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救世救国之愿 建立己立人之功

　　刘湛恩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是受人尊敬的社会活动家，是沪江大学的首任华人校长，更是一位爱国志士，被国家授予“著名抗日英烈”称号。据《刘湛恩年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介绍：1896年12月12日，刘湛恩出生在湖北阳新县白沙镇刘福七房村的一户普通农家。他自幼刻苦好学，善于思考，年少时即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二十岁时，以第一名成绩保送至东吴大学学习。在大学期间，刘湛恩表现出了卓越的演说天赋。他曾代表学校与南京高师、金陵大学、之江大学等学校代表同台竞赛，并接受了评委会主席黄炎培的颁奖。

　　大学毕业后，刘湛恩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继续深造。他认为救国首先要发展国民教育，遂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教育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在美期间，刘湛恩靠打零工维持日常开支，不论做打字员或当家庭教师、佣工、饭店服务员，还是农场的季节工，都不以为苦，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读书报国的信念。

　　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将德国非法强占我国山东半岛的权益转归日本。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华盛顿对公众发表演说，宣扬美国的“公正无私”。刘湛恩在人群中振臂质问：“我们的山东省怎样啦？我们决不同意！”严正激烈的话语引起美方的注意，随即被捕入狱，后经中国留学生及侨胞联名抗议才获得释放，这更加坚定了刘湛恩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的决心。

　　1922年，刘湛恩博士毕业，旋即回到国内，开始在上海、江苏、湖南等地考察教育，并发表教育演讲，现场“听者非常踊跃”。作为教育家，刘湛恩迫切希望能改变当时中国教育落后的面貌，他也很希望将欧美国家一些好的做法引介至国内实验推行。刘湛恩曾与梅贻琦在1922年游历西欧，考察教育。同样，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与刘湛恩也有很深的交往。1934年，为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东亚高等教育会议，蒋梦麟12月8日即来到上海与刘湛恩会合，后一同经香港赴菲，至1935年1月7日回到上海。这次考察，可谓有惊无险。原来，刘湛恩与蒋梦麟最初所搭乘的太平洋公司的“杰佛逊”号船在香港与一艘丹麦轮船相撞，不得不改乘“彰德轮”离港赴菲，以致没能参加菲律宾大学校长的就职典礼，但在菲期间，所到之处皆受到各界欢迎。

　　此外，刘湛恩还与蔡元培、郭秉文、陶行知、邰爽秋、朱经农等教育家保持着良好联系。当刘湛恩出任沪江大学校长时，蔡元培专程前往，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可见刘湛恩在教育界之影响。就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国教育家为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曾携手走过一段艰辛而充满希望的旅程。在刘湛恩、郭秉文、陶行知等留美学生的推动下，孟禄、克伯屈、柏克赫斯特、华虚朋等一批美国学者来华讲学。

　　此外，刘湛恩始终在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复兴、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奔走呼号。他关注中国近代妇女进步事业，支持妇女参政，反对蓄婢、纳妾，禁止缠足、束胸等各种陋习，帮助妻子刘王立明开展中华妇女节制协会的活动。他关心青年成长，为青年学生的职业选择、生涯规划呕心沥血。他力主禁毒，参加中华国民拒毒会，赴芜湖、安庆、九江、武昌、汉口、开封、郑州等地宣传拒毒运动，监督各地的禁烟禁毒进展情况，不断地揭露事实，向各级政府施加禁毒压力及影响。他注意民众身体健康，担任了中国防痨协会理事，讨论了防痨口罩问题，还参加了中华麻风救济会，强调救济工作应十分努力于积极的预防，希望以后癫病绝迹，不致再有无数患者为麻风恶疾蹂躏。而当一些地方遭遇水灾，他又发起组织了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教育家水灾助赈联合会等，急救灾民于水祸……

　　刘湛恩主要活动于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发起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抗日战争。1927年6月1日，日本以保卫日侨安全为由派兵两千人在青岛登陆，7月又增兵至四千人。此举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当时，刘湛恩即将日本出兵山东问题电告中国出席“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的代表，请于大会时提案。同时，还将中方代表余日章在海外的通讯地址通告各处，俾民众团体和个人对于日本出兵问题有任何建议，都可直接电达。余日章在社会上有很强影响力，曾被《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视为当时影响中国的十二个大人物之一。1925年成立的“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也是一战后亚太地区存在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之一。因此，无论是对余日章的研究，还是对“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论及日本出兵山东背景下，在这一国际会议上对中日关系的讨论，但缺少了刘湛恩对余日章等中方代表直接沟通支持的描述。

　　事实上，刘湛恩对中日关系一直予以关注，并进行理性思考。他在《日本研究》题词和“五九国耻纪念日”演讲中提出“应付外交困难，固须了解日本而截人之长，补我之短，借镜邻封，尤应研究日本”，“雪耻方法，在群众努力，积极建设，致国富强，以御外侮”。“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又联络各大学校长，召集会议，电告英美诸国，揭露事件真相，谴责日本暴行，为李顿调查团的派出制造了舆论压力。1932年3月14日李顿调查团来华后，15、16、18日三天，刘湛恩均出席了欢迎调查团的宴会及相关活动，24日又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对中日问题进行了全方位阐述，表达了中国民众的正义立场。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刘湛恩又与林语堂等人创办了英文刊物ECHO，向世界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此外，刘湛恩还通过向国际友人致信致函的方式介绍国内情况，同时也展示出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在与玛丽·C.亚历山大的通信中，刘湛恩写道：“这次灾难仅是这场生死斗争的开端。我们愿意为国际正义和永久和平付出代价。有谣传说，日本当局开了一份‘黑名单’，列出两百多名中国的领袖人物，其中包括各大学的校长。他们很可能对这些支持中国事业的人们采取行动。我的很多朋友关心我的安全。我的太太和我毫不感到不安。我们决心继续‘照常工作’……我永远不会‘屈服’……”

　　“九一八”事变后，他还积极投身国民外交活动，并发起成立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疾呼要求停止内战，领导上海各大学教授联合会，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因坚持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并坚决拒绝出任日伪“教育部长”，最终成为日本侵略者及日伪汉奸的眼中钉、肉中刺。1938年4月7日，刘湛恩惨遭日伪特务杀害。

　　历史不会忘记，我们也更不能忘记刘湛恩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与牺牲。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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