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日本倍增国民收入
- 来源:投资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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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8-12-08 09:59
是减税、涨工资、增加社会福利投入，刺激百姓消费，拉动内需乃至经济增长，还是只增加政府投资、用政府消费替代居民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
在这两条路径前，不管是中央政府的4万亿元大单，还是地方政府的18万亿投资计划，都说明目前中国更倾向于后者。对于前者，国家发改委近日虽然也提出了建议，但总模糊不定，难见具体措施。
今天的中国颇像40年前的日本
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同上世纪6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情况相似。同样是经济高速增长二三十年后，进入一个产业瓶颈阶段；同样面临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失业压力增大的困境；同样面临着国际资源价格暴涨和本币升值压力；同样是人均GDP达到了2000美元，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但日本在当时作出了与今日中国不同的路径选择——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政府明确承诺，政府公共开支每年增加25%，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
这项政策开创了日本的黄金十年，引发了日本国内的一场消费革命。到196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提前翻一番，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进而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而中国在经历了近30年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经济总量排行全球第四，而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发布的数据，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仍然只有发达国家的2%至3%。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发布的数据，1990年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了12%，比1978年则下降了21.9个百分点。
学习日本的富民计划，可以令中国经济度过危机、再续辉煌吗？
“中国现在这个环境很适合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是能不能行，不好说。”北京市劳动局工资处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说。
在中国，非常明确提出要增加收入的，是2008年10月9日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会议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但是，这也仅是指12年后，让农民纯收入翻番，但是其他职业者却没有提到。
此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试图模仿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了“工资收入倍增”计划，但受到了极大争议，现在正面临失败的可能。中国中央政府也早在三四年前就提出了调节收入分配、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出台新劳动法措施，但由于政出多门，没有统一规划和具体目标，收效甚微。
以2005年前后提出的“调节收入分配”为例，2007年时国家发改委公开承认，收入调节不力，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都在拉大，分别达到4.8倍和3.2倍。
向日本学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籍华人孙田夫，决定退休后还是回日本，因为他总是觉得日本的福利和社会保障比现在的中国“更有安全感”。
他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说，在日本的个税是25%左右的税率，看病时自己只需要负担20%，失业后可以领半年的工资，在福利上与中国相比，“绝对是一个高福利国家，不管收入多少，没有见到过因为没钱而不敢去看病的情况。”
孙田夫在1988年留学日本，毕业后工作了三四年时间就加入了日本国籍，除了工作原因以外，日本当时的高工资、高福利也是吸引力之一。
“其实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不比日本差，拉开差距就在60年代。”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瑞安市副市长陈林博士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说。
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除了上述的政府投资增加和大幅度减税以外，还引入了“最低工资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另外，日本政府陆续制定了，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的《农业基本法》和“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的《中小企业基本法》。
“日本的社会保障和工资收入提高之时，也正是居民储蓄率下降之日。”孙田夫是日本三菱UFJ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师，他说，“现在中国政府总是鼓励大家花钱，但是没有建立有力的社会保障，人们有后顾之忧。”
正是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其国民解决了后顾之忧，从而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
瑞安市副市长陈林说，日本上世纪60年代还不如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日本上世纪60年代至多相当我们上世纪80到90年代的水平。日本当年的收入倍增计划，和我们的经济发展规划差不多，包括双重含义，不是纯粹的工资，有经济增长计划和发展方向。
他说：“我们虽然提出农民增收目标，没有杠杆和工具，日本的增收计划则包括大的产业政策，一些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没有能够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什么贫富差距问题严重？为什么老百姓仍然高储蓄低消费，让政府替自己花钱？陈林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说，如果一个经济体增长10%以上经过20至30年，如果国民收入不是过分向有权和有钱人集中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大部分老百姓，都会过上人均GDP三四千美元的日子。
目前，中国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是日本的1/37左右。
政府能否让利于民，正是提高国民收入的关键，近年中国财政增幅每年都在20%以上，2007年甚至达到32.4%，而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从1991年15.3%下降到了2006年下降到11%，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日本1999年时为54%。
广东试验工资倍增
今年7月，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答复有关政协委员提案时表示，广东省从今年起实施“工资倍增计划”等三大计划，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从2008年开始，广东省职工工资每年递增14%以上，到2012年比2000年工资水平翻两番。
这几乎就是广东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广东劳动保障厅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个计划有充分的依据，比如，广东工资已经连续7年增速低于全国水平，广东省一线劳动者工资增长率仍然偏低，甚至个别企业还千方百计压低工资。
具体措施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国有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进行调控，促进中等收入队伍扩大。与此同时，政府发布工资指导线，对不同企业的工资增长提出指导意见，作为工资集体协商的基础。“重点抓大中型企业，特别是龙头行业的工资，集体协商，从而影响行业的工资水平。”
消息传出，一项网上调查显示，有超过六成的职场网友对“工资倍增计划”表示很期待，有七成职场网友则更加关注该计划是否能够落实执行。
日本当年的收入倍增计划，是一项庞大的政府工程，除了政府增加福利保障的投入，还有明确的减税计划，政府让利于民，而广东省的提高工资办法则仅依赖于组织“工资集体协商”，让民与商争利。
上述的北京劳动局官员担心这样的工资集体协商难以平等公正，他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说，中国的特殊国情是简单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形势结构性失衡，市场上是“资强劳弱”，很难公平地谈判。
他说，中国现在是和日本当年经济水平差不多，但是劳动力市场有差异，中国是人口大国，就业是第一位的，平稳是第一位，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劳动力可以说是无限量供应。
广东版的工资倍增计划出台后，反对声音此起彼伏，有人认为这是变相给公务员涨工资，只有政府工作人员能够独享到好处，还有人认为政府没有拿出减税等真正的让利措施，这样的计划根本无法真正落实。
广东的工资倍增计划，是否能够坚持推广和落实下去，现在还没有下文。
收入快速增长受制政出多门
上述北京市劳动局工资处的官员表示，多年来他们一直有为普通职工增加工资的想法，因为在这两年不断收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议案和提案，要求给一线职工涨工资。
他说，他们到基层调研，发现职工对工资的情绪很大，很多企业内部管理层和干部的工资涨得很快，但一线职工工资却多年不涨，而物价不断上涨，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大批开支的增加，一线职工的工资感觉“太低了”。
虽然想给工人涨工资，但劳动局的地位“确实比较尴尬”，一是企业收入分配都自主了，政府没有什么干预手段；二是即使有办法调节，但是政出多门难以协调。比如“税收是个有效的办法，但是税收又不在我们这里”。
据他介绍，税收是个好办法，尤其在新税法实行之后，工资合理部分可以列入成本，但是问题是合理部分没有明确说法，单独由资方制定也不合适，我们建议集体协商。
据了解，原来中国的工资薪金支出形式分为：计税工资制、工效挂钩和自主工资。老税法规定，外资可以完全将工资列为成本，内资分国有和非国有部分，国企是工效挂钩，国资委根据企业效益评出工资总额，在这个范围内列入成本，非国企实行计税工资制“11520制度”，按2005年度计税工资标准为每人每月960元，合计年11520元，不管你发多少钱，税务局只认你每年工资11520元，超过部分按33%收计税工资。
他说，2008年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内外资统一为25%，工资可以纳入成本，工资是成本，企业当然愿意缩减成本，增加利润，加工资的动力不强。工资由市场决定的，中国简单劳动力过多，就业压力大，让老板和工人去协商工资，老板没有动力。
据他介绍，现在劳动局希望工资和税收挂钩，只有协商的工资才能计入成本，不协商的，就区别对待，目前正在向劳动部和北京市反映。
在工资上，国资委制定国企工资、发改委制定调节收入分配计划、劳动局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目前尚无一个统一部门来实行类似“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方案，甚至至今没有完整的表达过“收入倍增”问题。
上述劳动局官员说，收入倍增我们以往确实研究过，这是一个国家的系统工程，但是我们的“十一五”规划中并没有提到收入倍增计划的提法，而统计局公布的北京市工资收入增长相当高，前几年15%左右的增长，最近两年也还是10%，统计范围没有包括农民工，是有限数据。
在现有的政出多门的格局下，收入倍增一旦在国家层面系统提出，甚至还会出现部门揽权，把一件好事变成一些部门权力的不良走向。以北京市的最低工资为例，上述劳动局官员说，北京的最低工资已经从去年的730元涨到了800元，但是其办法还是1994年制定的，我们一直希望修改。
他说，另外还要从规定层面着手，希望建立最低工资备案制度，现在企业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是不合适的，以后有企业这样应该到我们这里审批备案，只有特定困难时才能这样。
“这里涉及行政许可，只能通过法规把权利赋予我们，我们才能去做，要依法行政”。
中国目前罗列了如调节收入分配、实行最低工资、建立财产性收入等诸多措施，但缺乏相互关联和整体协调。
日本三菱UFJ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师孙田夫说，我觉得提高财产性收入现在提出不是很合适，因为现在劳动收入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保障时，反而会降低一些人的实际收入，比如，很多人是把消费部分挤出来去炒股的。
他说，现在中国和日本上世纪60年代比，有些达到了，有些没有达到，比如现在中国的医疗体制就让人没有安全感，通常排队3小时只看3分钟。
“如果不把教育医疗等保障好，即使中国人的名义工资倍增了，但老百姓可能还是得不到日本当年的那种好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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