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长城摄影史

　　长城，北国风光的代表，江山如此多娇的标志。在中国境内，长城恐怕是负载意义最多的几种制造物之一，它背后的隐喻与正面的象征几乎一样多，甚至还要多，甚至多得多。作为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人类遗存，长城当然是人文景观；然而，经过时空的奇妙穿越，尤其是其军事功用彻底荒废之后，长城被静置下来，成为人们眼中与自然相融合的风景。人类在中国北方所做的这一历史“静置”实验，仍在进行中；作为实验物的长城，也在见证着人类之动、社会之变。这些隐喻象征和多重变化正在被杨越峦这样的摄影人所关注、所摄取、所录存。

　　很长时间以来，长城已经被摄影所锚定所固化。自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摄影师随战火硝烟北上，长城作为考察对象、猎奇目标和战场，它的身影开始被镜头框取，被感光材料和药水固化为照片在全世界传播。此后，一百六十多年以来，说不尽的长城，就像一块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多少摄影人的脚步和目光，古今中外，长城摄影难以尽数。

　　如果长城有生命，作为旧风景，身处新的时代，身处新的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它也在期待新时代的人们对它的新表达。这是长城摄影人的机会和使命，当然更是老长城对新时代新摄影提出的新挑战和新命题。

　　杨越峦就是这样勇敢接受了新考卷的人，由此开始新的考验和冒险。一个摄影师将专注的目光和执着的镜头，多年来投向长城这一个标的物，那是他对此物所承所载的敏感；而长城将它阴晴雨雪的万变身姿、无尽的魅力和隐喻，面对这个人的镜头充分地展开敞开，则是对这个人无尽的信任和褒奖。这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互相发现、互为彼此，是双方期待已久的一场视觉欢宴。

　　多年来，杨越峦贪婪地试图走遍所有长城，热恋般地与长城长期耳鬓厮磨，在他眼里，长城除了是国家民族精神象征物，更是具有生命性的活体活态存在。除了摄影，他还用几万字的日记，记下拍摄经历和思考所得。他用脚步丈量长城，用眼睛抚摸长城，再用镜头，把关于长城的一切大小思考都一一记录呈现出来。他关于长城的影像所现，正是他心有所思的投射。

　　最初，杨越峦和众多长城摄影师一样，也经历过摄影发烧友式的长城明信片式摄影。这几乎是长城摄影和长城摄影人的宿命，尤其是在中国风光摄影的黄金时代，因为长城丰富的历史文化承载和高度国家符号化性质，以长城为主体、以环境为陪体的“长城风光”，一度占领了风光摄影、旅游摄影的题材制高点。

　　2009 年4 月，杨越峦告别了长城摄影的发烧友时代，将镜头不仅瞄准长城，也聚焦在长城周边与长城有关的一切，借影像表达他的长城之思，他对历史的叩问，对人生的参悟。对于杨越峦这样1960年代出生的一代，经过1980 年代的激情青春，把活着的意义悬为最高理想，因此他对长城及其影像的追寻，更多不是追逐影像占有，而是追寻长城摄影这种行为的意义所在。

　　起步于长城的“掠美”式风光再现；到“野长城” 达成的影像宏大叙事；再到近年来对长城及其周边有关的环境、人文、经济、社会发展等各种细部的渐次打开；今天，他又有了新的思考和尝试，比如对用作抗战烈士墓碑的长城砖，他用具有当代色彩的方式进行了个人化的影像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路探索和步步深入。他个人的 “长城摄影史”恰与中国摄影的当代发展史轨迹高度重合—个体与整体、个人与历史、摄影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是多么的偶然又必然、应然。

　　作为多年游走注目长城的摄影师，作为一个优秀的摄影组织工作者，杨越峦一直关注着当代摄影甚至当代艺术的走向。“当代”，就像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诱惑力与生俱来；但当杨越峦用摄影表现长城的时候，一直自觉地保持着对“当代”的足够警惕，保持着一个知己知彼又若即若离的适当距离。这既出于对历史的敬畏，也是对这个“当代”的尊重，也是对摄影作为艺术、工具、媒介、生活方式的领悟。

　　一个成熟的摄影家，对形式创新是不会过虑也无须多虑的，因为他有思考作为底气、内核和动力。而长城对他的改变有多巨大，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至于以后，他借长城进行的摄影之思，他用摄影进行的长城之思，又会

　　呈现怎样的影像之变，恐怕他自己现在也还说不清楚。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罗哲文语），两千年的金戈铁马、历史云烟，是长城不变的底色，也是长城留给长城摄影和长城摄影人永远抹不掉的思想胎记。

　　汪素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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