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史诗 美好的城市

　　历史脚步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从时间上讲，自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起始，中经历代王朝不断疏浚与整修，至清代末年的漕粮改折为终点，以古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为主要形态的大运河在中国大地上先后驰骋奔流了约两千五百年之久；从空间上看，无论是以洛阳为中心，北起北京南至杭州，贯通海、黄、淮、江、钱塘五大水系，全长二千七百余公里的隋唐大运河，还是元代经过截弯取直之后形成的纵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的京杭大运河，它们的规模与里程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不仅完整保留了人类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包、绵延不断的有力见证。如此巨大的时间跨度与空间规模，使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起成为中华文明最伟大的标志性工程。

　　城市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是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的创造、交流与传播中心。由于南北交通、贸易的直接刺激与强大需要，大运河沿岸先后兴起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数十座城市。由刘士林教授编著的《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上海交大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中展现的运河沿线的二十一座城市，不仅集中体现了大运河文明的本质，也是它的最高历史表现形态与遗留下来的活化石。以人口城市化、城市功能商贸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的运河城市文明，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一个独特谱系，极大地促进中国古代的区域文明、不同城市、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对中国古代政治型城市结构、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形态、积淀深厚的农耕社会与精神传统等，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对运河城市经济社会的研究与阐释，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大运河在中国古代世界中的地位与意义。

　　城市风韵

　　“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也可以说，运河文明史就是运河城市发展史。沿运河水陆网络在广阔空间上扩展开去的城市与乡村，它们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是运河文明“基因”的再现与物化。作为一个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联系南北、在文化上横贯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和吴越六大区域文化的城市群，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内部在人口、物质、信息、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交换与交流。

　　运河文明的精华集中于两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区，然后又以城市为枢纽而延伸到古代中国文明肌体的末梢与细部。如城东门和城北门在明清时期是天津最繁华的所在，只是因为这两个城门正对着运河，占到了经济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又如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一带，历来是京城人士辐辏之处，也是因为借助了运河漕运之利。如《析津志》所述：“盖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止，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以商业为主要标志之一的城市化进程，所以每年三月，东岳庙一带才会出现“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的城市景观。又如贺知章在任城街上考察民情时偶遇来此地游玩的诗仙李白，酒逢知己千杯少，二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贺知章与李白喝酒之处便是坐落在济宁古运河北岸，后来被改称为太白酒楼的贺兰氏酒楼。像这样的例子，在运河沿岸城市中是不胜枚举的。从“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的汴州，到“堤绕门津喧井市，路交村陌混樵渔”的扬州，再到“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的杭州，繁忙的运河带动了沿岸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繁荣，一座座城市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盛。

　　许多城市的命运同样与大运河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明清时代，临清为运河咽喉会津，海内外舟航毕集于此，商贾云集而萃止居留，百货麇集而市肆鳞次。到二十世纪前半叶，著名诗人臧克家在回忆录《诗与生活》中，以忧伤的笔触勾勒了临清繁华过后历史远逸的萧飒苍凉场景。又如在京杭大运河走向繁盛的唐代，扬州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大都市，在京杭大运河欣欣向荣的元、明、清三代，扬州也一直处于繁荣与发展中。使扬州命运发生逆转的，是另一种现代交通系统对大运河的取而代之。如现代作家郁达夫所说：“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故而目下的扬州只剩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又如地处南北，成为漕运重要孔道的淮安。唐初，淮安盐运事业开始兴旺发达，随着运河交通发展而来的是南北人口的汇聚以及经济、文化的繁荣，淮安逐渐发展成为运河沿线的一座名城，有着“淮水东南第一州”的美誉。清朝末年，由于海运的兴起、陇海铁路的建成以及运河淤塞，淮安逐渐失去了南北交通的地位，再加上频繁的水灾和战乱，昔日的繁华渐渐消退。

　　大运河文化路线的第二层是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传播与相互影响。大运河的开通与整修，不仅直接刺激与活跃了不同地区间的物流商贸与人际交往，同时也对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往来及其路径产生了重要影响。大运河被称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联结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从而增强了华夏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互鉴互通。大运河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贯通，促进了中国与中亚等地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隋唐大运河和陆上丝绸之路在洛阳交汇，大量的中亚粟特人也在此经商与定居，闻名于世的唐三彩更是传布到世界各地。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结，增进了中国与东亚、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经济文化沟通。唐宋时期，江淮漕粮、盐茶等财赋在扬州汇聚和转运，许多经营珠宝贸易的大食人和波斯人也汇聚于此。元明时期，刘家港是将江南漕粮海运至都城的出海口，也是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著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路线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而来，回国路线则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而归，在中国游历期间曾借助过大运河的便利交通。大运河与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联通，实质上扩大了其自身影响力的辐射范围，促使“运河三角”地区成为沟通国内四面八方、联通世界各族各国的中外文明交会要地。

　　现实求索

　　时至今日，大运河不仅仍然承载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功能，它的历史文化功能更是历久弥新、愈加凸显。横跨运河的古桥、坐落在运河旁的古寺、运河船工号子、与运河有关的胡同……流淌的运河，流动的文化，已成为运河沿线城市发展中的独特风景。它不仅仅是一条承载着历史风情的文化长廊，更流淌着中国历史的文脉、民族的记忆、精神的基因，在华夏大地上书写下宏伟诗篇，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后申遗时代”就是运河的文化时代，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已然成为保护、利用、发展运河的重要思想和世界共识。

　　作为人类文明中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作为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主要功能区和承载地，中国大运河传承、保护、利用应以运河城市群的主体形态为总体战略框架，才能更深刻与全面地展示它固有的集群优势与重要地位。基于大运河城市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以运河两岸二十一座重要城市为对象，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资源，系统整理其文化资产和生活方式，着力阐述其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重要内涵，努力展示其作为彰显文化自信亮丽名片的人文精神与文明价值，为加强运河世界遗产保护、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贡献力量，期待两岸万家灯火、水上千帆竞发的运河繁华景象再次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