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贷款质量20年变迁及中美对比研究(下)

　　工商业贷款是美国银行业的主要信贷业务之一，是以企业为借款人的贷款。在经济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工商业贷款质量、规模会发生明显变动。

　　工商业贷款稳步增长，不良余额较低

　　1997年至2019年6月，美国工商业贷款规模稳步增长，从7462亿美元增加至2.2万亿美元，占贷款余额的比重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仍为21.50%保持不变。工商业贷款受宏观经济影响较为明显，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期，工商业贷款余额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下降，而不良余额在这一时期上升。金融危机后，贷款余额继续上升，不良余额则逐渐下降并保持稳定（见图19）。

　　工商业贷款质量较好，大银行逾期率更低

　　在互联网危机和金融危机时期，美国银行业工商业贷款的逾期率和核销率均有明显上升，且大银行的波动幅度更大，原因在于大企业多为大银行的客户，受经济周期影响明显。金融危机后，美国工商业贷款逾期率、核销率均下降，且保持较低水平，相比其他贷种质量较好。其中，大银行的逾期率低于中小银行，核销率在大中小银行之间无明显差异（见图20、图21）。

　　中美银行业贷款质量情况对比

　　中美两国国情、经济模式等都有差异，因此银行业贷款质量也存在不同之处。

　　中美银行业不良贷款情况对比

　　中美银行业整体贷款质量对比。1997年以来，中美两国银行业整体贷款质量变化情况有明显差异。2007年之前，美国银行业贷款质量整体较为平稳，不良率从1997年3月末的1.10%降至2006年末的0.80%，受金融危机冲击上升到2010年3月末的最高点5.46%，之后一直下降到2019年6月末的0.93%；不良余额从1997年3月末的380.59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3月末的最高点4100.48亿美元，之后一直下降到2019年6月末的956.80亿美元。中国银行业不良率从2003年末的13.9%一直下降至2011年9月末的最低点0.9%，之后逐渐反弹，2019年6月末为1.81%；不良余额从2003年末的2.10万亿元下降至2011年9月末的最低点4078亿元，之后逐渐上升，2019年6月末为2.24万亿元。中美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变化是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的明显体现（见图22、图23）。

　　中美大型商业银行不良率对比。本节选取中国和美国规模最大的四家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四大银行”），比较2008年以来不良率变化情况。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四大银行不良率在2009年飙升，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不良率均在2009年达到最高点，富国银行不良率在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美国四大银行不良率一直下降，2018年末分别为0.49%、0.56%、0.46%和0.68%。中国四大银行不良率从2008年开始下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不良率于2012年达到最低点，农业银行不良率于2013年达到最低点，之后开始反弹，2016～2018年稳中有降，2018年不良率分别为1.52%、1.46%、1.42%和1.59%。整体来说，2009～2013年，中国四大银行不良率低于美国四大银行，2014年之后，中国四大银行不良率不断上升，逐渐超过美国四大银行（见图24）。

　　中美个人贷款质量比较

　　2009～2017年，中国商业银行个人贷款分贷种不良率变化情况如图25所示。个人贷款总体不良率在0.49%～0.92%之间变动，信用卡贷款不良率在1.11%～2.83%之间变动，汽车贷款不良率在1.50%～2.92%之间变动，住房按揭贷款不良率在0.29%～0.59%之间变动，其他贷款不良率在0.84%～1.73%之间变动。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质量较低，住房按揭贷款的不良率明显低于总体水平，可见优质的住房贷款作为中国个人贷款中体量最大的部分，显著拉低了个人贷款不良率（见图25）。

　　美国汽车贷款质量最好，中国住房贷款质量最好。汽车贷款是美国质量最高的贷种；而在中国汽车贷款是个人贷款中不良率较高的贷种，住房贷款质量最高。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美两国的经济特点和居民消费心态、文化有很大關系。对美国人而言，汽车贷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贫困人口，如果没有汽车他们可能无法到合适的地区找到工作，进而无力支付房贷。因此在美国的家庭债务中，汽车贷款是借款人最后违约的贷种，贷款质量较高。目前美国次级汽车贷款规模和过去的次级按揭贷款相比较小，暂时不具备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但近年来的快速增长埋下了隐忧（吴家明，2018）。

　　住房贷款是中国最优质的贷款，因为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广大居民对住房有较大“刚需”，且多年来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虽有局部的房价下跌，但总体上还没有发生过房价大幅下跌的危机。

　　中美学生贷款不良率都较高，但美国情况更严重。美国学生贷款和中国助学贷款不良率均较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毕业生就业形势一般，起薪较低，偿贷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学生贷款通常无抵押无担保，贷款发放过程信息不对称较为严重。但美国学生贷款规模更大，是非房家庭债务中规模最大的部分，且美国毕业生会通过海外就业等方式主观逃避还贷，坏账情况更严重。相比之下中国助学贷款违约更多是由于学生自身偿贷能力不足、对助学贷款认识不全面、信用意识不足等客观原因（刘英等，2013）。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是美国高等教育学费远高于中国；二是中国助学贷款在校期间都是免息的，美国除联邦政府发放的学生贷款，从入学期间就开始计息，因此美国学生承担的还款压力更大。

　　中国信用卡贷款增长迅速，中美不良率都较高。信用卡是美国个人贷款中不良率最高的贷种，2017年超过汽车贷款成为中国个人贷款中不良率最高的贷种。金融危机后，美国信用卡贷款余额相对平稳，中国信用卡贷款规模则快速增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美国信用卡贷款余额在2008年末达到8660亿美元的高点，然后下降到2013年3月末6600亿美元的低点，之后一直上升，2019年6月末为8680亿美元（约合5.97万亿元人民币）。我国银行卡（含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应偿信贷余额近年一直在上升，2019年6月末为7.23万亿元（见图26）。截至2019年6月末，中国信用卡人均持卡量0.51张；根据BIS数据，美国2017年末人均持卡量达到3.21张。和美国相比，虽然从人均持卡量上我国信用卡业务仍有发展空间，但从透支余额看已超过美国（虽然其中在免息还款期内还款的比例高于美国）。各银行未来信用卡业务的增长空间可能已较为有限。

　　中国不良贷款率整体上升，美国各贷种分化明显。2013年以来，中国商业银行不良余额和不良率均逐步上升，但不同贷种之间差异并不大，没有质量很低的贷种。美国商业银行整体贷款质量保持平稳，但中小银行信用卡贷款质量下降明显，学生贷款不良率上升迅速，且次级汽车贷款规模快速增加，一旦经济下行会大量转化为不良贷款，有较高风险。

　　中美公司贷款质量比较

　　美国四大行中，富国银行的年报有细分行业的贷款质量数据，近年来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贷款质量较低，其他行业贷款质量较好。2016年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非应计贷款率（nonaccrual loan）快速上升，之后有所下降，但仍然是质量最低的贷种（见表3）。

　　美国银行年报也提到，2016年不良贷款的上升主要受能源开采行业影响。石油和天然气贷款质量下降的原因是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萎靡，造成相关企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同期，中国银行业分行业的不良贷款率最高的四个行业为：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和采矿业。2017年，这四个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4.70%、4.40%、4.20%和3.70%。

　　各贷种利率总体呈现“高风险、高收益”特征

　　1997～2018年，除学生贷款外，美国家庭贷款各贷种利率总体呈现“高风险、高收益”特征。如图27所示（注：图27选取的是所有账户信用卡贷款利率、48个月新车贷款利率、30年期住房按揭贷款利率、联邦直接补贴学生贷款），利率最高的是信用卡贷款，利率在11.10%～15.78%之间变动，汽车贷款利率在4.19%～9.34%之间变动，住房按揭贷款利率在3.65%～8.05%之

　　间变动，这三种贷款的利率与该時期的贷款质量大致为负相关关系。2007～2018年，学生贷款利率在3.40%～6.80%之间变动，考虑到学生贷款较高的逾期率和坏账率，其利率明显偏低，原因在于这种学生贷款有联邦政府贴息，而银行提供的学生贷款利率较高。ValuePenguin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提供学生贷款的银行如PNC银行（4.90%～11.11%）、花旗集团（3.96%～11.61%）和富国银行（5.04%～10.93%）的利率较高，并不是借款人的最优选择。

　　美国汽车贷款的平均利率约为4%～5%，但不同信用水平借款人的利率相差悬殊。2019年不同FICO信用分借款人60个月新车车贷的利率水平见表4。信用水平最好的借款人，其车贷利率可以低至3%左右，而信用分在620分以下的次级借款人，其车贷利率高达14%以上。

　　2004～2007年，美国住房按揭贷款的规模迅速增长，其中包含大量次级房贷，次级贷款有较高的收益率，但也为后来的次贷危机埋下了隐患。

　　美国银行业资产质量变化和防控信用风险的经验启示

　　美国金融业比我国发展历史更久，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和危机的教训都值得借鉴学习，有助于提高我国银行业防控信用风险的能力。

　　重视经济周期波动对贷款质量的影响。经济景气时期，银行业愿意扩张信贷规模获取收益，容易导致企业和居民部门过度负债。经济一旦面临衰退，企业经营状况下滑导致偿债能力下降，同时作为抵押物的资产价格下跌，风险集中释放，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商业银行要加强风险管理能力，适度逆周期地调整信贷政策和信贷授权，提升风险识别、计量和控制水平，构建风险预警机制，根据所处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关注并适当调节贷款价值比（LTV），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曾俭华，2016）。

　　加强征信系统建设。美国的征信机构规模大、业务范围广，在其数据库中有详细的个人信息，提供信用评分。之前的分析也表明客户信用评分与贷款质量高度相关，对防控风险有重要意义。相比美国，我国征信业起步较晚，目前的征信机构以央行征信中心为主，但也在逐渐完善。未来要通过联合、并购等方式，发展实力较强的市场化征信机构（牛国良，2019），进一步拓宽信用数据采集范围，完善信用评价模型，提高数据使用能力，加大力度开发和创新征信产品，形成完善的征信体系。

　　重视贷款迁徙率的前瞻性作用。不良率反映的是贷款中已经确认为不良的比例，其变化可能来自不良贷款余额或贷款余额的变化，迁徙率反映的是贷款质量恶化的程度，与不良率存在一定的领先正相关关系，有前瞻性作用。贷款余额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压低不良率，但只是风险爆发的递延，当迁徙率快速上升时，就要注意贷款质量迅速恶化的风险。

　　提高对年轻客群、学生的贷款标准。银行为了扩大信贷客群、提高利差水平，有降低客户准入标准，向收入水平和还款能力更低、信用评分更差的客户群体延伸的趋势。美国贷款质量的历史经验表明，年轻客群、学生的还贷能力较低，容易出现逾期。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业吸收教训，信贷政策更加审慎，提高了住房贷款的审核标准，借款人中年轻客群所占比例明显下降，收到了良好效果。近年来，我国消费金融发展迅速，而且以年轻客群作为主要目标群体，加大发展了低收入群体、缺乏收入来源的大学生。需要以美国教训为诫，注意加强对年轻客群、学生资信的审核，不能过度放宽客户准入标准。

　　重视运用核销率指标判断真实风险状况。银行业是亲周期性行业，我国商业银行普遍有较高的拨备覆盖率，具有主动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在利润丰厚时期加大计提拨备，加大呆账核销力度，在利润减少时期加大对已核销呆账的清收力度，增厚利润，通过核销实现银行利润逆周期调节。这种“以丰补歉”的方式，在银行业贷款质量下降时期，会降低风险暴露程度，因此不良率和逾期率指标不足以反映真实的风险情况。美联储、FDIC监管指标对逾期率、不良率、核销率并重，我国金融监管指标中较注重不良率，还应关注核销前的不良率，以反映真实风险状况。

　　警惕杠杆率快速提升累积的信贷风险。美国银行业的经验表明，杠杆率快速提升会引起信贷风险持续累积。历史上美国企业杠杆率、居民杠杆率的快速提升会分别导致工商业贷款、住房贷款和消费贷款质量下降。过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现阶段企业杠杆率较高，居民杠杆率虽然低于发达国家但仍在持续上升，且居民部门中房贷占比较高，要警惕杠杆率提高累积的信贷风险，推进结构性、差异化去杠杆，化解金融风险。

　　孙翔宇 周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