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技术奇观”:作为行业规范、社会项目与国力竞赛的电影工业美学

  • 来源:创作评谭
  • 关键字:规范,社会,项目
  • 发布时间:2023-09-15 14:50

  杨依菲

  近年来,国内主旋律电影越来越呈现出“技术奇观”的观影特点,伴随的是题材上的类型化、制作上的高成本、市场上的高票房等鲜明“工业化”特征。尤其是2023年院线贺岁档中,以《流浪地球2》为代表的主旋律科幻大片引发现象级讨论,一时间有关“电影工业美学”的研讨再度成为热潮。

  然而,电影工业美学于我国的意义不仅于此。追根溯源,它并非一个新词。早在1980年代,电影研究学者邵牧君便提出:“电影是一门工业,其次才是一门艺术。”[1]此后,以陈旭光为代表的学者撰写了多篇文章,从不同侧面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性”的电影工业美学的建议[2];而导演郭帆及其团队,身体力行地实践着我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奠基历程。

  既然电影是一种需要以工业技术手段来实现的具有大众性的艺术,本文则将深入分析视觉上的“技术奇观”在电影生产与接受中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并从我国的电影行业、社会发展甚至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经济实力角逐的三重向度,来渐次探讨在对标好莱坞的背景下实现我国电影工业美学有何重要目的,又会对电影的美学自律性形成怎样的影响等问题。

  一、作为行业规范的电影工业美学

  近年来几部重要电影标记了我国电影工业美学的渐进。以时间线索进行梳理,首先不得不提2017年《战狼2》的重大成功。该片投资成本接近两亿元,总票房收入高达五十六点八亿,其讲述大国崛起的类型化叙事与专业级视听品质,被誉为“中国新主流大片一次成功的重工业实践”。2018年上海电影节时,“工业化”三个字几乎出现在每一场论坛,一度成为中国电影关键词。2019年春节档,硬核重工业科幻大片《流浪地球》横空出世,不仅当年因此被称作“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其借鉴好莱坞的电影生产模式,更使得它被看作中国电影超越“小作坊”模式,走向真正工业化的开始。

  2022年暑期档,喜剧科幻片《独行月球》三天取得超过十亿元票房。它不仅采用工业化标准制作,且全部特效镜头均交付国内公司完成,并搭建了国内全实景月球基地。在片尾的工作人员名单中,能看见细致的调色、木工、电工、机械、数控等团队。可见除了电影制片团队外,我国影视行业中出现了大量集团运营的工作室与供应商,得以分工实现整部电影的细分需求。由此可初步判断《流浪地球》搭建起的产业流水线,到了《独行月球》已趋成熟。

  不仅如此,《独行月球》也为几个月后的《流浪地球2》起到了直接的奠基作用。《流浪地球2》制片人龚格尔表示,影片的许多工作人员、拍摄道具和生产链条,都是直接由《独行月球》团队交接过来的。[3]实际上,郭帆工作室有意识地搭建与推动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努力也非常明显,譬如在《流浪地球2》拍摄期间,他与北京电影学院联合成立“电影工业化实验室”,将自己的经验规范化、标准化、行业化,使后来的电影人“不再踩坑”[4]。一部工业化水准的电影的完成,就像是一座实现了分工量产目标的工厂,其生产经验将能够被直接推广借鉴至其他车间。《流浪地球2》的成功经验,将系统性地抬升此后我国同类型电影的整体水准。

  如果“技术奇观”不是电影工业美学的全部,那么这一概念还包含哪些重要元素呢?技术美学的概念发展分三个阶段,“技术奇观”隶属于第一阶段所强调的产品层面的“形式美”,与之相对的是第二阶段在理性与实用层面的“功能美”,以及第三个阶段的“协同美”。而“协同美”的概念最能代表我国电影工业当前致力实现的目标,即依靠专业、精细的分工构成一条工业生产流水线,各生产要素配合与协同的结果是个个获益、整体加强、共同发展。[5]当然,协同性不仅指电影行业内部,也必然跨越不同领域。在接受《中国电影报》的采访时,郭帆导演详细地描述了在搭建工业化流程时,需要来自我国各行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的整体提升,以满足电影工业的最新需求。[6]换句话说,当行业内的各元素的协同性形成,其提升也是整体性的,不仅是“技术”“特效”表现,而且是剧本、演员、摄影、宣传等各个层面,均会共同进步,并保持在行业稳定水平。以好莱坞为例,美国大厂制度的标准流程与细密分工,曾经促进了单一领域高端人才的集中涌现,而这套体系将美国的电影生产快速地升级成了一个稳定发展的产业。可以说,这套框架越是完善,一部电影可能面对的风险就越少,如成功借鉴好莱坞制片方法的韩国也涌现出了如《釜山行》《寄生虫》等发挥稳定的电影。

  因此,质疑工业化电影只关注“技术”而非“故事”或“艺术”,是不准确的。因为真正实现了工业化目标的影片,在艺术衡量上也会有标准化的团队作业,反而能比缺乏工业流程的电影,更容易兼顾基本的商业性与艺术性,因为它们都是被整体性所加强了的单个元素。

  二、作为社会项目的电影工业美学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是当代美国电影技术发展的推动者,《阿凡达》系列以革命性的冲击使电影行业在许多方面进行更新与重组。但是连卡梅隆也必须承认,“即使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最终技术能否让更多电影从业者效仿,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商业上能否得到成功”[7]。电影作为社会中众多行业之一,也承担着经济压力与投资风险。

  前文所述,电影工业体系是一个完整的链条,除了行业内部各生产要素的“协同”,也需要与外部元素—譬如市场—形成配合。如果说电影的生产端是行业的“上游”,那么处在“下游”的运营端与观影端,也同样重要。2009年《阿凡达》带来的观影革命,便开启了“3D电影时代”并促进了影厅系统升级,毕竟影院也是电影工业的一部分。2022年《阿凡达:水之道》,不仅在发行上可圈可点,在观影时也有诸多“讲究”,选择IMAX影厅、杜比影厅还是激光影厅,都会带来不同的视听体验。这显示了好莱坞电影在观影市场与影厅技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细化发展。

  要实现电影行业的内外部整合与分工,一个可行的方向是从我国现有的“导演中心制”更新为“制片人中心制”。学者陈旭光曾详细论述了在不同环节应该如何完成电影工业美学体系的框架。[8]总体来说,他建议在生产制作层面追求行业内的规范生产程序,在市场与受众层面尊重消费性与大众化,而关联起这两个环节的重要原则便是“制片人中心制”,才能高效协调前期的创意策划、中期的拍摄制作、后期的宣传营销以及后产品开发等各个环节的力量。举例来说,对比美国大片,我国的科幻电影无论是《独行月球》抑或《流浪地球》系列,均默认为2D电影,尚未照顾到“影厅消费”的运营环节。然而这却是整个电影工业链条里不可或缺的商业形态之一环。

  《流浪地球》系列对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成就与意义,不仅仅是因为有太空电梯、空间站陨落、炸月球等大场面。它制作过程中道具的增多和场景的扩大,可以用一连串令人震撼的数字显示:“在《流浪地球1》里,整个制作团队做出了3000张概念设计图、1万件拍摄道具,置景展开面积为10万平方米。”[9]而到了《流浪地球2》,制作团队共为影片绘制五千三百一十张概念设计图,制作超过三千多个视效镜头,共制作了九万五千件服装、道具,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流浪地球》系列走得更远更扎实。[10]上述这一切,为《流浪地球2》提供了“量大到几乎要溢出的”可用视听素材。细节的不加节制,不仅部分折损了艺术性,也为观影增加了不必要的难度。那么,《流浪地球2》为什么决定如此挥霍?其必要性之一,或与电影行业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有关。

  一个多年前好莱坞的例子,电影《马戏之王》在片尾致谢时提到本片“提供了超过15000个就业岗位”,从而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而纵观《流浪地球》系列,从第一部参与演员四千人,到了第二部剧组常驻人员接近一千二百人,群演人数两万二千人,十四个摄影棚同时拍摄,经常会有几千人同时在组。当我们自豪地说出“《流浪地球2》中每一个视觉奇观背后都是2万人的幕后团队通力合作,日夜奋战的结果”[11],反过来也说明,每一个看似“多余”的视觉奇观,都给两万人的幕后团队提供了就业岗位。

  前文《独行月球》的例子已论述过,简略来说一部电影的演职员名单越长,越能说明其实现了工业化框架中的分工需求;从社会学意义上,也说明这部电影为经济与就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自2020至2022年,我国电影行业遭受疫情冲击,大量政策红利尝试助力电影行业复苏,而通过扶持电影这一显著拉动就业与营收的文娱行业,也能缓解经济发展的整体压力。因此,在抱怨“影视寒冬”“就业寒冬”的几年里,作为重点投资项目的《流浪地球2》能创造越多经济效益,就能吸引越多高水平人才,带动社会活力的良性恢复。

  很明显,技术美学总是伴随着对某些实用目的的追求,而拉动就业、激活市场便是电影工业美学被期待完成的“美”之定义。在此意义上的电影工业美学,对人们的工作与文娱生活发挥着切实可感的影响,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独立于生活的某种固有的艺术。

  三、作为国力竞赛的电影工业美学

  回到概念的起点。在1987年3月,国家电影局借鉴了音乐术语提出“主旋律”电影的发展目标,计划以低成本的方式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与好莱坞的电影文化霸权相抗衡。此后数十年的制片实践证明,“低成本”的模式无法赢过好莱坞的工业化,因为低成本往往带来制作上的劣质,也使得电影主题局限于历史或现实题材。正如一句戏谑之言:“没有中国制造,我们的电影就只能是玄幻,而非科幻。”

  所以,《流浪地球2》在视听细节上“挥霍”的必要性之一,在于这样的“铺张浪费”,反而彰显了国家实力。正如前文提到,一系列科幻、军事题材的主旋律电影的成功,都离不开“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整体提升”。我国电影的影响力,无法脱离电影行业内部的生产水平、外部的消费水平和内外产业链合作的完善程度而真空地达成。广义且全面的产业链,甚至也包括了群众的观影习惯与审美水平的提升,譬如我们能够消费得起如《流浪地球2》这样架构复杂、密度极高的科幻电影。

  我国电影市场从2012年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但还需从“电影大国”转变为“电影强国”:不仅要让电影带动国家的强大,也要制作出属于强国的电影。若以此为目标,在我们当下的社会场域中的电影工业,无疑需要国家进行顶层设计、方向引导与政策支持。电影行业的方向被紧密绑定于国家的前进的路线,所以即使当“主旋律”电影走向西方好莱坞式的商业化与类型化,并不说明是对主旋律的背离,而是实现原本目标的一个目前看来更有效的路径。

  《流浪地球2》与《阿凡达:水之道》的相似之处实在太多了。它们都是一个重要系列电影的第二部;它们都有着惊人的制作投入;它们都有震撼的视觉呈现;它们都创造出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世界,并由大量细节堆出不曾“穿帮”的实感;最后,它们都是跨时代的,但都不能算作一部艺术片。《流浪地球2》几乎就像是一个对标美国《阿凡达》,以展现国家最高水准制片实力的电影任务。

  需要注意,“主旋律”概念虽然在我国的电影界被明确提出,却绝非中国所独有。实际上,好莱坞电影、漫威电影等,本质上便是美国的主旋律电影,只是背后的政治意味被“隐形”了。所有国家都存在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因此我国的电影工业也无可避免地被纳入了全球电影工业的版图。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电影,同时具备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重要性,在全球的经济文化分工的格局中参与再流动,必然会形成与其他国家主体的竞争关系。美国的文化霸权已经征服全世界的表现在于,独属于美国的大众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其他地区的人们看来,甚至“不像是一种进口的东西”[12]。也就是说,唯独美国的风格能够被体认为一种标准化的世界风格,其中隐含着“世界的”与“本土的”这组概念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当代电影生产本质是意识形态的生产[13]。以“工业化”手段实现“主旋律”的社会目标,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对电影的纵向贯穿;而以“工业化”的模式实现“走出去”的全球竞争,体现的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对电影的横向压力。知名电影导演姜文在一次采访时,谈到“中国电影何时走出去”,他回答“什么时候中国的航母比美国多一倍了,中国电影也就走出去了”[14]。

  回顾1987年,我们发现,我国电影工业美学虽然在今日走向了类型化与商业化,却在最初有着在好莱坞压力下形成的“赶英超美”式的明确起点。类似《阿凡达:水之道》或漫威系列,虽然在技术与商业上制霸全球,却在艺术自律性上饱受诟病,无收敛的视听语言堆砌与信息轰炸已经形成了惯例的模式与炫技,在近年来逐渐走向了自我重复的穷途。如今,我们离超越好莱坞这一目标越来越近。在乐观与庆祝的同时,需要警惕的是:以好莱坞模式作为我们的样板,是否会提前圈定了我们对电影行业发展的想象,提前限制了我们对电影功用与角色的定义,也提前规范了我国电影工业美学发展的“天花板”?

  注释:

  1.[1]邵牧君:《电影首先是一门工业,其次才是一门艺术》,《电影艺术》1996年第2期。

  2.[2]郭涛:《技术美学视域中的电影工业美学》,《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3.[3]参见《〈流浪地球2〉根本就不是一部电影》,腾讯网2023年2月3日,https://new.qq.com/raina/20230203A03N2100。

  4.[4]参见《〈流浪地球2〉根本就不是一部电影》,腾讯网2023年2月3日,https://new.qq.com/raina/20230203A03N2100。

  5.[5]郭涛:《技术美学视域中的电影工业美学》,《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6.[6]刘珞琦:《导演郭帆:〈流浪地球2〉还是从0到1》,《中国电影报》2023年2月1日。

  7.[7]参见腾讯网2022年12月15日报道:《〈阿凡达:水之道〉上映在即,“技术玩家”卡梅隆又用了哪些“史上首次”?》,https://new.gg.com/rain/a/20221214A06YMLO0。

  8.[8]陈旭光:《论作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电影工业美学》,《艺术评论》2021年第3期。

  9.[9]参见《〈流浪地球2〉根本就不是一部电影》,腾讯网2023年2月3日,https://new.qq.com/raina/20230203A03N2100。

  10.[10]参见《两天9亿,综合口碑第一,〈流浪地球2〉如何拍成?》,腾讯网2023年1月24日, https://new.qq.com/rain/a/20230124A029LD00。

  11.[11]刘珞琦:《导演郭帆:〈流浪地球2〉还是从0到1》,《中国电影报》2023年2月1日。

  12.[12]陈娟:《从〈阿凡达〉看好莱坞电影的世界霸权》,《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20期。

  13.[13]郝大铮:《电影意识形态散论》,《当代电影》1989年第4期。

  14.[14]参见《中国航母比美国多一倍啥都好聊 光IP有个屁用》,《北京青年周刊》2017年1月1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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