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何以成为经济大动脉

　　在王朝国土治理的各类系统中，京杭大运河与京师北京构成的经济系统，是最重要的王朝支撑体系之一。周代曾被儒家思想家美化为理想时代，但恰恰在京师—运河体制的必要性上，周代提供的却是负面的历史证鉴。秦汉帝国所建立的集权体制，是在充分意识到周代分封弊病之后的选择，从此，中国王朝政体基本上延续了这一传统。不过，一统集权王朝的都城，从建立之初，便提出了巨大的基本生存层面的经济需求，首先大量的人口便直接导致了粮食供应的巨大压力，而超越基本需求的奢侈享受，令京师消费几无上限。

　　在本地条件与京师需求反差巨大的情形下，令各地援助京师，是唯一的也是必然的办法。好在此时的集权朝廷已经直接掌控全国各地的资源。不过，在全凭人畜役力运输的时代，大宗物资特别是粮食的运送仍为沉重负担。在此情形下，水路是效率最高的运送方式，即使以修造运河的浩大工程为代价。在这种情势之下，京师—运河体系诞生，并随着全国政治地理格局的改变，随时调整线路。大运河永远朝向京师，把政治与经济连接在一起。

　　以经济支撑为基础，进而达成军事、政治的稳固，这是大运河对于京师乃至整个王朝的意义。以明朝为例。公元1449年，土木堡之变，随后蒙古瓦剌统帅也先率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兵部尚书于谦组织京师军民积极抗战，成功保卫北京。此次战役，于谦等人的死战决心与正确部署固然重要，而通州粮仓的百万石储备也是稳定军心民心的重要因素。于谦曾专门制定特殊措施，发动军民，将通州粮食急运京城，令坚守无后顾之忧。

　　北京对于大运河的依赖，从城市最初的营建就开始了。明朝驻扎北平的燕王朱棣，取得靖难之役的胜利，夺得皇位，并改北平为北京，定都于此。于是，北京城出现了又一轮大建设，运河上随之呈现特殊的繁忙景象。城市宫室建设完成，运河的首要任务便是京师大宗日常消费品的保障性输送。

　　作为一条贯穿南北3000多里的水道，大运河穿越一系列大小区域，而这些区域，自南而北，环境条件差异逐步加大。对于商品交换来说，地区反差越大，商业价值越高，所以大运河的出现，乃是一条国内南北千里贸易线的诞生。官府对运河管理严格，私人禁止侵占，但是运河所含有的不可抑制的商业活力，仍然激发了社会各类商业群体在运河的汇集与钻营。

　　商业规律与官府律令之间博弈妥协的结果，在王朝盛世，出现的是双赢的局面：一方面是官府漕运的平稳推行，另一方面是商业活动的繁荣发展。运河地带呈现的典型景观是，接踵不断的船只与一连串充满生机的市镇。由于商业创造了较大的利润，于是，在运河沿线，官府设立了众多钞关，向商人征税。

　　大运河既是通道也是纽带，促进着区域间的交流互融。例如，“淮扬菜系”便是淮安与扬州结合而成的产品。在没有大运河之前，两地各自独立，本自成一系。自运河开行，官商往来频繁，讲究品味，才将二者融为一系。进一步从宏观来看，大运河加强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联合。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为中华文明的两大摇篮，二者融合的不断深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北京是大运河的北方终点，是服务的主要对象，大运河对北京及其附近地区自然会产生积极影响。通州是漕运进京的首站，自有首站的繁荣，不仅有皇家粮仓，还有民间的商街。清人李焕文称通州“帆樯林立人如蚁”。18世纪来华的英国访问使团成员斯当东，对通州有三大印象：一是商业网点渗入街坊，工商兴旺；二是临街店铺招牌五颜六色，十分抢眼；三是南货、北货杂陈，品种众多。同一时期来华的朝鲜人朴趾源，也记载了通州市面的繁华，“下船登岸……入一铺中，其瑰丽繁复，亦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

　　今天，大运河天津段留下众多实物遗产，包括河道、船闸、桥梁、堤坝等。其中北运河、南运河天津三岔口段，全长71公里的河道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标志部分，宣告着其价值的杰出性。北京地区是大运河的终点，但商贸活动并不止于北京。大运河发挥轴心作用，不仅带动张家口、南口、通州、天津以不同的形式参与运河系统的运行，在更宏观的范围，通过驼队与运河转换对接，也将遥远的蒙古、俄罗斯与中国江南的贸易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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