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地图上的“中国”

　　有关地图测绘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夏代。相传东周时珍藏在周天子宫中象征九州的九鼎，已经将各州主要的地理要素铸在鼎上，具有原始地图的功能。

　　现存最早的地图实物，是1986 年在天水放马滩一号墓中出土的7 幅绘在松木板上的地图，大约绘制于战国秦惠王后期（公元前4 世纪初）。而显示范围更大的地图，则是1973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一幅绘在帛上的地图，其主区包括了今天湘江上游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附近地区。

　　这些区域性的地图，无论是传世的，还是仅见于记载的，都比较精确具体，因为它们都有实际的功能和直接的用途，甚至事关国计民生。例如，刘邦抢先占据秦朝首都咸阳后，萧何深谋远虑，立即接管秦朝的地图与档案，使刘邦了解《史记》中所记载的“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而其中大部分信息显然来自地图及其附录。

　　这一传统为后世的同类地图所继承，所以，在采用现代制图技术之前，无论是以“计里画方”绘成的地图，还是山水画式的写意地图，制图者的主观意图总是希望显示实际的地形地貌、人文景观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多对其中某些要素作些夸大或缩小。

　　如果画一张全国地图或“天下”地图，就必须服从 “天下”的观念——“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 居于“天下之中”。本朝或前朝的疆域政区都要一一画出，但“天下”的边界是画不到的，本朝或“中国”以外的属国、蛮夷、化外之地、要荒之地就可以随意处理了。

　　既然非声教所及，不画无所谓。如果画了也无不妥，总不出“天下”的范围，恰好可以说明王朝的影响无远弗届。

　　例如，汉武帝听取使者张骞的汇报后，获悉黄河发源于于阗（误以今塔里木河为黄河上游），即“案古图书”（查考古代地图及附录文字），将源头的山脉命名为昆仑。当时今塔里木河流域还不在汉朝的管辖之下。

　　又如，唐贾耽绘《海内华夷图》，“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汉书》）发源”，包括“左衽”（非华夏诸族）地区。按其比例尺计算，该图的范围东西有三万里，南北则在三万里以上，都已超出了当时唐朝的疆域。

　　再如，《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现藏日本龙谷大学）于明建文四年（1402 年）以李泽民《声教广被图》（1330 年前后）和元末明初僧清濬的《混一疆理图》为底本绘制，《大明混一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也属同一系统。《混一图》不仅几乎包括整个亚洲，而且也画出了非洲。“混一疆理”不过是“天下”的同义词。

　　此图的绘制在郑和航海之前，所反映的地理知识显然来自元朝与蒙古汗国时代，也包括阿拉伯人的地理发现，但画入“大明混一”之图显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直到清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间画成的《乾隆内府舆图》还是如此，该图西面画到了波罗的海、地中海，北面画到了俄罗斯北海。

　　尽管在清朝疆域以外没有标出多少地名，却依然体现了乾隆皇帝与臣民的天下观念。正因为如此，这类地图被历代统治者视为重要的“政治符号”，被赋予“皇帝受命于天，奄有四海”的象征意义。

　　这些官方绘制的地图，被当成国家重宝、皇室珍秘收藏于金匮石室，其内容也被蒙上神秘色彩。如果说， “春秋笔法”（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的文章写法）是历代官修正史的传统逻辑，那么，在全国性的或天下的地图编制过程中，“春秋绘法”的事例更加不胜枚举。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这类官方地图完全可以自娱自乐，秘而不宣，以至外界既没有看到的机会，更不可能也不敢加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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