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致幻剂

　　福柯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 一，以对权力的分析和抨击著称。在很 多人看来，福柯毕生的反体制立场意味 着他属于左派知识分子阵营。但事实 上，福柯在生命最后10 年转向了右派 的新自由主义，这成为思想史上的一段 公 案。

　　从1979年1月10日至4月4日，福柯在 法兰西学院发表了题为“生命政治的诞 生”的系列讲座。当时正值国际政治的 剧烈转型时期，在讲座结束一个月之后， 撒切尔夫人在当年5月4日当选英国首 相，启动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成为 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滥觞。新 自由主义正是该系列讲座的主题。

　　新自由主义是一套注重自由市场企 业、有限政府和个人自治的经济学说，其 核心是反对国家干预市场。在“二战” 结束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以凯恩 斯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福利国家制度， 通过社会政策来抵消市场的负面影响。 新自由主义则认为，社会政策不能以平 等为目标。相反，它必须让不平等发挥作 用，促进市场竞争。换言之，新自由主义 主张按照市场竞争的机制来重构社会，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动及其所产生 的风险负责，政府的责任仅仅是维持法 治，确保市场机制的运行。

　　福柯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思想转型？ 这可以追溯到他19 75年去美国加州的 一次旅行，在那次旅行中，福柯在加州死亡谷国家公园（Death Valley National Park）的扎布里斯基角（Zabriskie Point） 第一次服用了致幻剂麦角酸二乙酰胺 （L SD），这种致幻剂可以导致服用者 的感觉、记忆和自我意识的强烈变化。 社会学家迪恩（Mitchell Dean）和萨莫拉 （Daniel Zamora）在《服用致幻剂的最 后之人：福柯与革命的终结》（The Last Man Takes LSD: Foucault and the End of Revolution）一书中讲述了福柯从1975年 第一次服用致幻剂，到1984年死于艾滋 病并发症的最后10年，分析了他拥抱新 自由主义的来龙去脉。

　　1975年，48岁的福柯已经成为法国 知识界的明星，然而，由于厌倦了当时法 国社会的循规蹈矩，他前往美国加州寻 求解脱。在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韦德及 其同性恋男友斯通曼的邀请下，福柯和 他们一起去了加州的死亡谷国家公园， 来到了沙漠中的扎布里斯基角，此处海 拔位于海平面之下，是远古湖泊干涸后 的遗迹，也是1960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 的文化地标之一。1968年，意大利导演 安东尼奥尼开始在这里拍摄电影《扎布 里斯基角》，背景是美国学生的反越战 抗议运动、黑豹党、毒品文化和性解放， 高潮是在此处的一场狂欢，该影片1970 年上映以后受到广泛关注。

　　致幻剂LSD是1960年代西方社会反 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的 标准配置，无论是像披头士乐队这样的摇滚音乐人，像金斯堡（Allen Ginsberg） 这样的“垮掉的一代”作家，还是像莱 恩（Ronald David Laing）这样的精神分 析学家，都把服用LSD视为重要的人生 体验。进入1970年代以后，LSD和其他 迷幻药物虽然继续被使用，甚至更为流 行，但是再也不会像1960年代那样定义 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和时尚。

　　福柯的政治主张很激进，但是他在 去死亡谷之前从未尝试过服用致幻剂。 在法国时他有过几次机会，但他都拒绝 了。在扎布里斯基角，福柯在韦德和斯 通曼的劝说下服用了LSD，这次体验给 福柯造成了深远的冲击。

　　1960年代，福柯和罗兰·巴特、德里 达等哲学家一起痴迷于摒弃“主体”。 福柯认为，自从启蒙时代以来在西方思 想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主体”概念，乃 是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一种虚构，医 院、学校、监狱等机构通过“主体”概念 塑造身份，诸如“罪犯”“同性恋”“变 态”“疯子”等等。立足于主体概念的传 统视角在批评监狱虐待犯人的时候，会 说此举导致了主体的扭曲，但是福柯的 批评颠倒了这种论述方式，宣称监狱的 罪恶在于通过虐待行为制造出受其支配 和制约的主体。

　　然而，在服用致幻剂之后，福柯对 主体的看法改变了，认为人能够通过情 色冒险、精神药物实验、发明新生活方 式等等，将自己塑造成自由的、积极的 主体。福柯重写了即将出版的《性经验 史》第一卷，而8年后出版的《性经验 史》第二卷和第三卷则推崇古希腊和罗 马的性伦理，将性行为视为一种生存美 学和建构主体的自我技术。福柯将法国 的存在主义和美国的企业家精神相结 合，将勇于通过极端的体验来塑造主体 的人士称为“自我的企业家”，他本人则 流连于加州的地下SM俱乐部，享受同性 之爱与性虐的快感，最终在1984年因艾 滋病去世。

　　与福柯的思想转型同步，到了1980 年代，“自我的企业家”蔚然成为西方社 会的时尚。自助教练、新时代大师、能量 治疗师、食物咨询师、替代治疗师和生 活方式品牌等等都随之兴起，使得塑造 自我成为一个充满商机的市场。

　　为什么福柯对积极主体的追求会令 他拥抱新自由主义呢？原因在于，福柯反 对“二战”结束以后在西方国家普遍建 立的福利国家制度。他认为，一个拥有 过多权力的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极权 主义，福利国家是“隐性极权主义”，不 仅仅是控制民众，还定义了民众的身份 和主体性。一个人的身份应该通过其自 我选择的考验来确立，不应该受到外界 干扰，特别是国家的干扰。

　　福柯在1960年代对于权力的分析使 他和左派有不少交集。但是福柯相信， 解放的真谛不是某一个受压迫的阶级夺 取社会权力，而是允许个人追求自我选 择的体验和快乐，不受官僚机构的规范 约束。福利国家的官僚机构对于个人的 限制不亚于启蒙时代以前的宗教机构。 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仅仅 通过经济理性来行使权力，将会消除国 家机构如同蜘蛛网一般密密匝匝的隐 蔽的控制模式，以及那些束缚现代主体 的各种纪律。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是开放 的、容忍差异的，同性恋者和其他生活 方式“不正常”的人只受市场的游戏规 则限制，而不是被官僚机构所规范。权 力的行使只是对外在环境的干预，而不 是对个人主体性的内部征服。

　　新自由主义只承认市场价值、否定 人文价值的做法屡屡受人诟病。但是在 福柯看来，这反而是它的优点。福柯一 直认为并不存在真正的“人性”，那种认 为人具有内在的灵魂、心理或主观性的 观念只是一种强制的幻觉。新自由主义 也不认为人类存在某种基本的属性，个 人只是作为参与者在市场环境中作出理 性选择，计算损失或收益的累积。

　　新自由主义批判福利国家的一个关 键理由，是福利国家制造懒人。福柯也 同意这个看法，他指出，社会保障体系一 方面让人们得到了更多的安全感，另一 方面却使他们变得越来越具有依赖性， 从而无法创造自己的主体。

　　福柯宣称，随着对于资本主义的激 进乌托邦替代方案的耗尽，革命时代已 经结束，各种宏大叙事已经瓦解，人类 已经抵达传统政治的尽头。政治上的进 步不再是通过政党、工会和官僚机构来 实现，相反，政治已经成为一种个人的 道德关注，一场与自我的“内在敌人”的 斗争。这与10年后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提 出的“历史终结论”何其相似。

　　就在福柯结束“生命政治的诞生” 系列讲座一个月之后，随着撒切尔夫人 当选英国首相，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 政策处方粉墨登场，在2 0世纪的最后 2 0年重塑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与社会。 无论是右派保守的撒切尔和里根，还 是号称左派的布莱尔和克林顿，都削减 了福利，降低了富人的税收，并将政府 的公共服务私有化，结果导致了经济不 平等、财政紧缩和公共债务的增加，加 速了对公共服务和公众信任的腐蚀，降 低了西方国家解决其所面临的经济、健 康、安全和环境问题的能力。

　　与福柯在讲座中表达的诉求一致，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西方左派把为同性恋 等边缘化群体伸张权利的“身份政治”作为关注重点，忽视了基于阶级的政治 诉求。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 西方国家的贫富分化迅速加剧。当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 繁荣的泡沫之后，新自由主义就理所当 然地受到公众的普遍批判。福柯对于新 自由主义的提倡也无可避免地损害了他 的学术声誉。

　　福柯的致命盲区在于完全忽视了经 济不平等问题，而这恰恰是社会保障体 系和福利国家得以建立的原因。福柯认 为，贫穷和经济不平等本质上是19世纪 的问题，虽然尚未完全解决，但是不再具 有紧迫性，亟需解决的问题是权力的滥 用，社会保障体系是规范个人行为、培养 依赖性的权力工具，福利国家是对自我主 体的束缚，新自由主义为此提供了解药。

　　事实上，智利的皮诺切特在1973年 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的民选政府之 后，一方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另一方面实施国家恐怖主义，不仅血腥 镇压异议者，而且残酷折磨和杀害同性 恋群体。这说明新自由主义与权力的滥 用完全兼容。福柯对此视而不见，令人 诧异。

　　福柯拥抱新自由主义的关键动机， 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反感。福柯是一个深 刻的“反国家主义”的思想家，但是他从 未发展出一个连贯的国家理论，无法区 分国家权力的合法使用和滥用，甚至暗 示并没有这样的区别可言。他的理论无 法解释为什么民主是好的，在他看来， 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权力就是权力。 深受福柯影响的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在新冠疫情大流行 期间，撰文批评各国政府旨在减缓疫情 传播的措施，例如强制民众佩戴口罩和 封锁社区等等，是“技术—医疗专制主 义”，是所谓“生命政治”对个人自由的 限制。这种偏激的言论充分暴露了福柯 思想的缺陷。

　　在“Me Too”运动兴起的当代，福柯生前的言行正在受到学术界的重新检 视。福柯曾在一次访谈中称，强奸与打 架不存在本质区别，希望把“性”从层 层累加的道德重负中解脱出来。他还曾 在1977年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试图将与 13岁以上儿童的性关系合法化。在《性 经验史》第一卷中，福柯写到一个农场 工人在1867年对一个年轻女孩进行性虐 待，对他来说，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权 力如何从这一事件中构建出值得惩罚的 人，使得这些无关紧要的乡间乐趣成为 不仅是集体不容忍的对象，而且是司法 行动的对象。换言之，他的同情对象是 施虐的农场工人。当福柯倡导古希腊和 罗马的性伦理时，他关注的是一小撮精 英的生存美学，而不是平民、奴隶、妇女 和儿童的经历。

　　2021年2月，福柯的生前好友、法裔 美国学者索尔曼（Guy Sorman）出版了 《我的废话字典》（Mon dictionnaire du Bull shit），书中提到，福柯1969年旅居 突尼斯时，曾经向8到10岁的小男孩扔 钱，约他们晚上10点在一个墓地见面， 然后在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与小男孩性交。这是一个严厉的指控。有人反驳 说，索尔曼只是道听途说，福柯在突尼 斯的性伙伴是十七八岁的青少年，他并 非恋童癖。但无论如何，福柯绝对不敢 在法国做他在突尼斯所做的事情，是殖 民主义背景下的白人身份给了他胆量。 福柯一方面毕生抨击权力，另一方面又 对结构性的不平等安之若素，难怪他与 既反对国家权力，又漠视社会不平等的 新自由主义一拍即合。

　　两位作者将此书取名为“服用致 幻剂的最后之人”，可谓一语双关。一方 面，它是指当福柯在1975年服用LSD之 时，西方社会的反文化运动业已趋于沉 寂，服用LSD并非前卫之举，只是步无数 嬉皮士的后尘。另一方面，它也是暗寓福 山1992年问世的著作《历史终结与最后 之人》，“最后之人”是指西方民主体制 和自由市场秩序中放弃了宏大叙事和阶 级政治，只追求自我实现的原子化个人。 福柯在生命最后10年所召唤的其实就是 “最后之人”，只不过，他给卑卑琐琐的 “最后之人”涂抹了一层英雄主义的光 辉，这是他服用的致幻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