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还会让中国付多少代价

　　《投资者报》特约撰稿人 赵岩 发自旧金山

　　在参加12月4日北京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美国财长保尔森再三促请，中国要采取举措提振内需。因为中国的内需已成为决定世界经济复苏速度和程度的关键。

　　过去10年，全球收支平衡在很大程度上由中美贸易和投资关系决定，这一平衡被金融危机打破后，这种关系也开始了时代性的变迁。

　　虽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放在全球贸易投资的大背景下，基本可以分中国型和美国型。美国型，特色是繁荣的消费市场、复杂的金融系统，把底层的流动性引流到上层，变成消费者信贷和消费扩张。而中国型，则是高储蓄率化身高投资率，导致产出远高于消费。

　　但是，中国到美国的资本输出不是通过私人投资的方式，而是略带强迫性质的央行储备，以美国国债和购买美元资产的方式再循环回美国。

　　这个循环在过去10年扮演着全球流动性的主“水泵”，美国消费变成中国储蓄，然后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流回美国。在美国，资金暖流顺着其复杂的金融加工系统，让美国的房地产和股票水涨船高，极大的提高了美国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这些财富再循环到消费市场，而最终系统因为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水满则溢，暖流变成了一股寒流。

　　中美贸易难平衡

　　当全球收支平衡被打破，美国股价和房价大幅修正，家庭财富缩水时，美国居民储蓄率除了上升，无路可走。就算美国人愿意花更多钱，刚刚被蛇咬过，毒肿尚未全消的银行恐怕也不会愿意借贷。

　　而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多少，就意味着美国家庭消费要下降多少，也意味着失衡的对方，需要有多少相应的消费增幅。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派蒂斯曾作过如下测算：

　　1990年之前的50年，美国居民储蓄存款率一般占GDP的6%到10%，而1997年之后下降到只有2%。估计美国的家庭储蓄率至少需上涨到GDP的5%，意味着和美国家庭消费相对应的项目要下降这个幅度。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大约是中国的3.3倍, 而消费只占中国收入的不到50%，中国的消费增长恐怕至少要增长40%以平衡美国5%的储蓄增长，他认为这对中国不大可能。

　　顺差国代价更大

　　金融危机引发美国人回望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但事实上1929年美国扮演的角色，恰是今天中国的角色。

　　如果要简单概括30年代的大萧条留给人类金融历史的经验教训，恐怕是，在产能过剩的危机中，经常项目的顺差国，往往更加脆弱。因为再平衡的拉锯战，对贸易顺差国意味着产能收缩，对贸易逆差国则意味着产能扩张。

　　从1930年的例子看，当时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比他的贸易伙伴们，那些贸易逆差国所受到的打击，要沉重得多。当时其产能扩张，但是国内的需求并没有快速的出现与之匹配的增长，于是出现了大额的贸易顺差，当这些产能在海外有足够需求时，这个问题不值得忧虑，美国也允许外国债券在美国发行，其规模不断扩大。

　　但是美国不断的投资和扩大产能，内需并未足够快速提升，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最终出现了崩塌式下跌，而外国债券的跌幅最深。这阻碍了这些国家继续吸收美国过剩产能的能力，因为他们消费的金融链条已经被切断了。

　　GMO全球投资管理公司主席、价值主义的投资大师Jeremy Grantham也就此对中国报以乌鸦嘴质问，“在全球经济不仅走缓且虚弱不堪的状况下，中国如何提振出口？内需占经济如此小的比例之下，随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导致的财富缩水，如何提振内需到足够的水平？” 参看历史经验，恐怕中国作为顺差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国际资本流动悖论

　　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克林顿任期内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莫斯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对那些哈佛经济学子提问，全球资本流向应该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回答后者可能会不及格，但现实，就这样发生了。

　　10年前的1997年金融风暴，恐怕就是萨莫斯所提到的悖论起点。

　　1997年多个亚洲国家经历了噩梦般的金融危机和经济收缩，突然出现的经常项目顺差向逆差的转变，和与之相配合外部负债和内部资产的不匹配至今令决策者心有余悸。而外汇储备可以扮演稳压器，但深受其害的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

　　但是危机以后，发展中国家以积累的外汇储备为主要形式的官方的资本输出越来越多，1999年净资本输出已经超过了净资本流入。资本从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向富国、发达国家净流出，这就成为一种悖论。而其间，中国无疑是中流砥柱。

　　纵观全球经济，中美就是走这场金融危机钢丝中保持平衡的左右手，两方任何一方的问题，都意味着对方要作相应调整。而作为全球最大的也是最开放的经济体，拥有深具弹性的金融系统，美国对这种调整的吸收能力恐怕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