是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战斗精神。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摆脱受奴役的命运，从此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得以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调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历一段时期的艰苦探索，中国终于成功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中国人民穷了几千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只有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人民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与其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伟大觉醒，不如說是中国共产党又一次“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变革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际，把握人民在全面小康时代的生活需求而做出的庄严宣誓。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中国共产党正在建构以民主法治为特点的“善政体制”，中国人民拥有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中国经济以世界罕见的增长速度平稳发展40年，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国际竞争力也今非昔比。中国机遇期，也是世界机遇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推动中国事业发展的执政党，也是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从追求站起来，到追求富起来，再到新时代以强起来为奋斗目标的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领导品质，那就是永远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

　　中央领导下地方政府的有序竞争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竞争能够带来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在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中央政府也非常注重发挥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发挥关键作用，从而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实施了东部沿海对外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以块状经济发展推动我国东中西联动，呈现区域发展的基本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又先后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国家战略。这些区域发展战略同频共振，构建起全国统筹的网络化区域新格局。

　　从城市发展来看，改革开放之后风起云涌的造城运动，深刻改变了中国格局，权力与市场交替配置，推动着城市崛起与繁荣，催生了三大顶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国家通过“中央创设头衔—地方争取头衔”的竞争模式，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图。一个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头衔”越多，说明这个城市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越高，其城市价值越大。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类似于市场竞争主体，在竞争中实现着资源的有效配置。

　　当今时代，创新成为城市—区域竞争的关键。世界是平的，但创新是尖的。当我们观察全球创新现象时，会发现它的发生极不均衡，那些对全球经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创新活动，大多发生在面积极小的地区。创新经济的关键往往不是发明创造，而是方案整合和市场创新。大湾区明星城市深圳高水平大学数量极其有限，但大量科技创新型企业却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城市里雨后春笋般地冒出，这是深圳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开展国际国内竞争的成果体现。

　　各具体领域体制机制的自我完善

　　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就是革除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在具体领域建立和完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体制机制。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各个领域出现的问题，中国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更健全、更有效的体制机制，解决旧矛盾，应对新挑战。体制机制改革是当今中国很多具体领域破除发展障碍的主要突破口。当前的体制机制改革突出体现在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和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等领域。

　　近年来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系列重大组织变革。此次改革，旨在破除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中存在的障碍和弊端，推动机构、职能和人员的深度融合，实现由“物理组合”向“化学融合”的转变。此次地方机构改革着眼于服务方便人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使得基层政府能够更高效地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扎实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各级纪委认真履行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体制改革之后，纪检监察机构发挥合署办公优势，把纪委监督与监委监督贯通起来，形成多重监督同向发力、协调衔接的监督格局。纪检监察机构继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强化精准思维，以高质量工作巩固发展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巩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江苏省赣榆县罗阳小学一名小学生在展示创作的廉政文化刻纸作品。

　　人才体制机制改革近年来取得显著成效。中央提出，着力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保障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发挥政府、市場、专业组织、用人单位等多元评价主体作用，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评价制度环境。人才分类评价改革，破除了“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做法，分类构建体现不同职业、不同岗位和不同层次人才特点的评价机制。这种改革措施，旨在用好用活人才，将人才的创新活力充分释放，更好地适应了新时代人才的发展需求。

　　基层社会治理中全面的群众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群众最有智慧，群众最有力量。广大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出的一条宝贵治理经验。我国正致力于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各方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制，群众参与在其中必不可少。

　　面对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基层事务，政府能力相对有限，包括专业能力限制、视野限制、人员规模限制等，在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社会需求中有时力不从心，因此，需要引进社会组织来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组织是政府实行民主管理，协调与沟通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渠道。社会组织是公民与政府对公共生活合作管理的治理主体，是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调节器，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力量，是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政府通过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充分运用经济杠杆，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社会组织参与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可以减轻公共财政支出的压力。

　　现代化大都市人口众多，基层治理压力巨大。例如，上海市针对特大城市基层治理难点，推出包括《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以及深化街道体制改革等6个配套文件在内的“1+6”文件。这种下沉上收的改革路径，即民生服务、常态管理资源等进一步下沉基层，区域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和建设等职责上收区级统筹管理，改变了此前基层责任多、资源少的被动局面，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基层群众积累了很多生动鲜活的经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正是人民调解工作的价值追求和职责所在。过去调解，老同志是长辈，带着笑脸，说几句好话，用长辈的权威三言两语把矛盾解决了、纠纷化解了。现在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增强，调解人就必须要以法理情，用法律来疏导，用道理来说服，用人性化的感情来疏导，也能真正从根源上化解矛盾。

　　当前，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基层社会治理必须跟上数字化步伐。为方便群众办事和参与，基层社区依托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有效简化办事程序，变“多头受理”为“一口受理”和“一网通办”，加强各级各部门之间数据互联互通、共享共用，将分散的数据汇集成准确及时的民生大数据，相关部门加以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实现服务基层人民群众工作的精准化。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进步最基本的源泉。中国共产党人全部奋斗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创新，具有强烈的需求导向，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是该制度改革创新不竭的动力本源。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副教授话语权。

　　在把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变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特别是以共同的理想信念与社会共识来夯实“中国之治”的精神基础，尤其要讲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断高扬理想信念、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意识形态工作方式创新。唯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向全党和全社会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创新工程首席专家

　　杨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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