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微弱的声音要聆听

　　“通过这本书，我想说，已经平反的冤案‘足利事件’并非终点，而是起点。在日本，声音最微弱的5个无辜女孩从世上消失了。我不会就此作罢，绝对不会”

　　从1979年至1990年的11年时间里，在日本栃木县与群马县界附近方圆10公里的区域里，4名女孩永远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1991年，在侦办其中一起失踪案时，栃木县警方以DNA型鉴定结果为依据，逮捕了幼儿园校车司机菅家利和，认定他就是其中3起案件的凶手。这让公众相信连环杀童案已全面告破，凶手已落网入狱。

　　然而，仅仅在菅家被捕5年后，4岁的横山由佳梨在群马县太田市失踪。

　　5起案件的发生似乎宣告着幼女诱拐杀人案件的凶手也许另有其人，记者清水洁也注意到这一连串事件的关联。他决心重返事件现场，走访调查，并将案件调查全过程记录下来，写成《足利女童连续失踪事件》，而正是这么一本非虚构文学不仅使菅家一案获得重审，菅家无罪释放，同时也戳破了日本司法的巨大黑暗面。

　　疑点重重的旧案

　　故事的一切要从一档电视台的新闻报道特辑说起。2007年，资深记者清水洁在为报道那些曾震惊日本却未被破获的重大悬案做准备时，“横山由佳梨诱拐事件”进入了他的视野。

　　1996年，4岁女孩横山由佳梨在日本群马县太田市的一家弹珠游戏厅内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监控录像拍到了一名可疑男子，他有着极为异样和特殊的走路方式，然而警方迟迟没有锁定凶手，这起案件便慢慢成了积案。

　　了解这起案件时，一种异样感一直在刺激着清水洁，这起案件的手法、目标和发生场合似乎与发生于1990年的足利女童诱拐案件很类似。1990年，栃木县足利市，身穿条纹睡衣、扎着两条辫子的4岁女孩松田真实在弹珠游戏厅失踪。第二天，她的尸体在距离游戏厅大约400米的沙洲上被发现，面目全非、窒息身亡。

　　往前追溯，清水洁还发现了3起有诸多共同点的案件。

　　1979年，日本栃木县足利市，5岁女孩福岛万弥的尸体在渡良濑川河岸的芦苇丛里被发现。被发现时，她只穿着内衣，已窒息而亡。

　　1984年，日本栃木县足利市，身穿幼儿园园服、背着黄色书包的4岁女孩长谷部有美的尸体在农田里被发现，那时她已化为一具白骨，死因不明。

　　1987年，日本群马县尾岛町，8岁女孩大泽朋子被诱拐后杀害。

　　清水洁将这些案件的共同点罗列出来：受害者都是女童；案发时间几乎都发生在周末和节假日；其中有3起案件的受害人的尸体都是在河边被发现的，抛尸地点之间的距离不过几十分钟车程……这些共同点让清水洁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会不会是同一个人连续5次诱拐并杀害女童的连续杀人案呢？

　　然而当时清水洁的猜测有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发生在1979年、1984年和1990年的3起足利女童案件已经被“侦破”，“凶手”就是幼儿园校车司机菅家利和。

　　面对已经既定的事实，普通人在这个时候也许已经放弃了。但随着清水洁的深入调查，他发现了更多疑点：在菅家招供的情况下，为什么最终只起诉了一起案件？菅家获刑入狱后，为什么多次推翻之前的口供，主张自己无罪？此外，菅家被捕后为何还会发生横山由佳梨诱拐事件呢？

　　抱着诸多的疑问，清水洁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资料调查和跑现场采访的工作，而这场调查一经开始便很难结束了。

　　自供与“DNA型鉴定”

　　通过采访当时的侦查队长，清水洁得知，这起案件的影响极为恶劣，当时上头给他们下达了快速抓人的“死命令”。通过“住在本市”“B型血”“有恋童癖”等特征，警方最终锁定了案发当时没有在场证明的菅家，其中的主要理由是“因为他的出租屋里堆满了恋童癖的影片”。

　　然而，根据清水洁的走访情况，碟片出租屋的店主说菅家租的影片都很正常，有普通的也有成人的影片，但唯独没有和恋童癖有关的影片。而后清水洁又验证了当时菅家被查抄的131卷成人录像带，发现这些都是当时市面上可以轻易买到的影片，“恋童癖”的这个论断似乎也就不攻自破了。

　　将菅家定罪的决定性因素是菅家的自供与DNA型鉴定结果，但在清水洁的调查中，这两项决定性证据似乎都站不住脚。在自供方面，清水洁了解到，菅家是在经过13小时的刑讯逼供，扛不住后才承认是自己杀害了松田真实的。除了供词矛盾重重、模糊不清以外，菅家供述的物证警方一个都没有找到。

　　另一方面，那时候的DNA技术其实并不成熟，所使用的“DNA型鉴定”手段和我们现在认知中的DNA技术有很大的不同。这种鉴定方法就像血型鉴定，按DNA型将人们分组再进行识别。也就是说，即便菅家的DNA型与凶手相同，只能说明他有可能是凶手，而不能断定“他就是凶手”，因此，DNA型鉴定结果只能作为无罪而非定罪的证据。

　　此外，清水洁也查到了当时DNA型鉴定结果的照片，可他觉得，“无论怎么看，总觉得两者位置（菅家和凶手的DNA在电泳下凝胶中移动的距离）不一致”。而他的这一猜测也在之后的调查中得到了验证。从二审开始，熟知DNA型鉴定的律师团对该证据效力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日本科警研采用的DNA型鉴定方法研发时间较短，存在问题，并请求再次进行DNA型鉴定，“然而他们的诉求一次次被无视”。

　　在采访中，清水洁曾经问过当时的侦查队长：“除了他，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其他人的可能性？”然而过了这么多年，对方的回答依然是：“不可能。锁定了他，侦查才有了进展。我们的工作是逮捕一个人，那相当于侵害了那人的人权，自然要负起责任……当时我们收集了我们都认可的证据，一切也都符合刑事诉讼手续，凶手绝对是他。”

　　然而就是这种不假思索的肯定加深了清水洁的疑虑。5个幼小的生命难道就此逝去，并没有一个好的交代吗？“凶手”菅家接下来的人生也是可以这样被轻易决定的吗？

　　清水洁决定通过案件还原和寻找目击证人的方式验证菅家的供词。

　　制造的一起“冤案”

　　按照菅家的供词 ，清水洁模拟了案发当时的经过发现，以菅家瘦弱矮小的体型作案不仅吃力，在时间上也非常紧张。更令人疑惑的是，菅家自称在杀人后特意花了15分钟的时间去超市买饭团与炸肉饼，但警方在清点核对该超市当天该时间段的所有小票时，并没有发现任何一张与菅家口供相对应的小票。

　　同时，清水洁在走访中发现，警方曾拿着和凶手鞋底图样一样的照片去当地多家鞋店打听是否有卖类似鞋子的，而这个鞋底的样子和菅家自供中画的自己案发时所穿鞋子的图案一模一样。对此，清水洁心生疑惑：“纵然记忆力再好，一个人会把自己穿的鞋子的鞋底图案记得如此清楚吗？”

　　此外，在清水洁地毯式的采访中，他发现了案发时有好几个人目击到一个男人牵着一个女孩而并非骑车载着女孩，然而这些证词在警方的调查中均凭空消失了，并以“该案件无目击者”结了案。

　　不仅如此，当年的审判资料没有出现目击证词，可清水洁发现曾有两位目击者给过详细的证词。一位目击证人说凶手看上去“很机灵，瘦瘦的，感觉和鲁邦三世很像”，而这个特征跟菅家完全不符，却是与由佳梨案件中监控录像上的嫌疑人有几分相似。另一位目击者是美术老师，她把当时的场景和嫌疑人都画了出来，但画中的“凶手牵着女孩的手步行”与菅家“骑车载着女孩”的说法并不符合。此外，清水洁在和真实母亲的采访中得知，当时的真实并没有学会坐自行车的后座上，这足以推翻菅家的“骑车”口供与警方的谎言。

　　经过多方努力，清水洁还见到了菅家。菅家告诉清水洁，当时的警察对他又打又骂且不停逼迫他承认自己杀了人。菅家至今还在懊悔：“我当时只想解脱，所以作了虚假的供述，我太软弱了。”被捕后，菅家在信中多次强调希望能再做一次DNA型鉴定，甚至他还嘱咐自己的父母帮忙缴纳2000日元的税金，“我给市政府添麻烦了，税金就拜托你们了”。清水洁觉得，这样的行为怎么都不像是一个杀人犯会写出的信。

　　根据走访和调查出来的内容，清水洁做出了一期足够翔实的电视新闻报道，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之后他还在不同的杂志和报纸上持续对足利系列案件进行着深入的追踪，而菅家与他的辩护团苦苦争求多年的DNA型再鉴定也终于得到了批准。2009年1月，DNA型再鉴定开始，两位教授用两种不同鉴定方式，经过百余次的鉴定得出，凶手的DNA型与菅家的DNA型并不一致。

　　2009年6月4日，菅家一案被认定为冤案，62岁的菅家利和在度过了17年的铁窗生涯后被无罪释放。彼时的他，牙齿掉了好几颗，因为监狱里不能使用医疗保险，治疗蛀牙费用太高。

　　不靠谱而残缺的物证、发展初期并不成熟的科学手段、被逼迫留下的口供、被忽视的被害者家属和目击者证词、虚假而敷衍的走访，警方竟然在调查的多个环节中都出现了纰漏，也正是这些纰漏后来轻而易举地毁掉了菅家的人生——菅家的父亲在他被捕第二周就受打击去世了，而他连他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

　　然而真正致菅家于死地的是日本腐朽的司法制度，一次次拖延和用不合理的借口来拒绝菅家的上诉重审请求。17年来，他往高墙外一次次寄出的信都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清水洁觉得，菅家的冤案虽然得以平反，但连环诱拐案件的凶手却没有落网，5名受害者与5个家庭的噩梦并没有结束，反而是一个开始。

　　只是清水洁没想到，自己等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失望。在日本，追诉时效最初是15年，2004年修改为25年，修订前发生的案件仍然按照有效时效计算。也就是说，除了“横山由佳梨案”之外的其他4起案件都已经过了时效，警方也并不准备再对足利女童连续失踪案件进行调查。即便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国会议员强烈要求、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松口承认，甚至日本首相都进行了关注和询问，侦查工作仍然毫无进展。

　　因为警方抓错了人导致这些年来调查一直没有进行，清水洁认为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事情。他决心持续发声，持续书写报道，直到改变这一现状为止。

　　“除了憨直地调查，别无他法”

　　面对普遍认为准确度极高的 DNA型鉴定结果，面对警方引以为傲多年的办案功勋，面对即将超过追诉时效的铁案，清水洁大声而坚定地提出质疑，叫停17年冤狱。如果说一开始驱使清水洁调查足利案件靠的是记者的直觉和天性，那么随着他不断的走访与调查，他靠的则是大量重新取证的目击者证词与现场还原结果。正因如此，这起案件的真相才能慢慢浮出水面。

　　在这本百余页的书里，可以看到清水洁走访了大量的案发现场，获取了大量的信息。一个目击证词的验证背后可能是十几次的走访和尝试；十几页的报道背后可能是上百页的调查报告，一个信源的背后是数十人的交叉验证。去到现场，去倾听受害者家属的声音，去代替离世的女孩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清水洁的勇气和决心体现在他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于真相的追求。

　　对于清水洁来说，是否能够做到不偏不倚地只相信事实与证据，而不被早已被定性的媒体和官方报道所牵引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就像他自己在书中说的一样：“我为自己在东京都找找旧报道、点点鼠标就对案件妄下判断的行为感到羞愧。现场调查面临距离远、交通不便的问题，但不能什么都不做，就摆出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

　　作为一名记者的清水洁尚能做到如此，当年的日本警方和检方又是怎样一次次地错过凶手并制造冤案的呢？或许对他们而言，案件的真相并不重要，5名失去生命的小女孩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功劳与政绩。清水洁说：“警察只要破案就可以拿奖状奖金，破了一起大案，有罪判决一下来，自己就能出人头地了，还可以上报呢。”

　　清水洁曾说过，记者去调查没有什么取巧的办法，唯一能做的“除了憨直地调查，别无他法”，这些方法需要脚踏实地，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突破的办法也只有一条，即“挣扎到底”。在这本书中，清水洁还写道：“我去渡良濑川岸边的次数已经不下100回，到处观察、拍照，工作日去，周末也去，白天去，夜里也去。”

　　在后真相的时代里，人们说这是共同的客观真理标准消失的时代，真相变得不再重要，相反立场、信仰、情感替代了对于真相的求索。在足利女童连续失踪事件中，除了清水洁以外，其他很多媒体的报道都如同潮水，有新的案件证据就一窝蜂地报道，而清水洁第一次发布长篇报道时，竟无一家媒体敢进行跟踪和后续报道，他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面临着孤掌难鸣的处境。

　　清水洁曾经多次在书中写到自己为什么要报道这起案件，因为他时常可以看到案发现场里受害者逝去生命的裂痕，他在梦中经常看到去世的小女孩永远沉睡在黑色的匣子中再也无法发出声音，他看到了受害者家属在一次次媒体报道中是如何被二次伤害的，所以他认为必须传达出自己的声音，报道真相。但报道也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紧密相关，它并不仅是冰冷地对事实和证据进行阐释，它是在倾听人、关注人，在与人的沟通和交流中试图理解人，并给出自己的答案。

　　清水洁的这本书也是对广大新闻媒体与记者的诘问：“对于微弱的声音要聆听，对于响亮的声音要心存质疑。必须随时思考报道是为了什么、该报道什么才行。”

　　就像清水洁在本书的末尾中的自述：“通过这本书，我想说，已经平反的冤案‘足利事件’并非终点，而是起点。在日本，声音最微弱的5个无辜女孩从世上消失了。我不会就此作罢，绝对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