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

来源:中国市场
关键字:中国城市化,发展路径,经济学
发布时间:2020-07-26 08:30

　　[摘要]：城市化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未来城市化进程的路径问题是国家和政府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立足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规模问题进行分析，重点总结了我国过去城市化进程中一些经验教训，发现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离不开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对城市化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模不同的城市和城镇存在共生互补的关系，而处于大城市辐射区中的小城镇和中小城市发展空间会更好，可促进城市群的形成。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地理位置以及交通条件等都会影响城市规模的发展，我国未来城市化规模会越来越大，百万级别的大城市数量会越来越多。

　　[关键词]中国城市化；发展路径；城市规模；经济学；城市布局；聚集效应

　　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一直备受争议的问题是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优先发展小城镇小城市。城市化进程推进的重点如果在政策上发生分歧，将会导致更为严重的问题，如资源配置出现浪费，阻碍未来城市化的进程。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相比还一定差距，而要想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就需要将我国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1]。这一目标的实现则需要经历很长时间。以下就是本文对我国城市化合理路径和规模的有关探讨，目的是整合好各种资源，提高资源配置率，进一步推进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

　　1 我国之前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教训分析

　　1.1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第一阶段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第一阶段，该时期我国工业化发展的角度远远高于城市化发展脚步。其原因在于在我国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更多的资源用在了工业化的发展上，由此阻碍了城市化发展的脚步。我国在1952年-1978年工业GDP的比重是不断上升的，但是此时城市化率上升幅度是非常小的。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脚步远远落后。该时期的工业化尽管有了明显发展，但是也出现相应的问题，如经济布局缺少合理性，工业利用率不高、城乡发展不平衡、就业差异性大等，由此阻碍了我国该时期的经济发展[2]。

　　1.2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

　　1978年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此时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脚步逐渐加快，实现了抑制城市化发展到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转变，该时期城市化发展最明显的改变是中小城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该时期中小城市逐渐放开了对农村务工人员的限制，伴随市场经济的不断开放，中小城市和城镇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该时期我国城市化率提高较快，相比第一阶段提高了15个百分点。但是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城市化不均衡发展较为严重，中小城市数量增加较快，规模却明显下降，大城市数量严重不足，呈现出大城市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据相关资料统计1978年中小城市数量高达153座，到1998年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小城市数量和人口数量就呈现出翻倍增长的趋势。小规模发展的中小城市，缺少经济性，由此不利于生产要素的提升，出现了土地资源闲置浪费等问题。但是中小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这也是中下城市发展有利的方面[3]。

　　1.3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之后的十年时间内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第三阶段，该时期我国开始鼓励大城市的发展，并在2001年提出了小城镇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战略，国家和政府也开始鼓励农民工到城市务工，该时期我国城市化发展显著加快。我国城市化率相比，2008年比1998年上升了12个百分点。小城镇、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是该时期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特征[4]。

　　2 立足经济学思考中国城市布局和规模

　　2.1 城市规模和城市聚集效应

　　城市经济学中一项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城市规模和城市聚集效应。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城市经济学做出了大量研究，都纷纷论证了最优城市规模。但是聚集效应最好的城市，应该是多大规模，国内外进行实证研究的情况不多。据夏小林学者和王小鲁学者研究表明城市规模不同所形成的聚集效应、外部成本也是不一样的，外部成本和聚集效应均可以使用对数非线性函数来代表，聚集效应边际收益递减时，外部边际成本则会递增。聚集效应和外部成本正负抵扣，则会形成正的净规模收益[5]。其中净规模收益最高的城市规模在100万-400万人，一旦城市规模超出这个范围，产生的净规模收益则会递减。若城市规模低于10万人口，则不能产生净规模收益。结合两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大城市数量严重不足，因此我国政府需要积极鼓励大城市的发展，优化城市发展规模，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推动经济增长。我国第三阶段的城市化发展则足以证明两位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之后国外两位经济学家借助中国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方法也得出了我国上述两位学者类似的观点。外国两位学者证实城市规模在集聚上升的同时净聚集效应会明显上升，而净聚集效应达到峰值后则会出现下降，可见净聚集效应与城市规模之间呈现到U型变化的关系。国外两名学者还发现城市产业结构会影响城市的最优规模，也得出了中国城市规模不大的结论。但是不管是中国学者还是国外学者，他们对城市化相关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上缺少细致性，不少重要的问题未全面性展开，这也是国内外学生对城市化经济学研究有待改善的地方[6]。

　　2.2 城市区域布局分析

　　城市空间分布存在结构性的特点，美国学者研究发现发展起来的新城市若是与其他城市邻近，那么新城市的发展速度则较快，可见相邻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此种发现正验证了“城市簇”概念，说明不同城市的空间是相互作用的。如果单个城镇或者城市所处的位置在邻近城市构成的空间之内，那么该城市或城镇取得的规模效益是非常大的。比如位于沿海地区的小城镇，它的发展就表现出较强的活力，可以聚集更多的资金和人口，不断发展下去，小城镇的规模会越来越大。此种情况在偏远地区和人烟稀少的西部地区则不常见，偏远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即便是由政府的扶持，其发展力度也是较小的。导致上述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城市间的空间作用，邻近大城市可借助大城市的交通，并享受到城市间的聚集效应和溢出效应。比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周围的中小城市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全国“百强镇”大多集中在这两个地區。不管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江三角洲，他们两者均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与超大规模或者国际大都市毗邻。再者除了超大城市外有周围有大城市依托，具有不同的城市群结构。其次大中小城市和城镇之间交通便利，有发达的交通网络。正是由于上述特点才为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经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7]。

　　2.3 超大城市分析

　　城市规模的大小会影响外部成本，过大的城市规模会导致外部成本增加。承担外部成本不单单是政府，个人和企业也会承担一部分。比如城市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垃圾等需要政府部门来管理，公共基础性设施也需要政府来完善，可见政府承担着外部成本的很大部分。某个城市成本负担和收益不对称的情况下，会促使更多的人口和资本流入，一旦规模超过最优规模，净收益则会下降，可见市场的自发调节对城市外部成本和收益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针对北京、上海等超大规模发展的城市，政府制定的城市化发展政策与其他城市会明显不同。为了防止超大城市超过最优规模，则需要政府合理规划管理城市，并加强对城市的疏导，优化城市群结构，由此将超大城市自身的压力减轻。一些超大规模发展的城市，自身发展规模一旦超出最优规模所在的区间，也可以对外发挥正的外部效应，促使城市群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8]。

　　2.4 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经济性

　　小城市和小城镇可带动一方经济的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连接农村经济发展的纽带，可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物流集散地，一些发展势头较好的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发展为大中型城市，可见小城市和小城镇是构成新兴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农村人口更多的是涌向小城市和小城镇，但是尽管小城镇和小城市的作用非常显著，但是也不可能代替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基于目前我国城市化动态发展路径来分析，大城市数量和规模严重不足仍然是面临的严重问题。我国现阶段的政策是鼓励大城市的发展，但不意味着只是现有大城市规模的扩张，更重要的是需要发展新的大城市，将一批中小型城市转变为大城市，这样我国的城市化率会得到明显提升[9]。

　　3 国外城市化发展的经验

　　不同国家在城市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上是不一样的，影响各个国家城市化路径和城市发展规模的因素较多，比如经济因素、人文环境因素、地理因素、交运输条件以及国家政策等。客观评价国外国家城市集中度的影响因素发现，人们在极力追求经济效率的情况下，会选择向大城市集中，可见城市化的发展与经济水平有一定关系。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土地资源更是非常紧张，此时为了更大程度的节约土地资源，人们会纷纷涌向大城市，由此会形成同城效应。优越的交通条件可以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因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比较便利，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动。此外，为了避免大城市过度膨胀问题，也可以缩小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10]。

　　4 结语

　　综上所述，以上就是本文立足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城市化发展路径和城市规模的相应分析，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和总结对指导经济学领域学者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研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磊.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7（18）：5.

　　[2]沈怀林.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6，（19）：104.

　　[3]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10，45（10）：20-32.

　　[4]赵方.土地与户籍制度对中国城市化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上海：上海财经大学，2017.

　　[5]朱鹏扬，李雪峰，李强.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模式与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J].财经研究，2019，45（2）：17-29.

　　[6]丁小江，钟方雷，毛锦凰，等.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下中国各省城市化水平预测[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8，14（4）：392-401.

　　[7]陈建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路径[J].投资与创业，2018（1）：234-236.

　　[8]王垚年猛王春华.产业结构、最优规模与中国城市化路径选择[J].经济学（季刊），2017，16（1）.

　　[9]王慧娴.浅析中国城市化路径与规模的经济学[J].智富时代，2018（1X）：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