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长期默默无闻地在小县城从事诗歌写作，慢慢就有了隐约的失败感和自我怀疑（尽管，实际上，我对个人写作充满了自信）。但那种边缘的边缘之感，却越来越强烈。自16岁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以来，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三十五年，家人也由最初的支持，变成了不理解和反感，甚至对我的爱好深恶痛绝。

　　是的，我的诗歌写作没有给我带来巨大的成功和激烈的反响，更没有给家人带来任何的利益，反而有了不少的反对和诋毁。我深知那些反对和诋毁的根源，也深知我们这个民族和文化的传承，哪些是因循守旧，哪些是阻力和糟粕。一个当下的中国诗人，若想在这个时代和社会得到理解与接受，获得尊重与第一推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文明还远远不到那种程度，还需要有漫长的道路走。且不说我们刚刚遗忘了当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文革，那种后遗症是逐渐显现的。

　　关于生活，无论哪一页翻开，针对我个人而言，都是沉重的，忧郁的，有着极大压力，尤其是失业以来。那种痛苦与不安，我几乎时时都可以感受到，因为我生存在民间，是毫无社会地位的生活在最底层的诗人。说直白点，是个穷文人。我的诗歌写作建筑在我个人的理想之上，而成为一名真正的诗人是我16岁的梦想。由于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梦想，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就实现了，接下来就是过一种纯粹的诗人生活，这才真切体悟到诗人生活的艰难与困苦。原来一开始我就选择了清贫，选择了一条既不幸又幸运的道路。这正应了荣格曾经说过的话：诗人是以牺牲普通人的幸福为代价的。在《分析心理学和诗歌的关系》中，荣格又说：“有一种情况出现的相当频繁：一个长久默默无闻的诗人突然重新被发现了。这是在我们的意识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时出现的，从这个水平来看，过去的诗人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新的事情。这些事情在诗人的作品中一直存在着，但是它隐蔽在象征之中，只有时代精神更新了，我们才能看到它和理解它。它需要另一种更新的观点，因为旧的观点只能在作品中看到它们习惯上看到的事情。”

　　这里不妨重提先锋。重提先锋，首先就是要对伪先锋给予彻底清理与清退，使叛逆者真正成为叛逆。先锋是绝对不允许冒充的。这是一个阵线，而不是一个新市场，充斥着买与卖，谁都可以到此闲逛、消费或招摇撞骗。对于好诗人来讲，是不是先锋，并不重要。怕就怕滥竽充数、假冒伪劣的先锋及其代言人。当代、先锋这类词语，有它的针对性和时间性，但如今当代、先锋已经混为一谈，哪些诗人是当代诗人，哪些诗人是先锋诗人呢？有谁能够分得清！按道理说，当代作为一个时间段，是较为宽泛的，也有包容度；而先锋作为一批为数不多的叛逆者或现象，反而是严格的，严肃的，正如眼中容不进丝毫沙子。因此，当先锋被某些人糟蹋得不成样子时，有的真正的先锋诗人宁愿独立出来，称自己是当代诗人，以示与伪先锋有所区别。比如你可以说某某作品文本带有明显的先锋性，但又称其为当代诗人，这同样很形象很真切地说明了问题。总比泛泛地谈论一帮鱼目混珠的先锋要好得多。？

　　因此，只有写作和探索时，我的心才暂时平静下来，也忘了周遭的环境。所以，写作的这一时刻，我才是幸福的、愉悦的。也正是探索的这一时刻，才是我所期待的，才觉得残酷的生存还是可以忍受的，从而更热爱生活。

　　也许，有人至今还在因为我的写作生涯大部分是在小县城展开的而轻视我。却忘了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焦枝线（俗称第二京广线，又称焦柳线）就打破了豫西伏牛山东麓的闭塞，我已经生活在与二十年代的诗人徐玉诺截然不同的境遇下。尤其是七十年代末以来，正值青春期的我，像家乡鲁山一样也纳入了改革开放的浪潮。我的写作的学习期开始了。这时的鲁山早已没有围城的土匪供我描寫，从而成就我的诗歌事业，成为第二个彗星般的徐玉诺。不，我的诗歌写作是穷尽一生的写作。我的写作是一种全新的写作。确切地说，首先是青春期叛逆者的写作，是八十年代对新诗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叛逆：一种现代派的先锋诗歌写作。这与浪漫主义是有极大区别的。这与“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为我的青春期几乎没有受到传统新诗的影响，就很快摆脱了传统，成为反传统的叛逆，并尝尽了叛逆者的辛酸。

　　从北岛到整个西方文化，我受到了中国和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极大影响，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认为，认识和看待一个诗人，不应以某个地点为唯一的出发点，而应以他的遭遇和感受作为一个客观环境的评判尺度，应以他一生的诗歌作品来衡量他的全部价值和对人类的贡献。更要认真检阅他的影响的范围，从作品风格到作品的深度，以及作品形式的传承，诗歌与地域环境等，都应该有一个起码的深入了解和认识。

　　实际上，中国当代诗歌在真切的生命体验和个人经验的积存方面，要比美国当代诗歌逊色的多，更比不上中国古代诗人在这方面成功的令人惊叹的创作，因为在反映现实生活上，中国当代诗歌虚假做作的程度，要比真实的程度占更大的比例。只有少数中国当代诗人，真正的精英，才在真正的生命体验和个人经验的积存中，反映出现实生活真实的一面：即处于困境中的诗人的灵魂。

　　在有的人看来，所谓成功，就是失去记忆，彻底忘记早年同时起步的朋友，而与当今一些所谓的著名人物站在一起，以应“贵人多忘事”的俗语。很抱歉，我不是那样“高贵”，因为我的记忆力非常好，我不会失去写作最本质的东西。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尤其怀念早年的人与事，青春时代，我今天所获得的一切，都与那时有关。一个人的经历，可以千差万别，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背叛那份经历或篡改那份经历，都是不足取的欺骗行为。一个人的历史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而不该是虚假的一生。？

　　而当今的社会，为什么君子和聪明人越来越稀少了呢？我常常这样问自己。得到的答案是：自私、贪婪、鼠目寸光的眼前利益，使一大部分人昏了头，连一些聪明人也无一幸免，从一个聪明的真诚的人，变成了一个精明的虚假的愚蠢的人。除了钱，一切都不顾了。真正的美德被他们彻底抛弃，代之以当下的以丑为美。我20年前就察觉，这是一个审丑时代。凡是真正好的，都被认为过时了，只有当下才值得拥抱，不管拥抱的一枚伪装的定时炸弹，或是其它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当下并不永远存在，终究会成为过眼云烟，成为令未来的历史学家研究的一个过往，一个令人惊诧的现象，一个社会学的标本。而真正的现实，还是要从某些诗歌中去寻找，这就是《诗经》和为数不多的真正好的当代诗选存在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诗人欧阳江河和西川异口同声地说：人类的文明是诗歌的文明。

　　小说家福克纳和诗人勃莱长期蛰居在小镇和农场里写作，人们并没有看不起他们，是因为他们很著名、是美国人？诗人居住在哪里，哪里就是诗歌的中心，很年轻时，我就意识到这一点，丝毫不为蛰居在小县城而感到低人一等，反而感到一种远离喧嚣的少有的我所需要的安宁。莫言是在山东一个小乡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是在北京或上海，那些热闹非凡的文化和商业中心。如果在家乡的小县城能买到打折的便宜书，那么我干嘛非得跑到大城市或平顶山去呢？譬如范晔译的《百年孤独》、王家湘译的《瓦尔登湖》、杨恒达、杨婷译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李继宏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王逢振译的《都柏林人》、杨武能译的《歌德谈话录》等，就是在鲁山买的，并且都是印刷精美的正版书。我不否认在大中城市会及时购到很多好书，但好书太多，我却买不起，会徒增痛苦和烦恼，这又是非常不上算的。而把诗写好——就是这辈子，我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

　　冯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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