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黄蝴蝶”——陶行知与胡适的平行人生

　　李代贵

　　一

　　在从教的很长时间里，陶行知于我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他的主张经常被同行提及，他的格言悬挂在校园的显要处，透过雕像或画像中的粗边框眼镜，他注视着我们的教育言行，也陪伴着我们在杏坛耕耘。然而，他坎坷起伏的人生际遇、百折不挠的执着坚守、乐天达观的立场态度、兼容中西的教育主张，我们往往不甚了解。我对于胡适的最初的深刻印象始自年轻时候一度对他的《四十自述》爱不释手：“这一次我和母亲分别之后，十四年之中，我只回家三次，和她在一块的时候还不满六个月。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每当读到这一段关于母爱和求学的回忆，总能让我们这些也曾离乡背井外出求学的普通读者心生感动，从而产生强烈的共情。

　　1924年，陶行知三十三岁。他在给友人的回信中写下这样一首小诗：“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这一年，胡适也是三十三岁。这一首明志小诗同样也可用来形容胡适的一生所求。陶行知与胡适，这两位从徽州山村走出的学者，生命的轨迹和置身的时代有太多相似性，然而，他们渐行渐远的理想守望和现实追求似乎又呈现出两样的平行人生，不免令人心生感慨。

　　他们是同乡。胡适的家乡是绩溪的上庄，陶行知出生于歙县西侧的黄潭源村。无论是根据当时的区划，还是出于地域与文化的源流，这相邻的两个县都同属徽州。如今，在这样的皖南山乡，交通也较为便利了。若是驱车，从黄潭源村到上庄，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当然，晚清时，假使两位少年相识而互访，可能需要费大半日。

　　二

　　他们都是少年离家求学。胡适1904年离乡，时年十三岁；陶行知1908年离乡，时年十七岁。胡适先后就读于梅溪小学堂和澄衷学堂，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款”赴美资格，入康奈尔大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就职于北京大学。

　　陶行知求学的最初目的地选在杭州，最初的梦想是学医。1910年，陶行知直升金陵大学文科。此时的金陵大学是西方在中国开办的水平最高的教会学校（大学）。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完成学业，被推荐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政治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校就读教育行政，直至1917年回国，就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他们是攻读博士时的同窗校友。1915年秋，陶行知自伊利诺伊大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开启攻读教育行政博士的求学生涯。同年秋，胡适则从康奈尔大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攻读哲学博士。当初赴美时，受到客观因素所限，他们最初的专业均非内心志向。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期间先是读农科，后转文科，而陶行知就读的是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位于美国的经济中心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当时美国甚至世界的大学之林称得上名副其实的顶流名校，也是后来中国许多精英的一时之选，其为中国培养的政治家和学者数不胜数。后来投身中国政界的孙科、宋子文，投身教育界的蒋梦麟、马寅初、张伯苓、郭秉文、罗家伦、朱经农、陈鹤琴，或出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或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生，或为杜威实验主义的门徒。世界级的哲学家、进步主义教育领军人物约翰·杜威，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同时担任教育系和哲学系教授及导师，是学校的头牌学者。杜威的教育思想曾经影响甚至主导美国和世界教育潮流长达半个世纪。当然，杜威并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给一般的学生开课讲学。据中国学生回忆，杜威的语言表达欠佳，课堂效果也非上选。然而，包括胡适、陶行知在内，中国学生对其哲学、文化、教育甚至政治主张都推崇备至。1919—1921年，约翰·杜威来华讲学，足迹遍布中国十一个省份，胡适与陶行知都是鼎力促成，迎来送往，时常陪伴左右，兼翻译或助手。杜威当时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是非同一般。

　　遗憾的是，他们也都未能如期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胡适没能通过论文答辩。其间，他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任，匆忙赶赴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17年春夏之交的那个毕业答辩季，陶行知获得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的资格凭证，通过了博士学位考试，却没有如期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因此，也就没有如期获得博士学位。其间，陶行知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主要创办之人、时任教务主任郭秉文（哥伦比亚大学先期毕业校友）之邀，匆忙返国抵达南京，受聘担任创办不久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授兼教务助理，并于次年接任郭秉文的教务主任一职。哥伦比亚大学院方同意陶行知回国通过查阅教育统计资料并完善学位论文后，以通信方式完成答辩。直到1929年，为褒奖陶行知对中国教育的突出贡献，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其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自北京大学启程，胡适毕生致力于中国教育、文化、政治建设，履历之中，重要的职位包括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公学校长、驻美大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启了他的教育救国生涯，后参与创建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在南京创办安徽公学，1927年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

　　他们都是少小离家，老大未回，儿时的家乡终成此生眷念的梦乡。1913年，陶行知与汪纯宜结婚，举家迁南京，从此再没能回到歙县。如今陶行知在黄潭源村的出生地已是一处十分茂密的菜园。歙县城内设有行知小学和行知纪念馆（崇一学堂旧址旁），成为到访者追思和纪念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场所。1918年，胡母冯顺弟去世后，胡适再也没能回到他的家乡。绩溪上庄胡适旧居早已改建成纪念馆，对游人开放，供访客追忆。

　　他们都因患心血管疾病突然离世，身后极尽哀荣。陶行知1946年逝世于上海的朋友家中。胡适1962年逝世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会场。陶行知逝世之后，各种告别和纪念活动持续半载之久，范围从上海扩展至南京、延安甚至美国以及世界各地。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胡适逝后，各项悼念活动连绵数日。

　　三

　　胡适一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写作，整理国故。在教育领域也多有建树。在政治领域，长期以国民政府外的诤友形象示人。陶行知则专心于教育救国事业，在教育改进、平民教育、生活教育、乡村教育、难童教育等领域均有建树，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安徽公学、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终身提倡民主教育和科学教育。从精神追求层面来说，二位也是殊途同归的。

　　1915年8月，即将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胡适，在宿舍窗前看见两只蝴蝶飞舞，信手写下一首白话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一年，胡适二十四岁，此时，两个期待未知未来的徽州青年，好似翩翩起舞的“两个黄蝴蝶”，在大洋彼岸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他们不期而遇，怀揣人生与家国的梦想，担负文化与教育的使命，“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开启近乎平行的波澜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