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与火的自我重建——谈“景漂”的传统与现代

　　王 军

　　“景漂”的溯源

　　很难明确说“景漂”起于何时，源于何人，“景漂”是一种人们群体性流动的趋势。

　　广义上讲，传统的“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清·沈怀清：《窑民行》）中的多地域工匠亦可称为“景漂”。如清末民国时景德镇的瓷业行帮制度，有三窑九会，都昌人烧窑与圆器，徽州人主要是销售，此二帮之外又有杂帮（红店、包装、搬运等）会馆十七所[1]，都是多地域、多宗族的匠人群体来景制瓷。当然，也有候鸟式的“景漂”，农时在乡耕作，农闲来景烧窑制瓷。另外，元明清时也已有“洋景漂”的存在，如元代的波斯陶工，明代有日本人五良大辅，清代有法国人尹鸿绪等。“景漂”在广义上意味着景德镇一种开放的文化格局。

　　现代意义上的“景漂”应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主要指不受体制依附的个体来景从事与陶瓷相关工作的群体。“漂”意味着“个体化”与“流动性”。那个年代正是“公司潮”与“下岗潮”同时到来的时期，或被动或主动，远离故土的个体前往城市拼搏，“漂”成为一种时代的趋势。那个时代，最凸显的莫过于“京漂”，挤在北京城市民房里漂泊的艺术家们，他们思想自由、特立独行、艺术多元。慢慢地，他们的聚集变成“画家村”（如圆明园画家村），变成艺术区（798艺术区、宋庄艺术区），他们有离开也有坚守，有孤独也有灿烂……“漂”成为一种生存的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的创建。

　　1990年代，为民瓷厂、宇宙瓷厂等都相继进行工厂设备的技术改造,迅速地向现代化生产迈进。景德镇这座千年的陶瓷古都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没有消失，却正以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在蓬勃地发展着。[2]个体离开体制，景德镇国营瓷厂的手工艺人、陶瓷美术师成立个人工作室，手工艺直接面向市场。随着市场的向好，外地的艺术家与陶瓷艺人也不断涌入，景德镇的“景漂”群体渐成规模。景德镇的城郊农村重新布满了传统的手工业作坊，景德镇的城市化过程伴随着传统手工业作坊的回归。景德镇陶瓷产业陶瓷工业式微时，“景漂”与陶瓷手工业作坊成为景德镇陶瓷复兴的生力军。

　　“景漂”中也有另外的群体，他们是海外陶艺家与高校陶艺专业的师生。因着陶瓷本身的工艺依附性—泥料、燃料、运输、技艺等资源需要，地域性的聚集才能实现，由此，陶艺有窑口产区的概念。在景德镇，陶瓷有全产业链的工艺优势，泥料、窑炉、成型、装饰、釉料、烧造、运输……都可以交流学习，有人协助甚至代劳。这对陶艺专业的师生与个体陶艺家来说无疑是最佳基地。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假期或创作期来景德镇创作，大都有定点的工作室或自己建立工作室。陶瓷本身的工艺黏性确定了“景漂”的普遍性与必然性。

　　较早形成的“景漂”聚集地—三宝陶艺村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与前提下成立的。它筹建于1995年，“造村人”李见深有海外陶艺交流、学习及创作的经历。他参照国际陶艺的驻地项目，为来景的海内外陶艺家、陶艺爱好者提供陶瓷工艺方面的支持及生活上的便利。他们中有著名的国际陶艺家、陶瓷学者，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陶艺家，还有各行业的陶艺爱好者与旅行者。他们的交流互动形成新的场域，这是“景漂”们的空间聚集，也是“景漂”们的精神聚集。所以，三宝陶艺村不只是技术辅助与生活保障的客栈，它更像是一个陶瓷艺术的能量场与理想生活的“陶源村”。

　　“景漂”的张力

　　三宝陶艺村对景德镇的陶艺生态而言，无疑是一种文化的创建。在三宝陶艺村之后，先后有郑祎在2005年成立的“乐天陶社”与“陶文旅”，在2016年建立的“陶溪川”创意园区。值得注意的是，三宝陶艺村改建自传统陶艺作坊的老村落四家里，乐天陶社建立在老雕塑瓷厂厂区内（景德镇“十大瓷厂”之一），陶溪川则是在宇宙瓷厂（景德镇“十大瓷厂”之一）基础上的整体性规划建设。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蜕变：一种传统转向现代、陶瓷工业转向陶瓷文化艺术创意产业的蜕变。

　　为何会有以上的蜕变？于时代，是陶瓷现代化的过程；于个体，则来自陶瓷艺术观念的转变。为此我们可以展开两条线索，一是景德镇陶瓷现代化的过程，二是陶瓷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媒介的可能。

　　景德镇陶瓷现代化的过程可以追溯至清末民初。清末有康达将行帮会馆向瓷业公司改良；民国则有杜重远的陶业改革，办企业、建学堂、改制度，如机械制坯、煤窑烧造、碎釉机、石膏模具、注浆成型等工艺的展开。[3]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建立起“十大瓷厂”的工业化体系，手工作坊与个人企业逐渐转为合作社继而成立国有工厂。[4]改革开放后，又是一个变化，是以陶瓷工业化之后陶瓷艺术多元化发展为表征得到充分的现代化，是不止于陶瓷的机械工业化的现代化，也是基于文化创新的现代化。由此，在景德镇我们能看到陶瓷工业、陶瓷产业、陶瓷材料、陶瓷非遗、陶瓷绘画、陶瓷设计与现代陶艺等陶瓷现代化的丰富性。

　　陶瓷不仅是器皿与工艺，还是历史与文化。于当代它还有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媒介的可能。在景德镇，陶瓷绘画具有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条件。“陶瓷绘画”是特指把粉彩的装饰语言变为独立的平面绘画，在国画与西画中借鉴相应的表现手法，特别是通过新中国成立后融入西方绘画的写生与创作经验，既可如西画般油性晕染也可如传统国画工笔写意，通过丰富的颜色釉可现代抽象亦可逼真写实。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先有“珠山八友”的开创，之后则有王锡良、李洪林等诸先生不同风格的开拓，陶瓷绘画慢慢形成了比较独立的绘画语言，成为景德镇在新世纪的一张文化名片。

　　陶瓷作为艺术的可能还有很多，我们把视野放至世界：与陶瓷艺术观念有关的现代性革新分别有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欧陆的新艺术运动、美国的装饰艺术运动、日本的民艺运动，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奥蒂斯革命”昭示现代陶艺的开启……一个多世纪里，陶与瓷、泥与火的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工艺上强调手工性与艺术性，设计上凸显新理念与新造型，尤其是现代陶艺，它完全将陶瓷纳入现代艺术与前卫艺术的发展脉络里。在陶瓷中我们会看到不同的烧成方法（盐烧、苏打烧、熏烧、柴烧）、不同的造型手段（盘泥条、泥板、拉坯、3D打印）；在陶瓷中可以看到诸多的表现风格，如抽象表现主义、怪怖风格、极简主义、新工艺风格、理性主义、超写实主义等。现代陶艺是艺术家借助陶瓷材料或以陶瓷材料为主要创作媒体，远离传统实用性质的观照，表现现代人的理想、个性、情感、心理、意识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形式。[5]艺术家将人性楔入瓷性、泥性与火的探讨中。

　　现代陶艺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国大陆，首先在高校陶瓷专业院校传播。在景德镇有周国桢、姚永康、黄焕义、白磊、李见深、吕品昌等师生陶艺家的响应，经过80年代的学习借鉴、90年代的文化寻根，如今他们在著述、创作、策展与国际交流等领域各有建树。如李见深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景德镇遇到前来交流的中国台湾地区陶艺家李茂宗与美国陶艺家温黑格比，这是他前往美国留学的原初动力。

　　前述是对“景漂”群体火热现象内在动因的分析，是基于陶瓷文化的转向，基于景德镇陶瓷现代化的过程与陶瓷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媒介的可能。所以我们会看到“景漂”中的陶艺家群体也是多元的，有偏传统陶瓷绘画的，有偏传统手工艺的，如拉坯、修坯、烧窑等工艺环节；有偏现代陶瓷设计的，其专注器皿与现代设计；也有偏向观念装置或通过泥与火来表达自我的现代陶艺。可以说，“景漂”群体是景德镇多元化生态的开启者以及最为鲜活的组成部分。

　　结语:“景漂”的依止

　　整体看，“景漂”现象是中国陶瓷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这里面有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景德镇陶瓷现代化共同作用的影响，所以会看到景德镇市政府对陶瓷产区产业升级文旅赋能艺术创新的政策性导向。当然“景漂”最终是个体的行为，是个体陶艺家、陶艺爱好者自由创作自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现象暗含着地域的迁徙、文化的交流、艺术创新的多重可能，包括艺术与生活的新可能。

　　对“景漂”的溯源与张力的分析，更多是关于景德镇陶瓷文化与时代的关联性分析。可以说陶瓷有很多的面向，它既是工艺与传统，也是设计与艺术。因此，在景德镇我们可以看到陶瓷的丰富性，有古董店的古代陶瓷、陶瓷店的仿古瓷及日用陶瓷茶具、创意集市的陶瓷设计、美术馆里的现代陶艺展……尤其是近四十年来现代陶艺设计与现代陶艺的发展，催生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如前述李见深打造理想生活的“陶源村”，乐天陶社的创意集市，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三宝蓬艺术聚落，艺术乡建东郊学堂，陶溪川的“候鸟计划”，等等。他们都在尝试构建更加多元的、相融相契的现代艺术与现代生活。

　　陶瓷是与生活最为贴近的一种材质，生活中的陶瓷器皿与家居陶瓷摆件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陶瓷的造型及陶瓷的装饰也可以成为生活能量的提供者，如它可与饮食中的茶、咖啡等相融。陶瓷本身也带有包容、安静与生机意蕴。在景德镇的“景漂”中自然会有偏手作的以生活器皿为导向的群体，他们参加市集摆摊，他们郊外徒步美术馆看展，他们自营民宿养家糊口。可以说，“景漂”群体不止于陶瓷，陶瓷是艺术，也是生活。

　　注释：

　　1［1］肖振松编著：《近代景德镇陶瓷史略》，江西美术出版社，2017年，第17页。

　　2.［2］方李莉：《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4页。

　　3.［3］肖振松编著：《近代景德镇陶瓷史略》，江西美术出版社，2017年，第101页。

　　4.［4］王小茉：《景德镇国营瓷厂与景德镇瓷业复兴》，《装饰杂志》2014年第8期。

　　5.［5］白明编著：《世界现代陶艺概览》，江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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