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长城》的背后

　　《巍巍长城》是我所有作品中传播最广的风光摄影作品。1963年它首次在《人民画报》跨页版上发表后，又相继被《中国摄影》《大众摄影》杂志和《中国四十年优秀摄影作品选》等画册选登；它曾被《江山如此多娇》《中国风光》等二十多本大中型摄影画册选用，而且大多被用作封面或跨页；不知多少次它被印制成挂历、年画、明信片，甚至被印染在旅游衣衫上；它还曾被仿制成巨幅壁毯，曾经悬挂在人民大会堂和作为中国政府礼品陈列在联合国主宾大厅。

　　这照片还曾被五六家地毯厂仿制成不同尺幅的壁毯高价出售，既不与作者打招呼，也不署名付酬，前些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作为严重侵犯摄影著作权的典型案例。

　　拍摄此作时我27 岁。当时，《人民画报》计划较有创意地连载报道长城，为此，曾组织有关记者、编辑，查阅了许多有关长城作品的中外报刊。我发现以往的长城摄影作品有“一多一少”—站在长城拍长城的多，早晚时分拍长城的少。因此，我曾设想拍摄一抹朝阳染红燕山峰巅，长城在灰蓝色的群山中隐约盘旋的照片。

　　1962 年夏末秋初的一天，为了那 “美妙”的设想，我们天不亮就出发了。画报社给此次的长城拍摄派一辆小车，同去的有我的老师敖恩洪等。到达八达岭，由于东边高山遮挡，阳光照到峰巅时不是“染红”，而是“照亮”了。脱离现场实际的美妙设想，变成了空想。于是我寻找“离开长城拍长城”的拍摄点。当我计划从长城缺口跳出，攀登离长城四五百米的一座山岩时，远远看到年过半百的敖老师头扎手巾，站在秋阳似火的烽火台上取景。我挥手指向长城外的山岩，敖老欣慰地点点头，以示赞许。我登上山岩，蓦然回首，众里寻它千百度的长城雄姿的拍摄点果然在此。而且，用林哈夫 180mm 长焦镜头框住的“四条边”，“多一分则太满，少一分则太空”地将盘亘起伏的八达岭游览段，完美地包容在取景框内。我兴奋得一下子瘫坐在山岩上。可是当时的顺侧光显不出燕山的起伏感和长城的明暗层次，我只好坐等光线的变化，直到侧逆光勾画出山峦起伏的条条轮廓光，微微的雾霭使远近山体明显分离时，我情不自禁地连拍了八张 6×9柯达彩色正片。一个画面纹丝不动地拍了一个彩色胶卷，这在当时是要挨批评的。由于此图的选用率高，我不仅未受批评，图片资料室的同志反而多次要我去八达岭再拍几张。可是重拍了两次，都没有达到头一次拍的效果，原因是这张照片里面的光线只能是秋天才会出现，那突显远近山体距离感的微微雾霭也再难以遇到。风光摄影的“天时”，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正是这幅作品的拍摄经历，让我感悟到“现场构思”和 “形象储存”在风光摄影中的重要性，并朦胧悟到，一幅好的风光摄影作品的诞生，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得的结果。

　　《巍巍长城》之后，我似与长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陆续拍过周边慕田峪、金山岭、黄崖关等明代修建的燕京长城。印象里，我还参加过中国摄影家协会组织的慕田峪长城拍摄。总之，我抓住各种机会把燕京长城的主要拍摄点都跑遍了。

　　我和罗哲文因为拍长城也成为朋友。罗哲文曾师从建筑大师梁思成，多年一直为保护长城等奔走，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著有《长城》《长城赞》《长城史话》等。罗哲文那时候担任长城学会的会长，也喜欢拍照片，是我相识多年的“影友”。

　　1988 年，我们合作编辑了《燕京长城》画册，罗公撰文，我做图片编辑。“八达岭以雄浑称奇，金山岭以险峻著称，慕田峪以秀丽迷人”，以及慕田峪有“三条长城交汇”的罕见景观，等等，我都是从罗公处获得的知识。

　　1991年，在罗哲文的帮助下我全程参加了有长城研究方面的专家朱希元和长城学会副秘书长郝一，以及曾徒步万里长城的董耀会他们三个人参与的“中日长城联合勘探队”。我作为随行记者从玉门关到山海关，行程八千多公里，为时一个半月，得见万里长城千差万别的多种形态。勘探进入甘肃、宁夏后，那里的长城形象很难与雄伟险峻的燕京长城联想在一起，那边的长城被风沙侵蚀，在沙漠中浮沉，在戈壁上断续……给人以沉重、悲凉之感。当然，这是大自然岁月流逝的见证，历史沧桑的留存。然而，当想到万里长城当年修建的伟绩，又不禁为之赞叹。

　　（文字根据作者口述，本刊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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