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真实性与代入感的高中历史情境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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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3-12-08 21:09
吴佳宝 上海市风华中学
自2021年起,上海高中历史学业水平考试开始采用情境式的命题方式,以新情境下的问题解决为重心成为学业水平考试命题的主要原则之一。考试评价与日常教学息息相关,《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建议通过课程内容情境化,促进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本文旨在探讨统编高中历史教材推行以来新情境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尝试借具体教学案例提炼历史情境的设计原则与策略。
一、历史情境创设的原则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之下发生、发展的,无法脱离其时代大势,而要厘清历史的前因后果,则需依托史料搭建相应时空框架下的历史场景。创设有效历史情境是引导学生走进历史的有效手段,也是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那么,创设有效历史情境,需要秉持哪些基本原则呢?
其一,根据学者的定义,“情境教学是指创设含有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情境,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主理解知识、构建意义”[1]。情境创设的真实性前提与历史学科的特点不谋而合。历史固然不可逆,但对历史的记叙和解释必须建立在真实而客观的基础之上。正因如此,教师创设的历史情境也须以真实可信的史料作为依托,再以层层递进的问题作为引导,形成完整的教学链;其二,通过挖掘历史细节,营造具体生动的场景,能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新情境下的教学设计注重对历史过程的描述,擅抓历史细节,使学生充分进入历史情境,依托史料“见证”历史事件的发生,由此加深学习历史的代入感与体验感,拉进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其三,历史情境的创设须符合高中生的认知水平,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有所关联,同时具备可操作性,不宜天马行空抑或堆砌过多史料,脱离学生的认知范畴;最后,创设历史情境是达成历史核心素养的重要手段,通过新情境的运用革新传统历史教学模式,达成预设的教学目标,解决教学难点。因此,历史情境的创设应以落实学科核心素养为宗旨,同时确保所设情境的真实性、代入性,以及以学生为中心的可操作性。
二、历史情境的设计策略与实践
(一)多重史料构建真实情境,渗透学史方式
如何使得创设的历史情境既有代入感,同时又确保真实客观性呢?关键在于史料的选择与运用。史料是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的基石,也是贯穿一节课的无形绳索。教师运用多重可信的史料多维度地创设历史情境,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引导学生多视角看待历史问题,从而真正领略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的内涵。先以选择性必修1第16课《中国赋税制度的演变》一课为例,通过多种史料的运用构建情境,探寻唐代赋税制度变革背后的历史大势,渗透学史方法。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因时而变,推行各项赋税制度,一定程度上成为王朝兴衰的晴雨表。结合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破坏的历史背景,点出时代与王朝统治推动着赋税制度向两税法演变,两税法的推行体现了封建王朝治理水平的提升。那么,两税法在推行之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先来看812年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的上奏:
材料1:今年冬,诸州和籴贮粟,泽潞四十万石……太原二十万石,灵武七万石……以今秋丰稔,必资蓄备。[2]
设问:两税法在推行后的数十年间对封建王朝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两税法推行后,唐王朝各州粮食储备数量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由此提高。但在810年左右,白居易也借《重赋》一诗表达了他对两税法的看法:
材料2: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3]
设问:(1)白居易如何评价两税法?(2)这首诗对于研究两税法影响的史料价值如何?
显然,白居易认为国家实行两税法的本意与其实际效果不符。诗歌属于文学作品,不能作为研究两税法影响的直接史料。然而,作为当时的诗人及朝廷官员,白居易以诗歌形式批评官员借征税名目敛财的现象,也投射出作者的态度与承担赋役的百姓对于两税法的深切感受。
在此基础上追问: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后世学者所说的“两税法体现了封建王朝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呢?卢坦和白居易对于两税法影响的认识是短时期的,而学者对两税法影响的认识是基于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流变角度作出的审视,是长时期的,本质上体现了赋税制度与国家制度、社会治理的关系——即不同时代下赋税制度能否因时而变,除弊兴利,体现历史发展的大势。
在以上案例中,教师借卢坦与白居易的不同评价呈现关于两税法影响的矛盾之处,由此引导学生站在历史情境中思考问题,渗透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的素养;在教学方式上,教师以一串问题带动学生认识唐代赋税制度演变的历程及影响,改变了以往罗列背景、内容、影响的传统教学模式,更具代入感;在史学思想方法层面,学生尝试从动机与效果、长时与短时影响、现象与本质等多元视角阐释赋税制度演进的影响。
(二)情境切入“以小见大”,管窥时代特征
在充分运用史料的基础上,如何通过历史情境的建构,加强身临其境的历史体验感,并进一步领略历史事件背后的时代特征呢?若教师用结论式的文字材料告知学生抽象的概念或结论,会容易陷入空洞、晦涩的困境,学生缺乏代入感便难以理解,无法与教师呼应。而若选择微观视角,从研究特定时空环境下某一问题切入,往往能窥见宏观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大势,由浅入深,以小见大,既贴近历史真相,又符合学生认知,更易调动课堂气氛与学生的参与性。笔者选取《中外历史纲要(上)》第20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的一目,引用报刊资料带学生重回民国初年的剪辫现场,管窥民初社会生活的新气象。首先带学生阅读一则当时的新闻报道:
材料1:1911年12月10日,上海城里有两座庙宇进行免费剪辫,前往剪辫的约有500人;翌年1月15日,天后宫举行招待会庆祝新年。午前有人演讲劝人剪辫。一些市民和商团团员充当理发匠,很多人上前剪了辫子。从白天直到半夜,大批人群游览庙宇,但蓄辫子的人不准入内,除非表示自愿剪去。[4]
这篇报道表明当时有不少上海民众自愿剪掉辫子,甚至有民间自发组织剪辫的活动。然而,如果我们更全面地搜集史料,又会发现另一个现象:
材料2:1911年12月19日,张园的先烈追悼会进行到一半,与会的商团学生发现不少参加者竟然还未剪辫,就群起而攻之说他们留有满奴的记号,应该马上剪去。遂请来理发匠强行剪辫数十条,当时颇有倔强不愿之人。[5]
可见,民国初年发生了一些强制剪辫的乱象,仍有很多民众拒绝剪辫,还因此引发冲突。剪辫与拒剪实际代表着新旧两股势力的激烈碰撞。设问:矛盾的剪辫现象背后投射出民初怎样的民众心理与时代特征?
“剪辫风潮”不仅是一场社会习俗改革,本质上还折射出了近代上海市民在政治转型时期的心理活动,以及辛亥革命在思想革新方面的深度。以上情境告诉我们,民主观念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深入人心,许多百姓不愿剪辫,多是囿于混乱的时局走向,本质上是于社会生活层面投射出民初动荡的政治局面。通过引用民初新闻报道呈现剪辫引发的多重效应,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进步与保守交织的时代特征,同时体会到全面认识历史事件必须建立在多方占有史料的基础之上,加强对学生史料实证意识的培养。
(三)巧用社会资源创设生活情境,调动学生参与
生活情境是指在个人、家庭或社区生活中遇到的与历史有关的问题。如何创设生活情境呢?教师可带动学生发掘历史类“社会资源”,即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史料。比如组织学生探访历史场馆、走访上海各区的名人故居、开展历史文化类研学旅行等等,这些完全可作为史料融入于教学。擅用与学生日常生活经验有所关联的社会资源营造生活情境,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参与度,亦可有力地促进课堂中的师生互动。我们仍以一则教学片段为例——通过参观上海历史博物馆,指导学生自主开发史料,搜集与“近代上海的城市化建设”相关展品,并对所获资料进行筛选、整理,运用于选择性必修2第四单元第11课《近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这一课的教学。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刺激下,上海率先开启城市化进程,城市基础设施由租界扩展至华界,促进了近代上海的市政建设。教师邀请各小组代表展示上海历史博物馆近代上海历史展馆中拍摄的关于市政建设的照片(如下图),了解开埠以后上海的城市化发展概况:
展馆中成列的实物史料涉及道路、桥梁、自来水、电话、电车等公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表明近代上海的市政发展几乎与当时西方发达城市同步。由此设问:近代上海的城市化建设为何领先于全国?
结合教材内容可知,鸦片战争后,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上海作为第一批通商口岸被迫开放,逐渐发展起资本主义工商业,被动开启城市化进程;其次,列强在上海设立租界,形成“一市三治”的特殊格局。列强将西方近代的生产技术、城市治理乃至生活方式引入上海,上海的城市化建设遂得以拓展并领先全国。以上用场馆类历史社会资源搭建出贴近学生生活的情境,调动学生充分搜集相关史料,随后经由学生在课堂中展示的史料直接切入主题,直观地了解上海开埠以来城市化建设的现状与特点,再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视角分析列强对近代上海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综上,历史情境的设计虽千变万化并无成规,但结合学科特点与教学实践经验,我们也能从中提炼出一些普遍性的原则,并制定出相应设计策略。即:通过多种类型的史料相互印证,确保历史情境的真实客观性,在情境的推进中感受历史真相,能够多视角、全面地看待历史问题,渗透学科核心素养与史学思想方法;尽量选用当时代留下的一手史料,或留心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史料,扩大史料的获取途径;建构情境时宜切口面小,见微知著,更贴合学生的认知水平,也更能营造出身临其境的真实体验感。
【注释】
[1]张华:《课程与教学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7页。
[2][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1250页。
[3]《白居易集》卷2《重赋》。教育部组织编写:《中外历史纲要(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44页。
[4][5]上海市档案馆编:《警务日报》,选自《辛亥革命与上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选译》,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79、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