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

　　多年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努力适应市场变化，走出了一条自我积累、自我消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快速发展之路。城商行作为银行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践行者，在繁荣地方经济、支持中小企业、服务城乡百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城商行经营管理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不良贷款上升，盈利能力下降，各类风险显现。2019年以来，接连出现包商银行被接管、锦州银行重组和营口沿海银行发生挤兑等风险事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城商行生存与发展的双重考验迫在眉睫。如何顺应经济发展形势，深度激发经营活力？如何在严监管、去杠杆、稳增长之间把握平衡，找到一条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是当前城商行不容回避的课题。

　　我国城商行发展现状

　　纵观城商行现状，整体发展较快，但个体之间主要业绩指标参差不齐，呈现出“四低五分化”特征。

　　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四个方面低于银行业平均水平。

　　截至2019年末，全国134家城商行总资产达到37.28万亿元，占全国银行业的12.85%；实现净利润2509亿元，占全国银行业的12.59%；净息差为2.09%，较银行业平均水平低0.11%；资产利润率为0.70%，较银行业平均水平低0.17%；不良贷款率为2.32%，较银行业平均水平高0.46%；拨备覆盖率为153.96%，较银行业平均水平低32.12%；资本充足率为12.70%，较银行业平均水平低1.94%。

　　净利润、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盈利能力、资产配置五个层面呈现明显分化。

　　第一，净利润严重分化。以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为代表的第一梯队城商行，净利润超过或接近200亿元，已实现跨区域经营、完成上市，市值突破千亿元，规模甚至超过部分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以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城商行，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年净利润均已超过100亿元。徽商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哈尔滨银行、杭州银行、贵阳银行5家净利润均超过50亿元，展现出较强的盈利能力。净利润在50亿元以下、20亿元以上的有20家，这批城商行同头部10家相比虽有差距，但仍具备较好的盈利表现；20亿元以下、10亿元以上的有24家；其余均在10亿元以下，盈利能力较弱。值得关注的是，有37家城商行净利润为负增长，如果净利润增长持续为负而侵蚀资本，这些城商行的生存与发展将难以为继。

　　第二，资产规模分化，头部特征突出。千亿级以上的城商行达86家，千亿级以下的有48家。资产规模在5000亿元以上的17家，其中3家突破了两万亿元，6家突破了万亿元；资产规模在4000亿～5000亿元的有5家。这22家的总资产达19.62万亿元，占城商行整体资产总额的54.39%。

　　第三，资产质量呈现随区域经济水平分化的特征。134家城商行中仅有7家不良贷款率在1%以下，占比为5.22%。从低到高依次为海南银行（0.36%）、台州银行（0.63%）、湖州银行（0.66%）、厦门国际银行（0.73%）、宁波银行（0.78%）、广州银行（0.86%）、南京银行（0.89%），主要在浙江和广东等发达地区。不良贷款率在3%～4%的有8家，四川3家、山东2家，宁夏、辽宁、河南各1家；不良贷款率超过4%的有6家，分布于山东、四川、青海、云南、河北五地。

　　第四，盈利能力分化。在已披露资本利润率ROE的108家城商行中，ROE在15%以上的仅12家，占比为11%；ROE在10%～15%的有38家；在10%以下的达58家，其中5%以下的有18家。

　　第五，资产配置分化。信贷资产占比严重低于非信贷资产，资产机构配置脱实明显。134家城商行贷款占总资产比例平均不到45%，其中有42家在40%以下、15家在35%以下、4家在30%以下。

　　由此可见，目前城商行群体发展中“马太效应”明显。个别优秀的城商行具备明显的规模与质量优势，持续发展确定性较强；而大部分城商行由于发展战略、资源禀赋、盈利能力、产品创新等方面弱势明显，核心竞争力不足，发展后劲匮乏，面临着如何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拷问。

　　城商行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面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城商行面临着外部形势严峻和内生动力不足的双重考验。

　　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世界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城商行稳健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国际看，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深度调整期，世界格局加速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世界经济增长低迷，经济走势很可能呈现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风险的“三低两高”特征。从国内看，国内经济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矛盾叠加，高科技产业供应链风险上升，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加深，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持续增大。2020年，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城商行经营管理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适应性均面临考验。

　　经营同质化趋势明显，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不足。城商行在追求快速发展的冲动下，大多采取“跟随式”战略，乐于“小而全”，从而走上与大型银行高度同质化竞争的道路。缺乏对市场、客户、产品的量身定制和自主创新，致使产品种类、服务功能、营销模式等缺乏品牌特色优势。偏好于将有限资源要素投入到短期见效快的经营活动上，绩效考核的“指挥棒”，主要指向短期的年度业绩类指标，缺乏对特色培育、竞争优势、品牌塑造等长期发展类指标的考核，指挥棒对长期持续发展的导向作用不够，导致在市场中没有比较优势的核心竞争力。

　　资本补充内生能力不足，外源渠道狭窄，持续发展空间受限。商业银行的发展规模受监管政策对资本充足最低要求的制约。在巴塞尔资本协议Ⅲ新标准的约束下，城商行的发展面临日益增加的资本不足压力。从内源性补充来看，由于近些年城商行资产规模快速扩张对资本消耗与盈利下降对资本补充减弱的“负向作用”，加大了资本补充缺口。从外源性补充来看，城商行有效资本补充渠道、补充工具不多。尽管2016年以来，部分城商行通过配售、定向增发、次级债、永续债等方式，使资本补充压力有所缓解；但就整体长期而言，资本补充满足程度有限。2020年1月7日，國务院金融委第十四次会议又进一步重申，要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问题，但政策传导效应、投资者认可度及城商行资本补充时效还有待检验。

　　各类风险交织积聚，风险管控能力面临考验。随着国家经济增速持续下降，城商行信用环境转弱，不良贷款累积增多，资产质量普遍承压。尽管目前城商行普遍收紧不良贷款识别标准并做积极清转处置，但风险管控压力仍不断增加。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抗风险能力偏弱的民营企业贷款比重上升，持续性信用风险暴露的可能性增加；二是部分城商行信贷资金大量投放于长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具有政府背景的PPP项目，加剧了期限错配而致的流动性风险；三是包商银行风险事件之后，同业间的刚兑被打破，市场主体对中小银行的不信任情绪加剧。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交织，顺着同业链条层层传导，在市场信息不对称背景下，增大了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事件爆发的概率。不良资产增加和拨备覆盖率下降“逆向叠加”，使城商行风险管控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科技水平相对滞后，创新能力和发展驱动乏力。随着互联网金融带来科技赋能的激烈竞争，由于受技术水平、资金实力、人才储备等方面制约，城商行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研发落后，对新技术赋能应用落地慢、市场敏感度弱，导致自主创新的金融科技基础支撑落后。城商行的创新多以业务部门为主体，以满足考核要求的被动创新、以模仿同业的趋同创新，推出的新产品处于“有”而不“优”的状况，缺乏“以客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特色产品，市场应用、客户体验和认同感偏低，面临着新潮客户吸引力不足、新业务品种缺失和新兴市场难以及时有效占领等发展困境。

　　城商行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

　　市场环境及政策变化、外部竞争加剧、内部治理不到位、发展短板诸多等问题，逼迫城商行在发展战略、经营理念、竞争模式、风险管控、科技应用等方面，应尽快摒弃片面追求规模扩张的旧思维，立足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顺应宏观经济改革发展和金融科技发展大潮流，主动求变、积极转型、加快创新、提升盈利能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可持续健康发展之路。笔者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析。

　　治理结构可持续，制定规模、质量、效益协调相适的发展战略

　　优化治理结构，提升履职能力和运行效率。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有效的公司治理是城商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城商行的公司治理应真正形成“三会一层”各自独立、权责分明、相互制约的机制，达到各司其职、权责明确、有效制衡、运转高效的状态。 提高董事会的战略把握能力和决策水平，加大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强化高管层对全行经营工作的领导、协调和管理职能。

　　统筹规划发展战略，提升盈利能力和价值最大化。坚持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经营原则，贯彻规模、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经营理念，加强量、本、利分析的精细化管理，寻求规模、质量、效益三者之间的最佳平衡，实现盈利能力和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要义。

　　城商行在发展初期规模较小时，投入经营的固定成本资产未能充分利用，扩大业务规模，可有效摊薄经营成本，实现规模效益。但规模不是越大越好，规模的扩张受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制约。当资产规模收益达到最高点之后，投入产出的收益则呈逐渐下降趋势；当新增资产规模达到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新增资产的收益率为零；若再继续增加成本、投入资源要素而扩张规模，扩张的资产增量就会产生亏损，将进一步降低资产收益率ROA和资本收益率ROE。由此可见，精准把握经营的适度规模，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增加收益、降低风险成本和资本成本，使经济增加值EVA持续增长，实现盈利能力提升和经济价值最大化，是城商行保持经久不衰、可持续发展的精髓所在。

　　资源配置可持续，贯彻资金、人力、信息优化配置经营理念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永恒主题。资金、人力、信息等是商业银行的重要资源要素。城商行只有保持适度的经营规模，统筹兼顾短期经营目标与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优化配置资源要素，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才能实现经营管理的健康持续发展。

　　优化资金配置，提高使用效率。资金是商业银行获得资产收益的最重要经济资源。发挥财务管理在资源配置的作用，强化财务预算约束，做好各类资源投入产出的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力求在提高固定成本支出的充分利用、变动成本支出的降低上“做文章”。优化资金在贷款、资金市场等各业务板块的有效配置，不断调整结构、激活存量、优化增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资金投入产出效益最大化。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发挥人才最大潜能。人力资源是商业银行经营活动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事关企业的成败兴衰。有效发挥优秀人才的智慧和潜能，推动人才队伍从完成任务型向研究管理型转变，为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实行行长负责制，发挥银行家才能；选聘专业技术人才，完善激励机制，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薪酬分配机制，增强员工归属感、认同感及持久创新力。

　　挖掘无形资产、数据信息资源，为经营创造价值。城商行作为地方性银行，具备人脉地缘优势，各种信息资源丰富，通晓当地文化习俗、客户信誉、企业实力，与当地客户彼此信任感、信誉感强烈，这些人脉、信息、信誉、地缘市场等先天优势资源，是城商行经营发展的重要无形资产，应充分加以利用，深度拓展资产负债等相关业务，为经营创造更大价值。城商行应更加注重的还有，要珍惜对自身发生的过往业务数据信息资源，进行挖潜搜集和存储利用；加强对数据信息资源进行集成管理和深度开发应用，从需求端对市场结构、客户类别、业务需求等进行分析研究，从供给侧推出有差异化优势的产品、功能、信息和服务，进行更为全面的成本管理、风险控制和客户管理，提高数据信息创造价值。

　　创新能力可持续，打造品牌、产品、服务差异化竞争模式

　　在创新中寻找优势，在差异化中谋求突破。商业银行在同一市场环境中生存，摆脱同质化“竞争圈”的出路，唯有在不断创新形成有比较优势的差异中谋求突破。城商行要顺应新时代“脱虚向实”监管导向，及时调整战略、找准定位，转型支持实体经济，回归本源，专注主业，扎根当地，深耕本土；依托本区域经济特点，定位中小微企业，创新推出差异化产品、差异化功能、差异化服务，与银行同业开展错位竞争。如台州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承德银行，聚焦发力拓展零售市场取得效果，成功跻身全国同规模城商行竞争力前三名。实践证明，及时转变与银行同业拼规模速度、抢热点市场、“跟风式”的同质化竞争模式，走“拾遗补缺”的差异化发展战略，是城商行生存与发展的明智选择。

　　品牌定位差异化，打造个性鲜明的品牌优势。保持本土属性，将有限的资源聚集在特定目标市场，围绕核心客户、特色产业和区域新兴市场，构建专业化项目团队，在流程上打通前中后台通道，为特定产品、客户、行业等优势项目，开 创协同高效的经营模式，以专补缺、以小补大、以质取胜，打造独特的品牌优势。

　　产品功能差异化，形成直击痛点的产品优势。产品设计功能定位精准，不模仿、不求全、不求多，宜精、简、准，紧紧围绕客户经营周期、产品特质、市场特征，直击“痛点”，强化公私业务联动，以私带公，以公促私，增强产品渗透功能与客户形成紧密粘性。

　　服务模式差异化，满足客户需求对“快”的服务优势。发挥城商行决策链条短的优势，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共享优势，整合业务流程，巩固线下优势，突破线上引流，形成“线上+线下”产品服务一体化的生态链，借助全场景的产品联动来提升客户活跃度、交易量、交易频率。

　　风险管控可持续，构建风险防控与业务发展“双螺旋结构”

　　合规经营是底线，风险防控是基础，业务发展是目标追求。实现风险防控“三道防线”与业务发展“链条驱动”的螺旋上升，是城商行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夯实业务经办人员、支行第一道防线，把住业务、风险、合规管理部门第二道防线，强化内审稽核部门第三道防线，构建职责明晰、衔接有序、协同有效的“三道防线”防控体系。

　　科技支撑可持续，建设安全、高效、引领发展的助推器

　　金融科技是助推商业银行服务便捷化、竞争差异化、经营网络化、管理系统化、数据价值化等一系列创新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城商行尽快顺应新科技发展潮流，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经营模式、发展战略的科技管理，引进和培养复合型科技人才，开发系统完整、适用性强、便捷通畅、安全可靠的产品功能、流程控制、管理系統。集中有限资源，聚焦重点业务，着力“衣食住行，医教娱购”生态圈，推出各类互联网生态圈吸引力强的特色产品，为城商行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丁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