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之躯

　　胶片作为记录影像的介质和载体，是保存影像的一种原始材料。在摄影史上，出现了许多利用这种感光材料进行大胆创作的摄影家，如曼·雷、菲利普·哈尔斯曼等，他们充分利用胶片的特质，创作出许多超现实主义影像。

　　而今天的摄影已从传统影像全面跨入数字时代，但胶片这一感光材料却未完全消失。伴随着职业摄影师和观念艺术家对这一媒介的重新思考，胶片重获生机。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

　　我一直在使用传统底片拍摄时代变迁中的工业遗迹和废墟，其中也包括拍摄城市发展变化下各种文化载体的消失，如街道的改变和老建筑的拆除，等。同时期我也在工作室创作大量关于“花”的系列作品，力图通过制造花的影像，表现生命在不同色彩、不同时间、不同情绪下的呈现。

　　而随着创作的深入，在不断撕扯与对峙的情绪中，画面的重组、分裂、再造中，我愈发感到对胶片物质性的依恋。这是一种柔软的，极其脆弱的材料，它具有其独特的表达语言，例如黑白影像的正负关系，彩色正片的染色和片基基调特征等等。胶片提供了基于材料属性的特殊美感，同时也易燃烧，它脆弱的质感给二次创作带来机会。如火药和彩色正片的相遇，产生新的色彩变化，原有的影像在火药干预之下的重生。对我来说，火药的干预就仿佛是脆弱的神经遭遇攻击，原有的影像将再次浸入我的想象与幻梦之中。

　　我想做的就是刺痛观看者们的视网膜，那些胶片中隐隐约约仍然保留下来的人体形象原来具有古典美学的风格，也具有饱满的令人愉悦的美感，可是现在却通体疮痍，我期待着以溃败唤起人们对于生命易逝的不舍与思考。通过形象破坏来实现观念的表达，也通过形象的再造实现了生命的感知和情感的释放。胶片的平面同时具有了全新且独特的肌理，繁复的色彩，紧密的光点，把摄影的情感书写带入了直观的场景之中。这是一种双重的表现，既是具象的挪用，也是对“形象”的解构，由此我也不再为追叙某种观念而犹豫不决。

　　我发现在工作室里有着太多的可能性，那些火药，枯枝落叶、灯箱、复印机、照相机、随手可触的破碎胶片，只要放置在光与黑暗之间就会产生出异常丰富的图像。制造，再制造，它们慢慢地就成为了另外一个世界。此刻的工作室，帮助我打破了固有的影像认知，特别当我在胶片上反复烙烫线条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某种直接的快感，表达出我内心潜藏着的残酷和不安。真实的影像记忆被化为多维的、错乱和复杂的生命记忆。

　　有意思的是，当代很多艺术家们也喜欢工作室模式的影像创作，算法虚拟、地理图像改造、装置影像，这些都在冲击着传统的摄影美学，我似乎看到了一种新型的摄影美学缓慢却汹涌而来。

　　杨安迪　1963年出生，现任贵州大学美术学院摄影教研室主任，贵州省摄影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曾担任贵州省文艺奖第二届、第五届和第七届评委。2021年作品“时间的河流”入选28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并出版《杨安迪摄影作品集》；2020年主编出版物《贵州70年70人作品集》；2018年作品“变迁”获贵州高等学校教师双年展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