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的金石碑学研究

　　一

　　人世间冥冥之中巧合丛生，也可能是某种共识。施蛰存先生的“北山四窗”学问中，金石碑版之学有多种相关著述在其逝后接连刊行：先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潘思源先生所编《施蛰存北窗碑帖选萃》，从施先生生前多年搜求并珍藏的几千件历代碑拓中，精选两百四十多品，编排影印，使北山楼碑拓宝藏中的精华得以面世。而施先生门下王兴康先生所撰序言，更从学术的角度，对这批伴随主人几十年有关研究的珍藏，以及作为其“北窗之学”的金石碑版研究历程和成就，作了系统介绍和全面评述，颇可一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施先生平生所撰有关金石碑版研究的主要著述七种，集为《北山金石录》上、下两册出版印行。其中既有已刊易获的《金石丛话》《唐碑百选》，也有绝版难觅的《水经注碑录》《北山集古录》，更有遗稿首刊的《太平寰宇记碑录》等，不仅甚便读者，且有功来学。近年，又见崔耕先生取施先生与其谈碑论学的历年书札近七十通，原貌影印并附释文，汇为《北山致耕堂书简》。凡此，皆使原本就爱好关注此道的有兴趣者，又因材料的丰富便利而增添了品赏研读的乐趣。

　　二

　　具有悠久历史的金石碑版之学，到清代乾嘉朴学全盛时期，渐成显学之一。昔人据其侧重不同，又有所谓考据、鉴赏两派之分。前者以《金石萃编》作者王昶(兰泉)为代表，考碑录文，证补史事；后者以翁方纲（覃溪）为代表，旧拓新本，校列异同。及至后来，此学益盛，更有兼取两派之长的综合研究，如柯昌泗先生在《语石·语石异同评》即推罗振玉氏为“兼兰泉、覃溪之长”的一代名家。而施蛰存先生的研究亦以考史为主，故其用力之勤多在《水经注碑录》《太平寰宇记碑录》，以及从《后汉书》《晋书》《齐书》《陈书》一直到《魏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乃至《蛮书》等“诸史征碑录”的勾辑考校。其《北山楼金石百咏》中还记：“唐碑三百志千通，证史频收意外功。安得萧闲从夙愿，纠新补旧事专攻。”并有自注曰：“近百年来，唐碑志大出。以之证史，辄有可以纠补两家《唐书》者。余尝欲以前贤考证唐碑资料，益以所自得者，撰《两唐书碑证录》，犹未有暇晷也。”同时，施先生也关注碑刻中的书法艺术：“书到欧虞入化工，南强北胜妙交融。丰碑百选腾光焰，却怪卑唐论未公。”因有《唐碑百选》，“尽抉菁英，颇以康长素卑唐之论为谬”。皆从书史着眼，品碑论艺，而非单纯纠结于存字多寡、点画损泐。因此，从《施蛰存北窗碑帖选萃》等图录及相关资料中，知其所藏虽颇全面系统，且多收能存碑刻形制全貌、又无内容文字错失的整纸全拓，但少见宋明古拓、孤本秘笈之类。此固然与其一介书生的财力有限相关，但也由此形成了其取舍之下扬长避短的收藏、研究特色。正如其友人周大烈先生所评：“昔人论列藏书家有五等，今足下可谓读书者之藏碑。”而周退密先生谓：“金石之学，自欧、赵著录以还，上之则以考订史事，其次则以通古今文字，下之则以尚论书法……足下比年广搜墨本，既用证史，亦以识字，复以之论书。学养之富，用力之劬，克绍前修矣。”又道出了取舍间的传承，特色中的贯通。尤其要指出的是，施先生当时的收藏研究，是在显学已成冷门、传统多趋式微，本人又处于“名挂党籍，文字在禁锢中；凡有著述，皆不得问世”的困境之下，重拾旧好、不甘虚度的寄托和坚持。而一旦形势改观，面对各类眼前“任务”杂事，却反又无暇再顾。此中情形，施先生在其相关著作的自序与后记中时有述及。而收入《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的《投闲日记》《更生日记》以及部分书信，乃至崔耕先生专书所录诸札，则有更多详记。有兴趣者，可细读互观。

　　对自己的研究，施先生在《北山集古录》自序中曾有评价：“收了许多金石文的拓片，看了不少金石考古的书籍，对于文字学、史学、款识学各方面，多少有一点新的知识，也学会了一些研究方法。有时对前辈学者的议论有些不同的意见，或自己有新的悟入，于是不自量力，也写下了几百篇所谓‘金石题跋’。自己知道是外行人混充内行，行家看了，一眼就能发见谬误。”其实，不是“专业”出身的施先生最初接触碑帖时，也许真只是一个有兴趣的“外行”。但经过几十年的搜求把玩、潜心研索，最终不仅成了名副其实的内行，并且还一点一滴地成就了其博大精深、自具心得的“北窗之学”。无论是《水经注碑录》，还是《北山集古录》诸编中所收各类金石题跋，皆广征史传地志、类书笔记、金石字书、历代著录及其他相关资料，梳理排比，多正旧说之误，时补前贤未及。其跋《汉白石神君碑》，更针对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中谓此碑“题名”称名称字及先后次序等，“勒碑时固无一定之例，特偶有先后详略”之说，通过分析包括《溧阳长校官碑》《张纳碑》《刘熊碑》《韩敕碑》《杨震碑》在内的诸多汉碑题名特征、规律，复以文献参证，指出：“汉碑题名，凡尊者必具书其郡县讳字，位卑者或省其字，亦有字而不名者。”再据汉代职官制度，论列此碑题名诸人官位职级尊卑高低之序，并比照《三公山碑》《无极山碑》等相关碑刻题名，考定“此碑题名先后次序，亦非偶然”，从而归纳出汉碑题名及序次之例。这种被前人称作“括例”的探讨，是传统金石学向来极为重视的研究之一。从元代潘昂霄《金石例》、明代王行《墓铭举例》和清初黄宗羲《金石要例》这“金石三例”，到后来吴镐《汉魏六朝唐代志墓金石例》、王芑孙《碑版文广例》、冯登府《金石综例》、刘宝楠《汉石例》等，都是此中传世名作。正如叶国良先生在其《石例著述评议》（收入《石学蠡探》，大安出版社1989年5月）一文中指出的那样：“金石文字，古人所重。故刊石勒铭，必有通义、常例；或别出心裁，则有殊义、特例。是义例实与金石之有文字并兴……然古人多不自言义例……及世殊事异，后人尤未必详悉古人之义例。顾治金石文字，不详古人义例，则不知其要旨。是欲知其要旨，必广求金石文字归纳分析之，括其常例、特例，以求通义、殊义，此治金石文字者必务之事，非特考证之需或撰文之资而已。”

　　则知施先生此跋小中见大、自具意义，而其功力造诣，亦由此得窥一斑。至其为一般读者撰写的《金石丛话》(中华书局1991年版)，又以论说精到的学术含量、言简意赅的恰当篇幅，加上浅显生动的白话叙述，将那些繁杂难懂的名词概念、必须知道的基本常识和关键所在的要领重点，以及从先秦一直到唐朝历代金石碑刻主要概况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故虽小册却一印再印，几成今日初问金石碑版之学的入门首选。

　　三

　　在甘苦自知的收藏研究过程中，施先生常有其“发现之乐”。1976年，崔耕先生寄来唐王知敬书《武后发愿文》残碑拓片，施先生十分兴奋，回信道：“宋以后，只知有‘天后少林寺诗书碑’，而不知另外还有‘发愿文’。你现在找到这一块七百年来无人知道的残碑，实在令我惊喜万分。”并提醒：“这块发愿文残石的下半截，如不粉碎，可能还找得到。万一找到，岂非更大的喜事。”因为“旧社会知识分子是否定武则天的，关于武则天的撰述及刻石，向来没有好话。《昇仙太子碑》是惟一的现存武则天撰并行书的石刻，但著录碑刻的人，都不谈武则天撰并行书的石刻，而只谈碑阴的钟绍京与薛稷的字迹。现在这篇《天后御制发愿文》，又是一篇武后著作。内容虽不会有特出的见解，总是一个武后文献。此文我不知道《全唐文》中已收了没有，估计是没有的，因为无人提到过。如能找到下半截，录得全文，岂非又多了一篇武后的文章”。不久，知此残碑得到妥善安置，施先生在致崔耕先生的信中表示欣慰：“《武后发愿文》已移在室内，这半块王知敬可以不再损坏，都是好事。”（1976年8月23日）1983年，施先生在香港《书谱》杂志发表《嵩洛新出石刻小记》，又专门著录此碑，并经过进一步查考，知“明代于奕正《天下金石志》有此目，谓永淳二年九月立”，修正了原先认为此碑“七百年来无人知道”的说法，但同时指出：“于奕正书皆裒集古记成之，未必目验，则此碑湮没，殆数百年矣。一旦发露，虽断残，亦足珍异。”而这样的访碑觅拓、研究发现，“卅年来，此事已成痼癖，欲罢不能。只要知道有一个新出土的石刻，总想搞一个拓本来开开眼界，创造记录”（1978年8月22日致崔耕）。1981年，当施先生从崔耕先生信中得知在少林寺壁间一块石刻背面发现了隶书《秦王告少林寺教书碑》时，高兴得称之为“大发现”，并马上要求：“此碑拓出，务恳赐我一本。我好久无法得碑拓，故已兴致阑珊。希望你随时来刺激、鼓励。”（1981年5月15日）其“发现之乐”又一次跃然纸上。

　　1988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碑帖专家施安昌先生在《书法研究》发表其实地访碑后所撰《嵩山访碑及佚碑考》，文中提到：“若有封存于库房者，未及调查，是为遗憾。”则其所录中有《天后御制诗书碑》及楷书《秦王告少林寺主教》二刻，而未及《武后发愿文》和隶书《秦王教书碑》，大概也正为此故。其实，对所有的访碑觅拓者来说，恐怕都曾有类似这样的遗憾，即使是多享“发现之乐”的施蛰存先生也不例外。1973年，天津附近的武清县出土了一块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其书法风格与传世汉碑名作《张迁碑》相近，且更丰厚，堪称难得佳品。施先生获悉之后，照例想方设法、辗转托人，开始了对拓本的觅求。《北山散文集》所收致张索时（厚仁）诸信中，留下了当时施先生求拓记录：“天津博物馆有人认识否？有一块新出土的汉碑(鲜于璜碑)，我希望购得一个全拓本。你如有人认识，可否设法问一下，有无办法？”(1975年6月10日)“鲜于璜碑和另外一个南阳出土的许珂瞿墓志石(带画像)，都已见于去年八月号《文物》杂志。因此我知道这两块汉碑都是好东西，我极想得到一个拓本……我为这两块碑请托了许多朋友，南阳的许珂瞿墓志总算在上月得到了，是一个在开封的朋友，辗转认识了一位在南阳做文物工作的青年，帮我拓得的。今天你这封信使我对鲜于璜碑的希望死灰复燃，希望你转请你父亲的朋友，为我设法买一个全张整拓。此石两面有字，故一份该有二张，再加碑头二张(正背各一张)。如能得到这一全份，无论什么条件都可以从命，拜托拜托。”（1975年7月17日）

　　但此事好像并不顺利，虽然施先生还是满怀期盼：“鲜于璜碑我看颇不容易，要急更不可得。还是请你随时抓机会。有机会而没抓到，是可惜的。没有机会，那也无可奈何。”（1975年8月1日）

　　其实，施先生及其友人不知道的是，此碑当年传拓极少，一般人根本无缘获取。马子云、施安昌著《碑帖鉴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曾记：“（1973年）10月由天津文管会运至天津历史博物馆……在出土处拓一纸，甚劣。我于12月赴津，一周内拓十五份，内三份较精，一般者十二份。予存留一般者一份。”而北京另一长期经营书画碑帖的专家马宝山先生，在其《书画碑帖见闻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中也记：“将碑移天津博物馆内，曾拓十份，分赠有关单位及首长。”所以，不知情也无法觅获的施先生，只能以自己的经验劝解友人：“鲜于璜碑事也不必着急。无可着急，总要等机缘凑合、水到渠成。我买碑也是如此，只能买遇到的，无法买希望中的。如果有一天遇到的恰恰正是希望中的，那就是天大的巧遇。”（1975年8月23日）

　　但是这一次，这种“天大的巧遇”最终好像并未出现。于是，事隔大约一年的1976年6月27日，施先生已在信中有这样的附言：“鲜于璜碑文，胡君已给我抄来了。他说还可能弄一个照片来。”至于后来施先生在复香港《书谱》杂志吴羊璧先生信（1984年11月22日）中所称：“《鲜于璜碑》亦已寄到，谢谢。”应当已是那边的影印本了。

　　虽然施先生玩碑考古多在其人生中不得意的闲寂岁月，正如其《北山集古录》自序中所言：“我在一九五八年以后，几乎有二十年，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学习鲁迅，躲进我的老虎尾巴——北山小楼里抄写古碑。”但仍有小范围的知己同好往来交流，赏碑谈艺。其中以周退密、邵洵美、徐声越等同住沪上的好友居多。今就《投闲日记》所记，稍录数则，以见当日情形之一二。

　　（1963年2月5日）下午访问周退密，见君车画石硃拓本，甚佳。有褚德彝题诗，谓是鲁峻墓上画石。此不知何据，似未有人言及。

　　（1963年6月1日）下午访洵美，得见其所藏《七姬权厝志》原石拓本，有王敬美、王鉴二跋。查叶鞠裳《语石》卷四云：“宋仲温《七姬权厝志》闻归邵小邨中丞，或云在徐子静观察处。”即此本也……此拓墨色古雅，字迹遒劲苍润，自是元墓志第一品。

　　（1963年6月20日）晚访邵洵美，假其《七姬志》归。取珂罗版印本校阅。

　　（1963年8月18日）访周退密，假其所藏《君车画像》拓本以归，赏玩竟日。

　　（1964年2月10日）访周退密，以暑中所假《君车画像》拓本还之。复假得《嵩山画像》全份十九帧，亦佳物。

　　（1965年5月19日）晨，至校中图书馆，看徐乃昌藏碑拓四十种，皆造像。下午，访邵洵美，始知渠家所有碑帖一千四百种，皆为家人尽数卖去，仅得一百四十元，可惜矣。

　　（1965年9月3日）从徐声越假得《吕超墓志》，以校顾鼎梅所录文，写定之。

　　而不在上海的启功、程千帆、李白凤诸友，则又和施先生以碑拓远道互寄，或赠或购。

　　（1963年6月30日）启元白惠寄昭陵碑全份二十八种今日递到，得之可喜。取《金石萃编》校读，泐损更多矣。待买罗叔蕴《昭陵碑录》细研之，今犹未遑也。

　　（1963年7月31日）作书答启功，并寄以碑一包四十三种，聊以偿昭陵碑全份也。

　　（1964年6月14日）李白凤寄来碑三卷，凡十许种。已有者多，殊不惬意。

　　（1964年7月13日）为李白凤购《西门豹祠堂碑》及阴，又《曹子建碑》。

　　（1965年12月9日）程千帆寄来碑一大包，只有九种佳，余皆杂刻。价廿五元，一时尚无以偿之。

　　（1965年12月10日）阅千帆所寄碑，惟寇氏四志甚佳。

　　（1965年12月15日）卖去西书卅四本，得五十元，将以付千帆碑价。

　　此外，1971年施先生《北山楼金石百咏》完稿后，油印分致友人同好，又先后有唐兰、容庚、周大烈、程千帆、陆维钊、胡士莹、周退密诸先生品评切磋，以为乐事。

　　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这样的同好和往还，已绝对不入所谓的社交“主流”，但从大家乐此不疲的参与来往，似不仅可见当年在传统知识分子圈内，私下里对此道有“闲心”雅趣的仍有其人；更能知在那些岁月里，如施先生在其《北山楼金石百咏》诗注中所说的“岂敢云借琐耗奇，姑以无益遣有涯而已”，大概也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个人心态和生存方式了。

　　四

　　如果说“金石之交”除指两人缘金石碑版共同爱好而相交为友之外，还能比喻朋友之间那种堪比金石的坚久情义的话，则施先生与著名篆刻家陈巨来先生的交谊，可谓名副其实。据施氏《安持精舍印冣序》（收入《北山谈艺录》，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岁癸未，余自闽中归省，闻有印人陈巨来号安持者，出赵叔孺门下，方以元朱文驰声海上。越二十年，于尹石公斋中始得捧手。清且癯，温而恭，雅士也。自此时有过从，常得观其所业。”癸未为1943年，则两人初见，当在1962、1963年许。至1974年（甲寅）春，自己尚未完全“更生”的施先生，知陈氏回沪的消息，即“以诗申慰”：“十年钩党事难知，失喜东坡竟尔归。石破天惊犹此手，凤笯鸾铩岂低眉。欲持直道宜三黜，莫望神都赋五噫。时世方尊荆国学，何妨多集半山诗（君好为集句诗）。”（《北山楼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而在《安持精舍印冣序》中，施氏除赞陈氏“以元朱文雄于一代”的篆刻造诣之外，更表其人品风节：

　　余与安持交既久，投分日深；又知其为贞介绝俗之士。初膺迁谪，再罹浩劫。妻女饥寒，身病几死，其遭际可谓酷矣。而安持夷然自若，默尔无忤……安持书既成，要余为序。余谬托交末，不敢辞。安持之艺，既具于此编，观者当自有评泊。余非长于此道，何能饶舌？然安持之为人，此编所不能著，余故表其为贞介之节，使后生君子，知雕虫之技，得于一，亦立于德也。

　　读此，又可见施先生于金石学问以外，对待朋友道义之品德。而据施氏《更生日记》1982年9月7日记：“晚，为陈巨来捉刀撰《斗盦藏印》序。”更能见两人交契无间之情。斗盦者，日本印坛名家小林氏也。《安持人物琐忆》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据操持此书最终出版的友人见告，实是当年陈氏陆续写在大小不一的纸片上，寄给闲寂中老友施先生解闷的话旧遣兴之作。施先生读后，珍藏多年，为谋刊行，郑重托人，几经周折，遂得问世。虽已在施氏身后，然亦可谓既不负老友当年真情雅意，更增添艺林今日美谈佳话。

　　斯人已逝，金石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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