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兽虫鱼在画中

　　文罗　米

　　画动物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大家对很多动物都太熟悉了，所以画家画得稍微有一点儿不像，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再加上动物题材既不如人物故事那样内涵深刻，又不像山水景色那样怡神悦目，种种原因导致了“鸟兽虫鱼”题材作为独立的画科成熟得比较晚。不过，追溯到绘画史的源头，我们会发现，在几千年甚至上万年前的原始绘画中，动物的形象已经相当丰富了！

　　始于想象

　　我们现在可以在史前岩画、彩陶上看到造型生动的牛、羊、鱼、鸟、蛙、鹿、猪等形象。除了这些原始人生活中常见的动物，人们还想象出了龙和凤等神兽的形象，并把它们当成图腾画出来加以崇拜。

　　再看商周青铜器，牛、羊、虎、象、蛇等现实中的动物和龙、凤、饕餮等想象中的神兽经过变形夸张，展现出令人敬畏的权威感和神秘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关注和表现的动物更多了，像犀牛、貘等日常生活中并不十分常见的动物也被准确地表现在艺术品中。

　　汉朝开始，“四神”又风靡起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和蛇的组合）四种神兽镇守着天地四方。于是，人们把它们的形象画在墙壁、瓦当、铜镜、陶罐等地方，以期护佑平安。

　　人类始终在努力地想象和创造着动物的形象，并对它们注入了特殊的情感，当作一种精神寄托。

　　牛马做伴

　　当然，像牛、马等与人类关系密切的“伙伴”被表现得更多。从汉朝开始，砖石上表现牛和马的作品数不胜数；经过大量练习、长期积累，到了唐朝，动物画终于独立成科，并且迎来了巨大的突破，诞生了许多名家高手。杜甫就专门写诗赞美过曹霸、韩干画的马，另外像韩滉和戴嵩的牛、薛稷的鹤都称绝一时。

　　唐朝的动物画可远不止这些，专门记述唐朝画家画作的《唐朝名画录》中就把动物画分为鹰鹘（hú）、雉兔、雀蝉、异兽等许多种类，可见当时的创作有多么繁荣。

　　画中之鸟

　　到了宋朝，画动物尤其是画禽鸟大受欢迎，北宋末年的宋徽宗赵佶最喜欢画禽鸟。他不但观察细致，造型严谨，还特别富有创新精神——经过尝试，他用生漆点睛，让鸟儿的眼睛隐隐有立体感，更加明亮、机灵。他还创立了画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美术教育机构，其中就设有鸟兽一科。

　　宋徽宗还亲自出题考查画家的观察力：有一回，皇宫里的荔枝树结了果实，恰好有孔雀在树下休憩，他便命画家们前来写生。结果，交上来的所有作品他都不满意，说画家画得都不对。大家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以。他降旨说，孔雀要上到高处必定先抬左脚，而所有人画的都是抬右脚。众人听后连连叹服皇帝的观察力。

　　宋徽宗并不是只会“嘴上功夫”，从其代表作《瑞鹤图》中，我们可以看看他的水平到底怎么样。

　　政和二年（1112年）正月十六日这一天，都城汴梁上空忽然云气缭绕，一群仙鹤不知从哪里飞来，在空中久久不散，好一阵之后才慢慢向西北方向飞去。

　　目睹这样的奇景，宋徽宗当然很高兴，在他看来，这正是国运昌盛的祥瑞吉兆，于是兴致勃勃地又画又写。

　　画中这二十只仙鹤乍看上去似乎没什么规律可循，但细看之下，我们才会发现它们的姿态既相互呼应又有着微妙的变化：站在殿脊两端的两只鹤回首相望，一只立足未稳，一只引颈高歌；空中盘旋的仙鹤同样两两相对，姿势上又有细微差异，这种有机的整体感和内在的秩序感可比简单的“复制粘贴”和死板的对称要高明多了。

　　这些动态十足的仙鹤与威严庄重的宫殿建筑形成了绝妙的对照，让画面动静相宜。而这幅画的色彩运用更绝妙——大片的蓝天显得空阔、清朗、纯粹，洁白的仙鹤在它的映衬之下仿佛舞动的精灵。瞧！仙鹤头顶上还被认真地点上了一点朱红，像是闪烁的宝石，光彩夺目。

　　《瑞鹤图》既富丽又清雅，既严谨又活泼，展现了宋徽宗的高超画艺。毫无疑问，它代表着宋朝花鸟画的顶级水准。

　　皇帝的创作态度和偏好自然会对一代画家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影响的远不止一代，清朝的宫廷花鸟画仍然能清晰地表现出与北宋一脉相承的气质。

　　野逸气质

　　当然，鸟兽绘画绝不只有富丽堂皇的工笔重彩这一种风格，从五代开始，花鸟画就有富贵和野逸之分。如画家崔白，他的画不表现珍禽异兽，而是关注那些生活中常见的动物。同样是画鸟，他的《寒雀图》不施重彩，和宋徽宗的《瑞鹤图》气质大不相同了。

　　《寒雀图》上的那群小麻雀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听到了唧唧喳喳的鸟叫。

　　从右到左看，一只小麻雀振翅归林，翅膀上的三排羽毛丝丝入扣；背部绒毛上的细小斑点都刻画得一丝不苟；比绿豆还小的眼睛足足被涂了四层，黑瞳仁清亮如漆，显得生气勃勃。

　　画面继续向左展开，停歇在枯枝上的麻雀伙伴个个俯仰自得。虽然天气寒冷无比，但麻雀们倒像满不在乎似的，有的挂在枝梢上荡着秋千，有的在呼朋引伴，有的在打盹儿。俯仰之间，画家把麻雀的每个角度、每种姿势都向我们一一展现。关于麻雀的样子，或许没人能比崔白表现得更丰富、更可爱。

　　创新画法

　　和山水、花卉一样，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重彩还是水墨，所有的风格都会有画家尝试创新，杰作就是这样诞生的。元朝王渊的《桃竹锦鸡图》虽然笔法和宋朝画家一样严谨精细，但他一点儿颜色都不用，纯用水墨就让人耳目一新，在当时极受文人士大夫推崇，被称为“当代绝艺”；明朝林良的《双鹰图》则采用了写意风格，粗犷的笔法让画中老鹰显得雄健威猛；孙隆放弃了勾线，纯用色彩造型，称为“没骨”，虽非首创，却画出了自己的趣味。

　　八大山人

　　看了这么多风格迥异的动物题材的绘画，或许你会觉得，无论怎么画都很难再画出新意了吧。

　　确实，在题材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早已被画家们画得差不多了，画法上也很难再拓展了，但是艺术界永远会有出人意料的奇人值得我们期待。

　　看，他来了。

　　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说到八大山人了。在前面讲到的花卉植物中，八大山人就用他的“乱花枯树”让我们吃了一惊。现在，请你准备迎接他的“丑鸟怪鱼”吧！

　　他特别喜欢画鸟和鱼。飞鸟在天，游鱼在水，这本该是无比愉悦、畅快的场景，但在他的画里，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情态。

　　比如这幅《鱼鸭图》，不管是鱼还是鸭，造型都格外简单，能省则省，因为画家根本就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外形上，既不去表现它们鱼鳞和鸭毛的质感，也不想让它们表现出惹人怜爱的样子。但越是这样，画上的鱼和鸭越是显得灵性十足，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让观者读懂它们的心思。

　　这些鱼和鸭的眼睛格外奇特——画家用墨笔圈出大大的眼眶，再点上小小的瞳孔，瞳孔总是点得位置偏高，于是它们看上去就像是在翻白眼。是的，它们根本不屑于理会观者的目光，既孤傲又倔强，可以说，在中国绘画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画家笔下的动物能如此任性，如此神气活现！

　　还有更奇特的：方头方脑的兔子、秃了头的孔雀、肚子肥鼓鼓的鱼、眼睛直愣愣的鹿……连笔墨都像是要配合这样的怪异形象，线条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墨色想浓就浓，想淡就淡。第一眼望去，它们的样子绝对与可爱无关，因为这样的动物绝不是人类惯常欣赏的“宠物”。我们能从它们身上感受到纯真、坦荡的性情，感受到与人类共通的爱恨和喜怒。

　　精神象征

　　正因如此，鸟兽绘画的内涵被画家升华了。它们成为画家个人乃至时代精神的象征。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徐悲鸿、何香凝等画家笔下的奔马、雄狮，展现出来的是处于危急关头的国人不畏强敌、奋起抗争的英勇气概。

　　辽金笔墨

　　想要全面了解动物题材的绘画，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画家群体，那就是少数民族画家。他们在创作动物题材方面天赋异秉，毕竟生活在塞外边疆，与动物为伴的时间相对更多。

　　就在宋朝的鸟兽绘画绽放光华之时，与宋朝并存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辽、金王朝（前者为契丹人建立，后者为女真人建立），名家层出不穷。他们的绘画既保留着民族的特征，又吸纳了宋朝的艺术风格，颇有一番气象。作为北方民族，辽金绘画中自带一股“苍茫雄浑”的气度。

　　北方画家更熟悉北方的生活，所以他们笔下表现的密林秋气和塞北风烟格外动人。

　　辽国统治者中有不少能文善画之士，在文学史和艺术史上都留下了一笔。辽太祖的长子李赞华（即耶律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中原地区颇有名气。

　　辽人特别擅长画鹿，以鹿为题的作品中较为精彩的是《秋林群鹿图》和《丹枫呦鹿图》。虽然现在画家是谁还无从考证，但我们可以肯定，这绝对是位顶尖高手！他也许常常策马奔驰在塞外的草原和森林，熟悉生活在野外的鹿群，也熟悉混合着泥土和落叶味道的空气。

　　看，这两幅尺寸巨大的画色彩是多么浓艳饱满，造型是多么生动传神。秋林尽染，群鹿呦鸣，感人至深的不仅是瑰丽的风景、灵动的生命，还有契丹人对大自然质朴又热烈的情感！

　　金人尤其擅长画马，其中精彩之作首推赵霖的《昭陵六骏图》。画家以唐太宗昭陵浮雕为蓝本，在石雕造型的基础上又发挥了绘画的特性，马儿颈上的鬃毛、躯干的皮毛被表现得质感分明，显得马儿越发身轻体健。

　　说起来，清朝宫廷里的几位外国画家也应该榜上有名，比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人。他们把油画逼真的写实技法融入了中国画中，虽然在当时的文人画家看来，这种过分追求逼真的画法是“不入流”的，但用来为犬马“写真”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就这样，在不同时代、不同画家的共同努力下，各种常见或者不常见的动物都被他们绘于笔端。中国画正因为有了这些小动物，才显得如此生机盎然、趣味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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