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水大爷”启示城市治理

　　文︱魏涛 编辑覃柳笛

　　当城市网红事件发生，流量涌入城市，城市将无死角地暴露在全国逾10亿网民面前，其治理能力水平显露无遗。

　　我国北方地区社会交往中，通常以“大爷”尊称年长的陌生男性。此称谓并没有明确年龄范围，一般来说，当拥有了头发白、皱纹多等生理特征，即有可能被人归入大爷之列。

　　2023年，各地大爷相继登上网络热搜，从近期红极一时的天津“跳水大爷”，到贵州“村BA”预选赛79岁的裁判王大爷、淄博被游客“围追堵截”求烤串的赵大爷、香港明星足球队的陈百祥大爷，他们掀起一波又一波热点话题讨论，启发着人们对社会现象的新思考。

　　烟火缘何短暂

　　爆红网络不久，狮子林桥跳水队的大爷们突然发表公开信表示暂别泳坛，天津也恢复了平静。然而，被迫放弃坚持了数十年的习惯，多少会有无疾而终的失落。

　　野泳、桨板、桥头跳水，曾是天津海河沿岸群众体育生活的一部分。随着城市建设进程加快，老旧小区拆迁，海河沿岸居民迁居各地，老友们寻找各种机会叙旧、拉近距离，桥头跳水、野泳成了他们的交际活动之一。这就如同火出天际的淄博“地摊社交”，马扎、啤酒、烤串，三五好友开怀畅饮、推杯换盏，拉近了城市里人与人的距离。

　　流量点燃了天津一道独特的街巷烟火，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一道问题：网络流量为何偏偏挑中了本地人习以为常的跳水大爷？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回顾今年的城市网红事件，走的基本是“烟火路线”。新冠疫情三年，使人们更渴望回归市井生活，更懂得追逐身边的美好。淄博烧烤、贵州“村BA”以及桥头纵身一跃的天津大爷，让人们体验到“身边的美好”“平凡人的精彩”。他们带来的那些画面不苛求唯美和雕琢，但更加真实，贴近每个人的生活。

　　可拿另一座城市类比。重庆轻轨李子坝站是国内第一座与商住楼共建共存的单轨高架车站，位于嘉陵江南畔的李子坝正街39号商住楼6-7层，因“空中轨道穿楼而过”而走红。李子坝站技术人员称，因各种地形限制，不得已将站点建在了商住楼里，借此解决各种技术难题。正是因为它的“惊艳”诞生于真实，融进了生活，才成为流量追捧的对象。

　　狮子林桥的市井大戏告一段落，引发了部分网友的不满：为何不想想办法，让它像淄博烧烤或者贵州“村BA”那样持久？显而易见的是，“天津大爷跳水”与上述其他城市网红事件有着本质的不同。一方面，万众瞩目的桥头跳台，确有无法回避的安全硬伤。大爷们的跳水、野泳本就违反禁令，看似妙趣横生，实则是久治无果；另一方面，即便解决了安全隐患，狮子林桥地处市中心，跳水狂欢严重影响交通，增加城市管理成本，文旅经济价值也有限，不管算民生账还是算经济账，都得不偿失。所以，最后看似尴尬的“不欢而散”，却是事件处置的稳妥选择。

　　全民检阅良机

　　网红事件是突发的，但暴露出的问题常常是沉疴旧疾，反映出更深层次的城市社会矛盾变化和城市治理困境。

　　广场舞大妈与跳水大爷曾有相似遭遇。广场舞刚兴起时，大妈们的伴舞音响造成噪音扰民问题，甚至发生广场地盘争夺、大打出手等事件，于是网上舆论谴责老年人道德滑坡，要求取缔广场舞活动。实际上，其矛盾根源与道德素养无甚关联，主要是旧制度难以适应公共资源配置新需要，因而产生了诸多矛盾，包括人口迁徙与融合中的价值冲突、公共秩序发展要求与传统社会观念的冲突、资源过度消耗和自然环境承受力的冲突等。

　　针对广场舞问题，有学者呼吁各地修改治安条例，加强监管执法、加重处罚。道理没错，而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某些广场舞者的行为确实满足了处罚条件。但试想一下，执法者频频以扰乱治安的罪名给大妈们开罚单，会产生什么后果？城市人口结构复杂，众口难调，是城市管理者面临的主要挑战。城市治理不能诉之于投硬币式的“非A即B”决策，应在法治框架下寻找智慧、兼顾的方案。

　　例如，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高架桥下有一个体育公园，管理者充分利用了桥下闲置空间，解决了附近居民户外运动受天气、场地限制的难题。该公园总面积为 3 万平方米，园区内设施包含 13个网球场、6个篮球场、18个羽毛球场及儿童乐园、滑板场地等，配备近百个停车位和充足的卫生间、淋浴间。这种多功能设计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城市空间，既提高了使用效率，也满足了百姓需求，促进了服务经济。该案例被人拍成视频传到网上，颇受网友好评，也让更多人见证了城市治理的智慧。

　　网红事件是对城市治理水平的一次全民大检阅。当城市网红事件发生，流量涌入城市，城市将无死角地暴露在全国逾10亿网民面前，其治理能力水平显露无遗。然而，城市迎接全民检阅，胜负并不取决于能力水平，而取决于态度——有智慧的管理者，能借助这一良机主动进行问题检讨、改革、修复、提升，赢得更广泛的持续赞誉。相反，如果面对网民质疑闪烁其词、欲盖弥彰，其公信力将遭到损害，甚至陷入被动局面。

　　舆论场新课题

　　狮子林桥网红事件中，多家媒体报道了采访水务局工作人员时的回应：“海河是禁止游泳的，文明促进条例有要求”。笔者仔细对照了《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全文皆无提及游泳或海河的内容；又查阅《天津市游泳场所管理办法》，但该法规的管理对象是“游泳场所”， 野泳不在此列。最后，笔者终于找到了“禁止游泳”制度源头，即《天津市水上治安管理规定》，第九条（四）规定：“严禁酗酒后划船或在禁止游泳的水域内跳水、游泳。”

　　很显然，涉事部门对媒体的回应并不严谨。不仅如此，报道中还出现“狮子林桥地处三区交界，管理上有一定复杂性”“狮子林桥非景区、不在监管范围之内”等言论。类似表态引发了一些质疑：既然狮子林桥吸引了游客，成为了一种城市特色，那么相关部门是否应该加强对其管理和监管，以确保市民和游客的安全和秩序？

　　网络话题传播是一种无规则的混沌运动，同一事件，早上被捧上道德制高点，下午又突然掉进丑闻陷阱，话题评论往往“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如不能熟练了解这一特征和掌握应对技巧，审慎处理，城市将有可能体验过山车式的舆情冲浪。笔者以为，每个城市都要有乘坐这辆过山车的准备，因它随机叫号、流水发车，舆情一来就没有任何选择。

　　总体来看，天津对“跳水大爷”网红事件响应还算迅速，应对得当。这可能与事件范围小、话题相对单一有关。大爷觉悟高，政府巧借桥体维修改造逐客，防范了事态进一步扩散，而且不失体面。

　　作为2023年网红效应持续最久的城市，淄博面对的舆论场景更宏大、更复杂。其间，几乎所有敏感社会话题轮番造访淄博——城管执法、食品安全、公平竞争、行政效率。但目前来看，淄博用“捏把汗”的功力和努力，跳过了一个个舆论陷阱。淄博在舆论场上腾挪得法的关键原因在于：引导舆论的态度诚恳，张弛有度，动员市民共同维护城市荣誉，进而全面掌控舆论主动权。值得一提的是，淄博主动邀请游客和网友来查找城市治理瑕疵，借助外力倒逼优化和改革。

　　借问题之手解决问题

　　天津跳水大爷宣布暂别泳坛之前，辖区执法部门和街道办进行了各种安全警示、风险告诫、善意劝导，但跳水者、野泳者依然我行我素。为什么效果甚微？笔者以为，在顺应居民意愿与安全隐患治理的两难选择中，城市管理者表现出了对前者的尊重；在治理海河野泳、跳水问题和秩序维护工作中，辖区执法单位和基层组织面临着阻力。

　　很多情况下，人们常借问题之手解决问题，借外部力量实现内部改革。光明网报道，9月2日、3日天津消防接连通报意外事件。一男子在天津狮子林桥跳水时疑因姿势不对，入水后被水拍晕，在场消防员和蓝天救援队紧急跳水救援。另一个小伙跟风天津大爷跳水，当场被拍晕，被大爷们救起。鉴于事态严峻，大爷们终于鼓起勇气声明“退出”。当天（6日），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发出通告，自9月6日20时起，对狮子林桥外挂景观照明设施进行安全维修改造。整个事件中，流量捧红了大爷，又将安全问题放大，予以执法部门、街道办顺水推舟、因势利导的机会，进而纠正了大爷以及沿河居民“优美的陋习”，算是一个好的结局。

　　借问题之手解决问题，借外部之手打破内部僵局，是一种管理智慧。城市改革、问题攻坚，往往都需要触发变革的外在机会、外部力量。聪明的管理者会主动寻找这个触发变革的机会和外力，而不是坐而论道、守株待兔。

　　笔者将主动创造机会、借助外力倒逼内部变革的机制称为“触发式变革”。事实证明，历史变革的启动键，经常由一次偶然事件触发，进而与之关联的结构因素被迅速激活，产生连锁反应。淄博在网红事件中优化提升城市治理能力过程中，贯穿着触发式变革的智慧。助外力倒逼优化，淄博极速响应，触发了一系列城市治理改良的行动，进而引发了各城市对社会治理改革的大讨论。

　　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管理者习惯了以“挂勋章”的方式塑造城市品牌，例如积极参评全国园林城市、全国百强城市等。拥有这些荣誉，犹如一位久经沙场、胸前挂满勋章的军人，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与尊重。而随着城市网红事件频发，又给城市品牌塑造增加了另一种可能，即通过网络流量为城市贴上标签。与“挂勋章”相比，虽然“贴标签”多为平民路线、市井路线，但它冲击力大，能迅速提高品牌知名度。

　　借助流量塑造城市品牌，城市管理者须坚持触发式变革的决心、建立好流量承接与响应机制，否则，城市与市民、游客、网友以及时代精神之间，将难以实现彼此成就。

　　（作者系中国伦理学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著有《城事在人：淄博现象背后的城市治理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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