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山中日记》中的新文学作家

　　汤志辉

　　《万年山中日记》是国立青岛大学理学院院长黄际遇先生在青岛时期的日记。黄际遇是广东澄海人，早年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3年赴日本留学，遂加入同盟会，是一位老革命党。1910年，获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学士学位后回国，下半年照清政府对归国留学生按科举方式进行考试，中格致科举人。1920年游学美国芝加哥大学，1922年获科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旧文功底深厚，精于棋艺。1945年10月21日，在坐船途中落水身亡，留有大量译著及日记。黄际遇日记由后人整理为《黄际遇日记类编》，《万年山中日记》只是其中一部分。

　　一、黄际遇眼中的沈从文

　　沈从文1931年至1933年任教于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此时黄际遇为理学院院长、数学系主任，两人算是同事。

　　黄际遇是从阅读沈从文的作品开始认识沈从文的，其1932年7月11日日记载：“阅沈从文集，峻峭可爱，究仍太多自己扛轿之作。”这是沈从文第一次出现在他的日记中。此处“扛轿之作”不知作何解，从上下语义猜测，估计是令黄际遇不满意的地方。

　　1932年8月16日记载了与沈从文共同阅卷的事情：“是日评阅试卷：与李保衡分阅数学；王贯三、郭贻诚分阅物理；汤腾汉阅化学；曾省之、秦素美阅生物学；梁实秋阅英文；李云涛、游国恩阅国文，延沈从文助之；杜毅伯阅中外地理、历史，延郭君助之，傍晚始散，倦甚。”所阅试卷为国立青岛大学当年新生入学试题，黄际遇在8月14日日记中记载：“是日评阅入学试卷，计青岛五十一卷，济南七十五卷，北平五百七十三卷。上午仅能尽济南一部分。”8月15日继续评阅。这次共同阅卷是黄、沈为数不多的一次共事，也为黄能近距离接触沈从文提供了机会。

　　8月18日阅卷完毕，黄际遇在当天日记中记道：“各科卷次第阅完。余抽阅一国文卷，与泽丞各定分数而测较之，余定三十分，泽丞定二十分。从文亦抽出一卷，三人分阅之，余定七十分，泽丞定六十八分，从文定八十分。以见优劣之评大致不差也。”因青大学潮原因，教员星散，人手不足，审阅入学试题也需教务长、学院院长、系主任参加。还请沈从文也参加阅卷。阅卷中为检测评分的公正性，抽一卷由三人分阅。从给分的情况看，沈从文是给分最高的，游国恩给分最低，黄际遇给分适中，看来沈从文在阅卷时给分是比较松的。阅完卷后，同人一起宴饮，少不得胡侃一番。

　　国立青岛大学学潮后，杨振声辞职，青大停办，改青大为国立山东大学，学生经甄别后入学，由赵太侔任校长。留校的教员也应重新商讨，黄际遇与赵太侔久谈讨论留任教员的事情，国文系沈从文在留任之列。沈从文是杨振声招揽进青大的，杨因学潮原因已经辞职，沈并没有卷进学潮之中。沈从文继续留任，猜测或许也与黄际遇对沈的欣赏有关。后来，沈很快也辞职了，这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这些与沈从文有关的日记中，10月8日这一则尤其重要。这则日记提供了很多信息，对沈从文的为人与为文都有很特别的点评，转录于下：“沈从文子同事亦快二年了，是一个颓废派小说的作家，是一个文科高级作文的指导教员。我和他见面的时间，倒没有和他的作品见面的时间百分之一，他的作品是无法遮掩他天才的，他的行为却知道不多。因为少见面，或者见面而仍不多说话的缘故，不免由耳食或他的作品所表现上加以种种推测，乃至于幻想。但有一次因为阅国文试卷，人马不够用，请他帮忙，一连三天，同桌吃饭，亦好几次才知道他是不像我心目中所悬拟的那样颓废和畸特。据说他的确是一个小兵出身——他署他作品亦用过小兵字样，但是不许朋友当面说的——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年纪不满三十，做出来的文字倒是高下在心，长短皆宜。《阿丽思中国游记》尤为宏丽，不像鲁迅专以尖刻，郁达夫专以颓废为拿手戏的。小小大学奄有此才，可以不必有‘不与斯人同时’之恨了。阅沈从文子《不死日记》后记。任初。”

　　1932年的沈从文还没创作出传世之作《边城》，虽在文坛上已小有名气，但还远未达到路人皆知的地步。黄际遇虽与沈同事快两年，但接触非常有限，可能最集中的接触就是前面日记中所记共同阅卷的三天。沈从文此时还被黄认为是“一个颓废派小说的作家”，作为同事的黄际遇对沈从文的生平知道得极少，就连他小兵出身的经历也不能确定。可以推测，青大时期的沈从文一定非常宅，很少与人交流，而且说话不多，以至于连同事也“不免由耳食或他的作品所表现上加以种种推测，乃至于幻想”。这就极大可能造成了误解，等黄和沈接触之后才消除误解，“他是不像我心目中所悬拟的那样颓废和畸特”。

　　日记还透露，沈从文不许朋友当面说他的小兵出身，可见小兵出身的经历在沈从文看来并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反而觉得有些自卑。日记中对沈从文的评价非常高：“年纪不满三十，做出来的文字倒是高下在心，长短皆宜。《阿丽思中国游记》尤为宏丽，不像鲁迅专以尖刻，郁达夫专以颓废为拿手戏的。小小大学奄有此才，可以不必有‘不与斯人同时’之恨了。”这一评价出自一位老派学人，实属难得，要知道他们一般都比较高傲，不轻易夸人。连鲁迅、郁达夫都不能入其法眼，独独对沈从文不吝赞词，并生出能与沈共事，可以无恨之慨。足见黄对沈评价之高。黄与鲁迅同辈，高了沈从文一辈。

　　10月24日日记又记其卧读沈从文《若墨医生》一首，并赞“饶富构想之力”。翻阅整部日记，黄际遇读的新文学作家作品仅沈从文一人矣。后来与老舍亦共事，但仅记交游，老舍的作品没读。这样一位整天与古代文史打交道的老派学人，能抽出点时间读读小辈的新文学作品，已属不易，然还能绝口称赞，在黄际遇这里算是绝无仅有了。沈从文最后出现在黄际遇日记中，是与同事一起送给黄际遇一副对联。对联大概是因黄际遇父亲或母亲去世而作的，属于同事间的正常往来。大概在这之后不久，沈从文就辞职了。此后，黄际遇与沈从文就难有机会交流了。但黄际遇对沈从文的评价极有价值，同样作为旧学研究家的刘文典对沈从文的评价极低，相比之下，黄际遇对沈从文的评价则极高。可见，沈从文在旧学家中也有知音。

　　二、闻一多、陈梦家同游泰山

　　1930年，闻一多受杨振声之聘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但闻一多很快卷入学潮，青大的学生不买闻一多的账，说他是“新月派包办青大”，并发表《驱闻宣言》，声称：“闻一多是准法西斯蒂主义者，他以一个不学无术的学痞，很侥幸与很凑合的在中国学术界与教育界窃取了一隅地位，不幸他狼心还不自已，必欲夺取教育的崇高地位，以为扩展实力的根据。……前年又来夤缘占据了我们学校文学院院长的地盘，狼子用心，欲继续在青大发挥其势力，援引了好多私人（如果私人是有学识的，我们绝不反对）及其徒子徒孙，并连某某左右其手包围杨振声校长；为欲完成其野心，他很机智的采取了法西斯蒂的道路，不信我们举出一些事实来佐证……”闻一多1932年6月16日在致饶孟侃的信中说：“我与实秋都是遭反对的，我们的罪名是‘新月派包办青大’。我把陈梦家找来当小助教，他们便说我滥用私人，闹得梦家几乎不能安身。情形如是，一言难尽。你在他处若有办法最好。青岛千万来不得，正因你是不折不扣的新月派。”卷入青大学潮之后，闻一多心情不佳，就约了陈梦家赴泰山游览，以便散散心。

　　陈梦家在《艺术家的闻一多先生》中说：“不知道为了什么，青岛大学闹风潮赶他。我们遂乘火车去作泰山之游，因雨留住灵岩寺三日，谈笑终日而不及学校之事。在泰安车站分手，我回南边，他手托泰安庙前买到的一盆花回去青岛。”陈梦家回忆了他与闻一多的泰山之游，但没有提及具体时间。据闻黎明、侯菊坤编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认定闻、陈此次泰山之游的时间在1932年7月中旬，理由为泰安7月18日有大雨，陈梦家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因雨留住灵岩寺三日”，所以推定闻、陈游泰山于此月中旬。此一推定不甚靠谱，因夏天多雨，估计7月下雨不只18日这天，月初或月底都有雨皆有可能。另查子仪编《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亦循《闻一多年谱长编》之说，认为闻、陈游泰山时间为7月中旬。在无直接证据出现之前，闻、陈的泰山之游的时间很难推定。

　　现读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解决了这个问题，日记中记录了闻、陈游泰山的大致时间。1932年7月4日日记载：

　　晚饭后仍往一多处茗谈，泽丞在坐，实秋后至。一多志笃学高，去世绝远，蒙兹奇诟，势不得不他就矣……一多新得《青草堂集》，云为燕人赵国华作，黎选《续古文辞类纂》，直隶只此一人，顾名不显于世。一多泰山之行，晤其孙曰显之者，以一多能举其所作言之历历，赵显之狂喜，遂以此集为赠。又闻称述其先祖有曰：“先生眇一目，应童子试，与某生文并佳，有司莫能轩轾。遂召二童子前属对，谓先生曰：‘一眼茫茫竟在诸君之上。’应曰：‘众星朗朗难当明月之光。’遂擢先生第一。”一多又谓：“先生为文，奇恣闳丽，定盦而后一人而已。”然集中曾无只语及定盦，殆不可解。假归读之，一多之言盖信，为札记数则而归之。

　　日记中谈到闻一多“志笃学高，去世绝远，蒙兹奇诟，势不得不他就矣”。“奇诟”指的正是学生发表的《驱闻宣言》，闻一多因此辞职。后面记道：“一多新得《青草堂集》，云为燕人赵国华作，黎选《续古文辞类纂》，直隶只此一人，顾名不显于世。一多泰山之行，晤其孙曰显之者，以一多能举其所作言之历历，赵显之狂喜，遂以此集为赠。”里面提到闻一多的泰山之行，得到了《青草堂集》一书，日记首句记“晚饭后仍往一多处茗谈，泽丞在坐，实秋后至”。由此可知，7月4日，闻一多已经游完泰山回到青大。而陈梦家又记他们在灵岩寺留住三日，由此推测，闻、陈不可能是7月中旬游览泰山，而是6月底7月初。闻一多与陈梦家同游泰山之后，没过多久两人就离开了青岛，在北平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