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南文化为标尺的孝文帝文教改革

　　魏晋之后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推动民族融合的一次重要历史变革。一般认为，太和十四年之前的改革由冯太后主持，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才开始主导改革。若从改革的内容来看，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建设大多完成于太和十年以前。从太和十年开始，改革主要集中于礼制领域，如定朝廷礼服，起明堂、辟雍，定乐章，迁都洛阳等。按《魏书·高祖纪》的记载，太和十年以后的诏册均为孝文帝所撰，可知改革所触及的深层次文教问题其实大都由孝文帝主导。

　　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帝的文教改革并不仅仅体现了他自身的政教理想，而是由切实的时代问题所推动。这一时代问题是北魏在统治了中国北方大半个世纪后，如何建立融合胡汉的新国制以实现长治久安的问题。文教改革正是其中最具统摄性的环节，涉及国宪与民心。正因如此，孝文帝所面临的文教问题不只是鲜卑人与汉人间的文化差异，还包括汉人士族之间的学术争端。太和十二年至十五年间（488 年- 491 年），围绕禘、祫、圆丘等礼制问题，汉人士族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以致孝文帝不得不遣使江南，以期通过引入江南典籍来解决北魏的礼制问题。关于孝文帝向江南借书之事，不仅在《南齐书》中予以记述，出土于清光绪年间的《李璧墓志》也有记载，著名文学家王融也撰写了很长篇幅的疏文来陈述己见。孝文帝的文教改革是牵涉南北朝历史走向的大事，以致南朝也不得不高度关注。

　　借书江南发生在太和十三年（489 年），两年后孝文帝派遣“特有公输之思”的蒋少游充任副使，密令他考察建康宫殿楷式，为建筑洛阳宫殿作准备。南齐研判出蒋少游的谍侦动机，但仍然允许蒋少游返回北魏。此后洛阳的宫室制度皆出于蒋少游之手。由此可见江南文化对于北魏改革实具有标尺作用。孝文帝之所以选择洛阳而非邺城为新都，也是为了让改革不为河北士族所左右，故选择以江南文化为融合胡汉，实现大一统的价值引领。在这个意义上，江南从未外在于北魏，孝文帝改革乃是当日中国南北元素汇聚共同作用的结果。

　　除了孝文帝主动直接从江南引入典籍与宫室制度外，南齐也每年“特简才学之士，以为行人”，通过遣使聘好向北魏展现江南的人物风流。太和七年至十八年间（483 年- 494 年），南齐向北魏遣使十二次。其中两次出使的刘缵得到北魏君臣的一致赞誉，据《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太后冯氏悦而亲之”。刘缵的出使对孝文帝改革的核心成员刘芳的官运也有影响。刘芳为刘缵族弟，为冯太后所罚后恰值刘缵到来，于是被冯太后擢升为兼主客郎负责接待。按《魏书·刘芳传》的记载，太和九年（485 年）刘缵出使后，刘芳为中书博士，后又任中书侍郎，成为孝文帝革变旧风的决策参与者。接待刘缵的另一兼主客郎甄琛，他对刘缵的器貌念念不忘，时常叹咏之。在甄琛六十余岁时，刘缵的后人入洛，甄琛迎娶了刘缵的孙女。这成为北魏的佳话，朝廷专门下诏为其婚礼给予厨费。

　　南齐使者的到来，给北魏君臣留下了关于江南文化的直观印象。据《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孝文帝甚重齐人，每有南齐使者到来，均亲相应接，申以言义。他常对臣下说：“江南多好臣。”太和十七年（493 年），南齐名士王肃投奔北魏，迅速成为孝文帝改革集团的核心成员。对于孝文帝优礼王肃的缘故，陈寅恪先生认为：“固别有政治上之策略，但肃之能供给孝文帝当日所渴盼之需求，要为其最大原因。”孝文帝所渴盼的，为“其宗贤之流风遗著”。王肃出身江南第一流高门琅琊王氏，琅琊王氏的人物风流自魏晋迄于宋齐代代不绝。王肃之父王俭更贵为南齐宰相，长于礼制。故陈寅恪先生说王肃“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魏书·王肃传》在记述王肃北奔后在邺城拜见孝文帝的场景时，特意描绘了王肃的风仪，说他“辞义敏切，辩而有礼”，“陈说治乱，音韵雅畅，深会帝旨”。王肃的言谈举止、思想观念均得到孝文帝的高度认同。孝文帝初见王肃便“促席移景，不觉坐之疲淹也”，以后日益器重礼遇，屏退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亲贵旧臣莫能间也”。王肃用刘备诸葛亮的关系来形容二者间的亲密，“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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