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什刹海地区语言景观建设调查研究

  • 来源:中国市场
  • 关键字:大运河文化带,什刹海,语言景观
  • 发布时间:2020-07-26 08:39

  [摘 要]什刹海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该地区语言景观比较规范,国际化水平较高,但是还存在语言层面上的一些错误和不足。语言景观背后反映的挖掘与展示的关系、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传承与创新的冲突都需要相关部门予以重视,加强顶层设计,既要保护好遗产,传承好文化,还要利用好资源满足现实需求,助力首都文化中心的建设。

  [关键词]大运河文化带;什刹海;语言景观

  老北京人常说北京城是漂来的,这形象说明了北京城与大运河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曾经的中国漕运的南北大动脉,大运河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现阶段如何将大运河(北京段)保护好和利用好,为城市发展注入文化元素,增添人文内涵,成为北京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什刹海是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项目北京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两处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分别是万宁桥及什刹海三海水域(西海、后海和前海)。本研究选取了什刹海地区沿岸的语言景观进行研究,因为语言景观是对研究区域内语言接触及博弈的反应机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1]。通过该研究,希望可以为发挥语言文字的服务作用,展示和传承大运河文脉,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助力首都文化中心建设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1. 研究理论视角及方法

  1.1. 理论视角

  国内语言景观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公示语、标示语、标识语、标语等相关研究较多。语言标牌信息功能之外所包含的语言行为和象征意义是语言景观研究的核心[2],但是过去三十余年,语言景观相关研究数量多、成效显著,但存在重描述、轻解读问题[3]。本研究主要借鉴了以下两个理论框架。

  场所符号学理论

  语言是社会文化中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4]。Kress和Van Leeuwen[5]基于视觉框架研究“场所中的话语”,描述话语如何在特定场所中表达意义。Scollon和Scollon[6]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称为“地理符号学”(Geosemiotics),由语码偏向(Code Preference)、字刻设计(Inscription)、置放类型(Emplacement)等构成。本文参考了Scollon 和 Scollon 的分析框架,主要根据字体大小及语码置放方式来确定多语标牌中的优势语码。

  多模态理论

  语言景观实为一种“符号景观”,由多模态符号资源协同进行空间话语建构[7]。多模态(Multimodality)是用文字、图形、色彩、声音等两种以上符号编码表达意义的文本形式[8],即语言景观的载体并不局限于语言文字,图像、声音、颜色和大小等非语言符号协同语言文字共同表意。或者说,语言不仅指文字,更有语音、语调等听觉刺激[9]。

  研究方法

  本研究语料来源于实地拍照和访谈。2019年8月,笔者对什刹海沿岸地区进行了田野调查,使用数码影像实地搜集沿岸两侧常见的語言标牌(包括路牌、门牌、建筑名称牌、店名招牌、宣传海报、招聘海报、广告牌、警示牌、信息牌等)。考虑到标牌出现的位置及相互关系,将一家商店出现的信息算作一个样本,共筛选得到有效样本176项。结合场所符号学和多模态理论分析框架,按照语言种类、优势语码、使用场域、标牌作者、标牌功能等特征对所得样本进行了编码。

  2. 主要分析结果

  2.1. 多语语码使用的整体情况

  在176个样本中,语言呈现形式分为汉语、英语、汉英、汉英韩、汉英韩日和汉英日韩俄6种。汉语单语标牌达到81个,占比46%。汉英标牌为79个, 占比44.9%。 这说明北京作为国际交往中心,英语的功能越来越强。除了英语之外,韩语是使用最多的外语。通过分析标牌的内容构成发现,11个汉英韩组合的标牌中带有“都市之旅,美丽西城”的字样,说明这是西城区的统一行为。相比英语和韩语,日语和俄语处于弱势地位。此外,汉语中出现繁体字的一共有5例。

  2.2. 标牌的主体情况

  语言景观研究中按照标牌主体可以将语料分为两类: 一是自上而下的标牌,也称官方标牌; 二是自下而上的标牌,也称非官方标牌[2]。调研发现,本地区官方标牌占主体地位,标牌上明确显示出的主体有12个,如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文物局和西城区人民政府等。

  2.3. 不同区域的语言景观情况

  通过比较语言景观发现,三片海域均有自己的特色。西海部分主要包括汇通祠(郭守敬纪念馆)和西海湿地公园。由于整体规划后重新开放,纪念馆和湿地公园语言景观比较一致,均采用了古风的暗红底白字设计。湿地公园处的标牌以温馨提示和相关动植物知识科普为主。

  与西海的自然风光不同,后海因酒吧而闻名。早在元朝,作为当时漕运的终点,这里处处便是酒楼歌台和商肆作坊。通过分析31家酒吧信息,发现酒吧在标牌上风格趋于相同。黑底红字的标牌为19个,占比61%,这与西海的红底白字设计也有了相同的元素。这些变化体现了西城区以街区更新为抓手,推进首都功能核心区建设,提升城市品质的努力。这种做法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酒吧先锋文化遮蔽传统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弊端,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展示。标牌风格趋于统一后,各商家开始在橱窗文字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颜色、字体,配图上呈现了多样性和丰富性。

  前海为什刹海地区和北海的衔接处,信息呈现多样性,包括了庙宇、饭庄、酒吧、音乐吧和观光区等。重要的是中轴线上的第一桥万宁桥就在前海东侧。元朝时期桥西侧设有通惠河和积水潭的交汇点澄清闸,这也是京杭大运河上一处重要的设施。在搜集的语料中,8处与大运河相关的均在此区域,如京杭运河积水潭港的石刻、碑记和大运河遗产区界桩等。这些标识突显了什刹海地区在京杭大运河中的地位。

  3. 语言景观反映出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3.1. 双语和多语标识的规范问题

  总体而言,什刹海地区语言景观中用语规范度很高,尤其是汉字的使用情况符合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若干规定的要求,但是在双语或多语使用上存在不规范的情况,尤其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英语方面存在拼写错误、大小写不一致、标点错误、整个景区表达不一致等情况。这种细节影响了北京的形象,不利于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建设。

  分析94个汉英双语共现的标牌发现,全部内容翻译成英文的标牌为50个,不完全翻译的为44个。介绍牌、指示牌和警告牌等官方标牌上多为完整翻译,科普知识展示图、导览图以及须知类内容较多的官方标识往往只翻译重要词语。非官方标牌自由度较高,几乎都是不对等翻译,外国游客可以在英语中获得关键信息。

  访谈中一些游客反映这些囿于空间不足和面向群体不同做出的调整可以理解,但是语言上的错误给人印象糟糕,比如老字号“庆云楼”的英文介绍中,出现了多处大小写错误。码头的游客乘船须知英文版中也存在动词使用不当、逻辑混乱等错误。 “开放时间”有 “Opening Time ”和“Opening Hours”两种方式。翻译可以存在多样性,但是像标牌等涉及城市形象的语言文字一定要规范和统一,翻译时要有标准意识和整体思维。具体可以参考2017年公布的《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第3部分旅游(GB/T 30240.3-2017)中的英文翻译示例。此外,政府要尽快出台双语或多语标牌的使用规定;各个标牌主体之间要加强沟通;景区管理部门要加强审核,对于不规范的標牌,尤其是有明显错误的标牌要及时更新;充分发挥北京人才优势,发挥社会力量进行监督管理。

  3.2. 语言展示与文化传承问题

  本次调研发现,展示运河文化的语言文字较少且缺乏与游客的互动。通过现场观察发现大段文字的介绍鲜有游客能读完。如何通过语言来展示运河文化,还需要在以下两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研究好”,即要深入研究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提炼运河文化的内涵和本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突出强调,要深入挖掘和丰富大运河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语言景观的建设要既要考虑历史文化,还要顾及现实需求,体现时代特色,必须有前期的综合研究为基础才能经受时间和观众的考验。

  二是“传播好”,即通过各种语言形式和各种媒体传播运河文化。统计的语料中,14项有二维码,其中8个二维码可以链接到“畅游什刹海”公众号,对现场的语言景观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除了公众号,还可以发挥融媒体的作用,拓展语言景观的内涵,借助电影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示运河文化,彰显首都特色。

  3.3. 传统文化与酒吧文化的融合问题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北京,历来都有包容的情怀。后海是现代文化和历史文化碰撞的生活街区,它的酒吧文化是北京重要的旅游资源。对于后海的酒吧文化建设要用心、用情,避免 “懒汉思维”。2018年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什刹海街道办事处主持召开座谈会,会上他提到街区更新不搞一刀切,既保留住京味儿,又融合时代气息。在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中,什刹海地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为街区更新和老城复兴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疏解整治规范之后,对于酒吧文化而言更重要的是促提升,通过多方努力将其打造成古今融合、中西合璧的高品质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底色上不断发展。

  3.4. 旅游活动与当地居民生活和谐问题

  旅游业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产业,但是发展旅游业不能以牺牲当地居民的幸福为代价。本次调研中发现有的居民院前贴有“本院内没有厕所!”,“私宅,谢绝参观!”和“私宅,勿闯后果自负!”等字样的告示。这表面上反映了游客与个别居民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旅游活动对社区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控制、减少或消除负面影响,要以人为中心寻求解决办法。

  物质条件方面,要提高旅游公共服务体系质量,完善旅游服务相关设施建设。思想认知方面,要加强宣传,提高游客的文明素质,同时提高当地居民对遗产资源的认知程度。行动方面,设计活动鼓励发动当地居民参与文化建设和传承活动,比如鼓励他们参与语言景观建设管理,设计原住民的口述运河文化的活动等,从而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使运河文化内涵不断清晰和丰富。

  [参考文献]

  巫喜丽,战菊.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市“非洲街”语言景观实探[J].外语研究, 2017, 34(2):

  6-11,112.

  尚国文,赵守辉.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 37(6):81-89.

  章柏成.国内语言景观研究的进展与前瞻[J].当代外语研究,2015(12):14-18,77.

  杨荣华,孙鑫.互动顺序视域下城市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研究:以南京为例[J].外语电化教学, 2018(6):100-105.

  KRESS G,T VAN LEEUWEN.Reading images:the grammarof visual design[M]. 2nd Edition.London:Routledge, 2006.

  SCOLLON R,SWSCOLLON. 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 [M].London: Routledge, 2003.

  JAWORSKI A,CTHURLOW. Semiotic landscape: language,image,space [C]. London: Continuum,2010.

  HALLIDAY,M AK.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the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London:Amold,1978.

  程云艳.以规范语言景观翻译助力首都文化中心建设[J].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29(4):93-96.

  基金项目:北京青年政治学院2019年度财政科研类项目《大运河(北京段)沿线语言景观建设研究》(项目编号:519000010CZ/019)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 李青(1983-),女,山东德州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及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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