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甲医院当陪诊师

　　在陪着他人看诊的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也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疾病与人生，以及不同疾病背后患者及其家属面临的百般困苦

　　在医院，有一群职业陪诊人，陪伴病人挂号、看诊、求药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在陪着他人看诊的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也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疾病与人生，以及不同疾病背后患者及其家属面临的百般困苦。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赚钱规则与人情关系中周旋。

　　成为陪诊师

　　顺着消化内镜中心窗口排队的人队往前，队首的人收好了票据资料离开，接待窗口的玻璃前露出了一个矮瘦的中年女人。

　　“我给刘某某登记。”俞艳说着，把一叠资料递给了窗口那头的医护人员。

　　俞艳是一名职业陪诊师。有活儿的日子，她会出现在医院里，穿梭在问诊看病的人群间，为顾客排队、取药，记录医嘱、和医生沟通，还要负责照顾好病患，按小时计费。

　　在成为一名职业陪诊师之前，俞艳是一名商人太太。她不仅是贤内助，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在生意上也是丈夫的好帮手。丈夫做钢铁生意，规模不算小，在海外还投资了工厂。人生的上一个阶段，俞艳的精力和注意力都花在经营夫妻档生意和照顾家人身上，就这样操劳了10年。近几年，俞艳丈夫的资金链断裂，家庭的经济状况突然“变天”，卖了3套房才还清欠债。

　　生活几乎得从头打拼。为了挣钱贴补家用，俞艳在52岁这年再次从“小家”走了出去，成为一名陪诊师。这份工作意外地帮她走入了许多不同的人生。

　　在俞艳的经历中，陪诊项目所服务的人群，主要有儿女不在身边的中老年人、腿脚不方便的病人和从外地来北京求医的病患。还有一种情况——单纯不愿意一个人在医院看病的人。这样的顾客虽然不多，但也不是个例。

　　那天，俞艳的客户是罹患肠胃疾病的70多岁老人刘姨。刘姨头发花白，因为肠胃不适，本就佝偻的身子越发萎靡。她脚步虚浮，从医院门口走到消化内镜科的过程中，不得不把大半部分重心挪移到俞艳的身上。大部分医院做肠镜、胃镜类检查时都会建议病人带着家属陪同。但那天，刘姨的女儿工作上不好请假，就付费找了俞艳来陪诊。俞艳的性格大大咧咧，莫名滋生了一种亲近感。有时候陪诊的过程无聊，顾客总愿意和她多聊点自己的事。这天候诊时，刘姨就和俞艳聊起天来。

　　刘姨是跟着女儿来北漂的，平时孩子工作忙，刘姨就在家帮女儿带孩子。刘姨说，自己会来北京，是因为女儿生了孩子，有了用得上自己的地方。其实更早的时候，女儿说不放心她一个人在老家，想接她来一起住，她很忐忑，怕给女儿添麻烦。

　　怕给年轻人添麻烦，是许多老人作决策时的重要参考项。如今，问诊系统日益电子化，俞艳总能在医院里看到独自问诊的老人。在自助挂号、缴费机、门诊签到机和检查报告自助打印机旁，总有对着电子屏愁眉苦脸的老年人。每次遇到身旁没人搀扶着的老人，俞艳都乐意上前帮忙。

　　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年轻人总是焦灼而忙碌。老人们不忍打扰这份拼搏，这也产生了一部分陪诊的需求。俞艳接待的陪诊单里，有一大块是儿女们下的陪同老人问诊的订单。

　　孩子们下的订单，有时候也会酝酿出诙谐的工作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是瞒着老人请的陪诊师，因为老人舍不得花钱，孩子们和俞艳联系上后，会请她在老人面前假扮亲友、同事和素未谋面的邻居等。

　　也有的老人瞒着年轻人看病，为了安全，主动找俞艳陪诊。今年年中，俞艳陪诊了一个60多岁的李大爷。李大爷的老伴去世了，儿子在外地工作，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联系上俞艳的时候，老人说自己心脏不舒服，怕自己在医院搞不明白，才在网上找陪诊，李大爷和俞艳说，只需要陪他去医院做一次心电图就好。

　　俞艳的微信列表，置顶了100多个聊天对话框。对话框那头，全都是近几个月找她咨询陪诊的顾客。俞艳按照“陪诊—某某医院—病症—日期”的格式，为每个人加了备注，方便她在繁杂的工作安排中用关键词检索到当天的工作日程。她没有专门的工作号，由于置顶的消息太多，很多时候会漏看亲朋好友发来的消息。

　　每一次陪诊，工作在和病患正式见面前就开始了。在前期了解对方的病情和诉求时，俞艳就要详细记录、规划陪诊流程和注意事项，并且上网查询有关疾病的基础知识。

　　因为很多病患会在面对医生时突然紧张，说不清哪里不舒服、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派上用场。”俞艳说，一名合格的陪诊师，绝不只是负责陪伴，还要尽己所能帮助顾客获得更好的问诊体验。

　　陪诊师眼中的人群

　　9月上旬，俞艳陪一个20多岁的女孩到一家医院的眼科看诊。她的客户中，年轻病患不多见，更多时候年轻人出现是为了替家中无人陪护的中老年人下订单。

　　俞艳和女孩在医院碰面。女孩发现左眼出现了奇怪的出血点，热敷也不见好转。这次来医院检查是为了求个安心。了解病情的时候，俞艳知道对方扭伤了脚，走路不方便，也不好意思让同事帮忙，所以才找了俞艳。

　　在眼科诊室看诊时，俞艳一直站在女孩的身后。医生问女孩，上一次看到出血点是在哪只眼睛，俞艳立刻回答是左眼，一套流程下来，俞艳替年轻人完成了问诊，还和医生了解清楚了病因和治疗流程。俞艳的周到让女孩感到意外——原本，她请陪诊师只是为了在交费和取药时能少折腾些。

　　作为首都，北京的医院聚集着外地医院所不具备的器材、环境和人才资源。因此，这里每天都会接纳许多在外地医院求诊无果的病患，他们长途跋涉，来此寻求更好的，甚至是最后的希望。相关数据显示，在2019年，北京市医疗机构诊疗人次数超过2.6亿人次，其中外地来京就医的患者占总人次的三分之一。

　　8月初，新疆的李强一家开始联系北京的医院和住宿。他3岁的儿子奇奇患有癫痫，在当地治疗不见效果，医生建议到北京求医。他提前通过互联网在北京协和医院挂了号，带上妻儿坐了30个小时的火车赶来北京。在离家3000公里外的北京，李强一家没有熟人亲友，便找了俞艳陪诊。

　　在俞艳赶往医院的路上，她收到了李强发来的消息：到哪里了？快到了吗？俞艳理解这种不安全感。在医院陪诊时，她经常能看到来自外地的病患和家属，他们坐在门口，没有来得及下榻安顿，还随身背着大包小包，看起来疲惫又戒备，略显无所适从。

　　李强着急联系俞艳，是想请她帮忙更换入住的旅店。大多数外地病患都会请陪诊师帮忙订住处，提到诉求，主要都是“离医院近、费用便宜”。来北京之前，李强托俞艳找住处，他跟俞艳说，大人可以和孩子睡一张床，因为后续为了给孩子看病，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眼下能省一点是一点，住宿费最理想的价位是控制在200元一天的范围内。

　　俞艳估摸着李强的预算，提前到协和医院周边的旅店看房间，却发现最便宜也要近300元一天。她找到了两家最为平价的旅店作为备选，一家每晚300元，另一家每晚260元。拍了两家旅店房间的照片发给李强后，她提示说，260元的那间屋子小，只有一张床配两张板凳。考虑夫妇两人带着孩子住不方便，俞艳就先预约了300元的那间旅店，和旅店老板商量着能不能再便宜一点，但旅店老板站稳了价格不松口。

　　一进旅店大堂，俞艳就认出坐在大堂中的李强一家。原来，李强和妻子商量后，还是觉得住宿费贵，想让俞艳带他去看看260元的那间房。最终，他们选择省下每天40元的房费，住到了那间简陋的房间里。

　　俞艳把李强一家送到了新的旅店，刚放下行李，奇奇突然开始控制不住四肢，大力乱动起来。夫妇俩一个人从背后抱着孩子，另一个握着他挥动的手臂。俞艳想上去帮忙扶着，猝不及防地被发病中的奇奇蹬了一脚。这时，俞艳注意到，奇奇不到1米高，却足有40多斤重。她觉得惊讶，问了才知道，奇奇是为了治癫痫病吃激素类药物，导致了肥胖的副作用。看着这对年轻父母拉扯孩子的模样，俞艳替他们发愁，这孩子得怎么养？

　　来之前，李强给孩子挂了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号。更多时候，从外地来京就诊的病患，找了陪诊师的，会和陪诊师了解医院和医生。许多外地病患联系上俞艳后，往往会立马问她：“某某病，要看哪个医院好？”

　　“他们觉得北京的陪诊师对哪家医院都熟悉，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问你，这要怎么办，那要怎么办。”俞艳说道。

　　照理讲，陪诊师不会推荐医院与医生给病患。但咨询的人多了，便让俞艳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于是她开始留意起医院和医生。她特意准备了一个笔记本，记下疾病典型的病症、常看医生的名字和医院。之后有一样疾病的病患找过来咨询，她至少能提供初步的方向和建议。

　　李强一家到协和医院看诊，俞艳全程跟着。看诊室内，医生翻看着奇奇的病例本，说需要做一个全脑电波检查，才能进一步诊断。不巧的是，那几天医院里的全脑电波都预约满了，医生问他们能不能等到下周。

　　“下周太久了。”俞艳了解李强给孩子看诊着急，和医生说。在医生建议下，一行人动身前往海淀区的一个抗癫痫基地，才赶在当天做了检查。

　　晚上8点，俞艳送一家人做了检查，帮他们办理完手续后离开了。这一趟陪诊花了8个小时，超出了原本李强购买的半天服务时间。按说，俞艳应该补收陪诊费。可知道李强家的情况，她并没有再提这件事。

　　那天，到家时已近晚上9点，俞艳累得够呛，丈夫心疼她，让她以后别这么累了。她反过来安慰丈夫：“陪诊就是这样。你看着他们就会想，能帮一点是一点。”

　　生意之外的感情

　　从经商转行陪诊师，陪诊这份工作在俞艳看来是一次服务和交易。过程中，许多病人会对陪诊师俞艳生出感情。

　　9月中旬，一位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客户非要给俞艳寄家乡的特产。那位顾客定期从俞艳这里预约取药的服务，俞艳每月给对方寄一次药物，收取200元的酬劳。这样一来，顾客就不必频繁往返北京与呼伦贝尔。

　　俞艳回绝过几次对方的好意，她觉得收取每次200元的报酬就够了，“真的不愿意再收人家的东西”。俞艳怕因为对方的好意，而让这种纯粹的服务关系变得别扭，“似乎不止是客户了。如果每个客户都把关系处得这么近，下次怎么好意思再收人家的钱”？最终抵不住对方多次请求，俞艳还是留下了地址。

　　做陪诊师的收入占俞艳家里每个月的大部分。为了省钱，现在俞艳和丈夫租房生活，儿子在美国读研，每个月也需要一笔不小的支出。陪诊订单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一两万元，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

　　为了招徕顾客，俞艳开通了短视频账号。总有人留言质问她：“帮助病人看病，为什么还要收病人的钱？”

　　俞艳起初会觉得生气，后来，她逐渐习惯了这种质疑，不再解释。陪诊久了，她经常能听到顾客的感谢。对她来说，这是工作意外带来的情绪供养。她开始觉得，这份工作不仅仅是在让顾客掏钱买服务，而且能实实在在地帮到人，这让她更有底气摆脱“赚病人钱”的质疑。

　　8月10日上午，俞艳再次收到李强的信息。像是在给家中长辈讲孩子的病情一样，李强和俞艳讲述了她离开后这段时间，一家人在北京看诊的经历和孩子的状况。结束看诊后，李强一家没有立刻返回新疆，夫妻俩想带着奇奇在北京逛逛，隔三岔五给俞艳发消息，询问一些在北京游玩的事项。几次之后，俞艳觉得他们似乎把自己当成朋友了。

　　这天，俞艳又收到李强的消息。这次不是闲聊，而是问俞艳能不能帮奇奇挂号。俞艳找出了步骤截图，告诉李强夫妇应该怎么挂号。

　　“挂不上，你能帮着挂一个号吗？”李强回复。

　　“我们挂号要收费的，一个名额500元，你要挂吗？” 俞艳的回复“咻”的一声发了出去，这一次，李强几个小时都没有回消息。

　　俞艳心里起了疙瘩，想着莫不是谈钱伤了感情？过了几个小时，她小心翼翼发过去问李强：“挂上了吗？”但还是没收到回复。

　　那天晚上，俞艳辗转反侧，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遇到困惑。陪伴难免产生情感，当觉察到李强一家把自己当作朋友之后，俞艳感觉，自己对李强一家也开始有了人情的羁绊。她很难回到原点重新按照交易单位逻辑去理解她和顾客的交往，却因此更为困惑：“难道我不应该提钱的事情吗，那这生意要怎么做？”

　　其实，入行之初，俞艳就陷入了人情和公事公办之间的纠结。刚做陪诊时，她根据同行的入行指引，打印了几份“陪诊协议”放在包里。那份协议最核心的内容，是说明了她作为陪诊师仅提供就医咨询和陪同服务，切割她和就医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医疗事故与纠纷的责任。

　　按照计划，俞艳要在每次服务开始前取出两份协议，要求客户在落款处签字。但她带了几次，却一次都没有从包里拿出来过，因为她觉得拿出来反而令人反感。“本来一见面，人家还觉得你挺亲切，挺聊得来的，然后转身从包里拿出来份免责协议签字，多生硬啊。”后来，那几张A4纸在包里被揉得不成样子，她便给丢掉了。“如果真遇到事儿，就当自己倒霉吧。”俞艳想。

　　跟李强提钱是否不近人情？这个问题让俞艳纠结了很久。后来，她也想通了一些：“陪诊师是一份职业，该谈钱的时候谈钱没有错。”只不过，每次无意点到李强的对话框、想到李强一家时，她还是会忍不住纠结：“我是不是应该发个消息，问问他们回家了没？”（本文由“真实故事计划”特约供稿，文中俞艳、李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