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职场霸凌，他们决定反抗

　　在多数韩国人看来，女孩一家骨子中的傲慢无法被一纸致歉遮掩，而旨在平息众怒的辞职，也只是对这种欺凌的隔靴搔痒

　　“只有她在大惊小怪的。”

　　8月25日，当《韩国先驱报》曝光一名银行职员每天被上司强迫在工作地点做饭、洗碗、洗衣服和打扫卫生时，这名职员的上司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一个韩国反职场霸凌的民间组织“Gapjil 119”透露，这名职员在韩国全罗北道南原市一家社区信用合作社工作。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这名职员要清理干净社里的冰箱、洗卫生间的毛巾，每天早上11点必须在社里做好饭，并向她的上级报告饭菜做得如何。

　　这名职员认为这些工作已经超出了她的职责范围，在向上级申诉后，上级却告诉她：“你必须理解，因为这里是乡下的银行。”

　　这种职场上理所当然的等级打压和发号施令，在韩国屡见不鲜——从强迫下属染某种颜色的头发、不让他们喝酒后去如厕并以此为乐，到性骚扰和肢体虐待，都广泛根植于小到创业公司和基层组织、大到跨国集团和政府机构的韩国职场生态之中。而这种“有毒的工作文化”也并非最近才被韩国人察觉，它早已演变为沉疴积弊，反复被大众提起、讨论和谴责，有的恶性事件惊动了青瓦台，有的加害者因此锒铛入狱。

　　但问题仍然存在，并折磨着为生计奔波的职场人。痛苦不堪的韩国人甚至为此专门创造了一个词“gapjil”。这是职场霸凌的专属名词，指的是上级占据权力高地羞辱、打压和逼迫下属的权力行为。

　　“雇主们觉得，‘我给了你钱，所以我就是你的主人’。他们相信自己用钱买下了这个人。”Gapjil 911热线负责接听受害者来电的志愿者如是总结道。

　　“我想让你死”

　　“你就是个残废——没有胳膊、腿、脸、耳朵和嘴巴的残废。你是个疯子。你父母没教过你吗？我真的很讨厌你，我想让你死。”

　　这段话，不是来自一个暴躁的上司或傲慢的雇主，而是从一个10岁女孩的口中说出来的。被她言语辱骂的对象，是负责接送她的专职司机。

　　2018年11月底，这段音频被曝光后，瞬间引爆了韩国舆论。录音中的小女孩，是韩国一家极具影响力的报社社长的孙女。上述录音则发生在她家中的司机开车接送她去私立辅导班的途中，当时车里没有其他人。

　　“嘿，你！我今天就要跟我妈妈说，把你开除！”一段录音里，女孩大声呵斥着司机，“我还在跟你好好说，我可能是唯一一个还愿意这么对待你的人了。”“我告诉你，我不想（坐在座位上），我为什么要坐下来？这是我的车，不是你的！”

　　长时间的沉默后，司机终于回答：“如果你想，就解雇我吧。”

　　被如此辱骂后，司机向女孩的父母报告了她的言论。女孩母亲带着孩子来到司机面前，要求女孩道歉。但在女孩离开后，她的母亲立刻变了脸——她要求司机删除录音，并在第二天把这名司机开除了。

　　“我以为她（女孩母亲）私下给我打电话时，会用歉意和温暖的话语来安慰我，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名年过半百的男人接受韩国MBC电视台采访时，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录音被曝光后，巨大的舆论压力让女孩父亲不得不公开致歉，引咎辞职。然而，在女孩父亲道歉的前一天，他的代理律师表示：“我的代理人可以因为（他女儿对司机表现出的）错误态度而受到批评，但司机把女孩所说的话录音并泄露给媒体是不合适的。”

　　在多数韩国人看来，女孩一家骨子中的傲慢无法被一纸致歉遮掩，而旨在平息众怒的辞职，也只是对这种欺凌的隔靴搔痒。这一点，愤怒的韩国人心知肚明——上一名专横到引爆全国舆论的韩国财阀虽锒铛入狱，刑期却一减再减，获得缓刑后还官复原职；另一名因疯狂欺凌下属甚至惊动韩国国会制定反虐待法律的财阀，也只是因施暴获刑二年，后来法院还以诸多理由缓刑——只要这名财阀3年内不犯其他罪行，就可以避免入狱。

　　一袋坚果让飞机返航

　　澳大利亚凯恩斯研究所研究员、韩国人力资源开发协会主任金昌熙，因专业所涉听说了不少令人瞠目的职场霸凌的方式：“他们有的人强迫下属杀鸡，强迫他们把头发染成各种颜色，不让下属们在喝酒后去洗手间。一名大学教授甚至被上司勒令吃痰。”

　　金昌熙还记得自己遇见过的一位韩国科技公司总裁，他被曝残忍掌掴一名前员工。“这位总裁的身边没有任何同事或正常关系的下属。相反，他喜欢让人们成为他的‘玩具’。如果他不喜欢他买的‘玩具’，他就会用新的‘玩具’来代替它们。问题是，这些‘玩具’是人啊，在尊严上和他是平等的。”

　　这种被蛮横的上级无端羞辱、欺凌甚至被迫当众下跪的感觉，前大韩航空乘务长朴昌镇比谁都更明白。作为引爆韩国舆论的“坚果门”事件的当事人，他如此形容当时的感受：“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正在被践踏。”

　　2014年12月5日，大韩航空社长赵亮镐的长女赵显娥搭乘大韩航空KE086次航班从美国纽约飞往韩国仁川。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准备起飞时，坐在头等舱的赵显娥突然暴跳如雷。原来，空姐向赵显娥提供餐食时，没有按规定将袋装坚果倒在餐碟上呈给她。

　　赵显娥觉得自己受到怠慢，瞬间勃然大怒，空姐怎么解释都没用。身为乘务长的朴昌镇在得知情况后，努力恳求盛怒中的赵显娥冷静下来，但赵显娥并没有理会。她命令空姐和朴昌镇当众向她下跪道歉，让机长把正在滑行的飞机开回登机口，把空姐和朴昌镇赶下了飞机。

　　而如丧家之犬般被赶下飞机的朴昌镇，惶惶然走回航站楼时，觉得“我好像在走向自己的棺材一样”。他回忆道：“那是我人生最漫长的5分钟。”

　　据韩联社报道，事件发生后，大韩航空公司强迫在场机组人员作虚假陈述。该公司在随后的公开致歉声明中，声称当时是空姐“犯下大错”，未能解开平板电脑密码，还说了谎，才导致赵显娥暴怒，并称赵显娥责备机组人员服务不到位是“自然的”，并且飞机折返是和飞行员“商量后的结果”。但首尔非政府组织“参与连带”在首尔西部地方检察厅前举行记者会时表示，据内部人士和大韩航空工会的说法，致歉声明的内容完全不符事实。

　　这件事酿就了韩国举国范围内的泼天愤怒。舆论之下，赵显娥的父亲，韩国物流企业韩进集团会长、大韩航空会长赵亮镐被迫公开道歉，赵显娥辞去所有职务，而韩国国土交通部因赵显娥涉嫌违反航空安全法和强迫乘务人员做伪证，对她立案调查。

　　然而，在历时近3年的庭审中，赵显娥的刑期一减再减——2015年2月，赵显娥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同年5月，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二年，当庭获释；2017年12月，对她的终审裁决出炉，法庭裁定维持二审判决。不久后她就重新掌管了大韩航空的部分职务，甚至在2018年陪同父亲赵亮镐一起传递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圣火。

　　讽刺的是，就在这一年，一段监控视频公之于众。视频中，赵显娥的母亲李明姬在一处施工现场对一名员工破口大骂，拳打脚踢。另一名员工也因前来劝说遭到李明姬大声辱骂。

　　在李明姬辱骂录音流出后，时逾七旬的李明姬被依法逮捕。对此，李明姬辩解道，自己是因为被丈夫和婆婆等施加的压力，才会“偶然失控”。法院表示，受害者作为司机或管家，别无选择，只能忍受李明姬的不公平行为。而李明姬已经“承认了她的责任”，并与受害者达成了协议，这些因素都在量刑考虑之内。

　　桩桩丑闻引发韩国上下的愤怒声讨。在李明姬辱骂录音流出的同一时间，近千名大韩航空职员举行烛光集会，施压让赵亮镐辞职。“是时候改变了。如果不能让赵亮镐下台，今后就会轮到我们的儿女继续遭受财阀子弟的欺凌。”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韩航空员工说道。

　　近期，忍无可忍的韩国人还将反职场霸凌的标语、Gapjil 911热线的号码贴满大街小巷，鼓励市民举报滥用职权的上级，对这种“职场头号罪恶”进行反击。“韩国人的怒火已经完全被职场霸凌的肆虐点燃了。”《纽约时报》总结道。

　　震怒汹汹的韩国民怨还迫使青瓦台将反职场霸凌的新法议程摆在了桌案上。2019年，在霸凌的阴云盘旋韩国职场上空长达数十年后，韩国开始正式实施《职场霸凌禁止法》，其中规定用人单位或员工利用职权和资历优势，超出工作范围，给其他员工造成精神、身体痛苦，或导致工作环境恶化的，将面临最高3年的监禁或被处以3000万韩元的罚款。2020年7月，李明姬以“习惯性暴行”等多重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参与社区服务80小时。

　　回到“坚果门”事件。作为当事人，朴昌镇在风波之后出现了心理障碍，时常感到焦虑和抑郁。他请了18个月的病假并服用抗抑郁药。重返工作岗位后，朴昌镇被降级到初入航空公司时的级别。由于他无法通过韩文与英文测验，他被分派到经济舱，还经常被派去做扫厕所之类粗重的工作。因此，在获赔1亿韩元后，他辞去了航空公司的职务，投身政坛。

　　“这件事情让我对社会和人的真面目有了全新的认知。我意识到，如果不做出一些改变，就永远无法根除这种虐待。”作为韩国“正义党”领袖的政治家，现年51岁的朴昌镇如今活跃在韩国“反职场霸凌”运动的第一线。

　　“只能忍受”

　　大韩航空家族对待员工的恶劣行径，是韩国职场霸凌的缩影。在韩国，职场霸凌绝不是精英、政客和财阀的特权。再小的空间内，习惯界限出权力和资历等级的韩国人，都很难逃过受害者或加害者的角色。

　　“那些在工作中遭受职场霸凌的人，等到身处权力高位时，自己也会搞职场霸凌。”37岁的赵恩美愤愤不平地说道。今年4月，她因为上级的辱骂而辞去了在文具厂的工作。

　　在较发达的国家，韩国是人均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加班是家常便饭，酒桌上被灌酒也是“职场礼仪”的一部分。今年6月，在对韩国1000名受访者的在线调查中，近30%的上班族表示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某种形式的职场霸凌，这一数据高于3月份类似调查中的23.5%。

　　性骚扰是女性员工最常遭遇的职场霸凌之一，包括口头、身体和视觉性骚扰，情节从轻到重。“我讨厌那些有资历的男经理总在办公室里评论女性员工的穿着，好像除了这个就没别的事情干，还说我们穿这样的衣服是嫁不出去的。”30岁的洪采英表示，这种遭遇是她辞职的原因之一。

　　2021年1月至今年3月，Gapjil 119组织收到了205份受害者报告，分析后发现，遭受职场性骚扰的人中，超过80%遭到了报复。一些人在公司被排挤，在同事面前被上司侮辱；另一些人因报告职场骚扰和霸凌被调岗或被迫离开公司。“我举报了公司新总裁连续欺凌和性骚扰的行为。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总裁收到了纠正令，但公司后来对我提出了刑事指控，并威胁要解雇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职员说道。

　　如此，大多数人选择了不采取行动。究其原因，主要是担心报告虐待行为会损害他们未来的工作前景。数据能解释他们的“软弱”。据Gapjil 119组织统计，受害者向韩国劳动部报告的32项投诉和指控中，只有3项被送去起诉。

　　负责接听Gapjil 911热线的申女士每天当值期间，能接到80名至100名受害者的电话，其中大部分都出现了类似创伤性应激障碍的反应，包括不由自主的恐慌、失眠和莫名其妙的恐惧症。

　　2020年年底，一家咨询公司对1500名韩国人做过调查，超过83%的受访者表示，职场霸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回答如何应对时，七成的受访者回答如出一辙：“只能忍受。”

　　媒体学者姜俊万将这种命令与服从的恶性循环形容为韩国社会的“基本语法”，一种根深蒂固的弊病。在沉醉于等级主义的韩国，这种“职场头号罪恶”还没有根除，韩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