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的历史文化底蕴与酿酒传统

　　本刊记者/惠荣 朱剑 胡纲

　　1、青海是古代中西方文明交流要道

　　从现在的经济地理条件看，青海是一个内陆省份，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的，古代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靠陆上丝绸之路，青海是丝绸之路南线（羌中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羌中道是一条自古以来就有的商旅之道，经湟水流域、青海湖、柴达木盆地至新疆。11世纪初，西夏（党项羌）崛起，切断了丝绸之路河西道，羌中道取代河西道成为中西贸易、交流的主要通道，中原的丝绸来到青藏高原东南缘后，从西宁经青海湖、德令哈至茫崖进入新疆，与丝绸之路西段重合。这条道路上的都兰热水古墓群中出土的丝织品中，既有产自中原的丝织品，也有产自中亚、西亚的丝织品，可见这条道路在沟通中西贸易及文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热水古墓群发现于1982年，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热水乡扎么日村，共有封土墓300余座，曾经发掘出东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和350多件珍贵的丝绸物品（共130余种，有112种为中原制造，18种为中亚、西亚制造，其中一块波斯人使用的钵罗婆文字锦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一块确认的8世纪波斯文字锦），这些丝绸品种之全、图案之精美、时间跨度之长，为国内罕见，证实了“丝绸之路”的“唐蕃古道”是唐代丝绸之路最繁荣的干道之一，其繁荣程度不亚于人们熟知的新疆－河西走廊－长安丝绸之路。此外，血渭一号大墓因其造型像“金”字，被喻为“东方金字塔”。

　　关于热水古墓的主人，有人认为是鲜卑人、有人认为是吐蕃人、有人认为是吐谷浑人，直到2018年至2020年，考古学界对2018血渭一号墓进行了发掘，在墓室内清理出一枚刻有骆驼纹、古藏文的银质印章——外甥阿柴王（阿夏王）之印，吐蕃称呼吐谷浑为‘阿柴’，为控制吐谷浑，吐蕃王室与吐谷浑王室联姻，形成了特殊的甥舅关系）。相关专家研究认为，该墓葬的年代在8世纪中期左右(公元744±35年)，推测墓主人为吐蕃墀邦公主嫁给吐谷浑王所生的儿子莫贺吐浑可汗。至此，热水古墓的主人终于有了定论。热水古墓对研究吐谷浑的历史、文化和风俗具有极高的价值。

　　青海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原始先民就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柳湾遗址留下了丰富的彩陶遗迹，持续时间长达1500年之久，反映了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青海地区空前繁荣的彩陶文化，以其精美的造型、神奇的纹饰、庞大的规模享誉全国，被称作是“彩陶的故乡”。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的喇家遗址出土了一碗4000年前的面条状遗物，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面条遗存，还出土了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石磬王——“黄河石磬王”，此外，喇家遗址保存了一处史前灾难遗址，被称为“东方庞贝”。

　　唐蕃古道是中原王朝与青藏高原文化交流的一条通道，一千三百年前，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带着和平的使命相继沿着这条道路进入雪域高原，带给西藏的不仅有中原的灿烂文化、精美丝绸，还有各种先进技术。在进藏后停留时间最长的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古镇巴塘乡贝纳沟，文成公主帮助当地藏族人民学会驾牛开荒、耕耘播种，学会了垒石砌墙、伐木盖房，学会了纺纱织毯，并亲率工匠在沟内的悬崖峭壁上浮雕凿刻了各种佛像、大小佛塔和重要经文等数十处，“加萨公主庙”内的九尊佛像据说就是当时遗留下的古迹。文成公主走后，很多人信照公主的做法，在岩崖上凿刻佛像和经文，久而久之，贝纳沟的大部分岩石都被刻上了佛像和经文。“加萨公主庙”又称大日如来佛堂（庙中央供奉着大日如来佛像），是一座既有唐代艺术风格又有藏式平顶建筑特点的建筑，相传系唐代藏民为纪念文成公主而建，是唐蕃古道的重要文化遗存之一，是藏汉团结的象征。2010年玉树地震后，又在附近建设了玉树文成公主纪念馆，以纪念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

　　青海也有一条茶马古道，这条贸易道路发端于唐与吐蕃的互市贸易，在文成公主入藏后互市贸易更加稳定，内地商人运来茶叶和丝绸，交换青藏高原的良种马匹，双方交易的最大贸易场所就在日月山下。宋代由于与辽、金、西夏的长期作战，对马匹的需求量更大，更加加重了对吐蕃马的需求，专门设置了“都大提举茶马司”管理以茶换马事宜。因此，可以说青藏高原上的茶马古道对中原政府的军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青海土族的历史及其文化

　　青海的世居少数民族主要有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和蒙古族，其中土族和撒拉族为青海所独有。不同民族人民世代居住于此，相互之间有着深入的经济文化交流，留下了文化交融的印记。

　　撒拉族大约是700年前从中亚撤马尔罕迁徙而来，撒拉族的祖寺街子清真大寺珍藏着撒拉族先民700年前东迁时带来的一部手抄本《古兰经》，据专家考证，这部《古兰经》于公元8世纪手抄成本，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据说，这种年代久远版本珍贵的《古兰经》世界上仅存三部。

　　土族主要聚居于青海省东部湟水以北、黄河两岸及其毗连地区。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土族总人口数为289565人，主要分布在青海省境内，约占全国土族总人口的85%，主要聚居在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和乐都县，部分散居于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门源县以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地；还有2万多人聚居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兰州市永登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等地区。

　　关于土族的来源，学术界目前主要有蒙古人说、吐谷浑说、阴山白鞑靼说、沙陀突厥说、多源混合说等等，其中接受度比较高的是蒙古人说和吐谷浑说。

　　以李克郁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土族源自蒙古，是元朝驻守于甘肃行省的蒙古人，明初在他们首领的带领下相继归附朱元璋，其后裔的一部分逐步发展形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时间大约在明清之际。李克郁先生提出了名称、甘肃土人的成分和发展演变、方志和家谱、语言、民族调查等五方面的证据，证明土族源自于蒙古，比如，土族自称蒙古尔、察罕蒙古尔，蒙古尔即蒙古，藏族称土族为霍尔，藏文中的霍尔指的就是蒙古；1931年之前，土族是由18个大小不同的部落组成，根据地方志、族谱及碑文记载，这18个部落的第一世土司大多都是蒙古人；土族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是西支蒙古语（蒙古语在13世纪之后发展演变为东支蒙古语和西支蒙古语）形成的4种语言（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裕固语）之一。

　　以周伟洲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土族与吐谷浑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吐谷浑是辽东鲜卑慕容部首领涉归庶出长子，分有部众一千七百户（一说“七百家”），公元3世纪末，吐谷浑率部从慕容部中分离出来，西迁至今内蒙古阴山，西晋永嘉末（公元312—313年），又经陇山徙居今甘肃临夏西北，不久，又向西向南扩展，统治了今甘青及四川西北的羌、氐等族，至其孙叶延时正式建立政权（公元329—313年在位），以祖父吐谷浑之名为姓氏（隋代后还以“慕容”为姓），亦为国号和族名。其最盛时，疆域东起今甘肃东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到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后期国都在青海湖西伏俟城（今青海共和铁卜卡古城）。至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为吐蕃所灭。

　　互助县志综合了以上两种观点，认为土族是以鲜卑慕容部吐谷浑人为源，以不同历史时期融入的蒙古人为重要补充，并吸收汉、藏等民族成分及其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土族有独立的民族语言，其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互助、民和、同仁三大方言区。土语基本词汇与蒙古语基本相近或相同。土族没有传统文字。1956年至1957年，国家组织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对国内各民族语言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为土族语言创制了以斯拉夫字母为形式的拼音，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试行。1979年，国家把创制推行少数民族文字工作重新提上日程，为土族人民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并在土族群众中开展推广工作。

　　土族居民早期信奉“萨满教”和苯教，至今不少土族聚居区仍举行“青苗会”（念青苗经）、“博纳顿”、许愿法会等宗教活动，以求保护庄稼，个别地区还保留着请“博”（萨满巫师）消病去灾的习俗。藏传佛教传入后，主要信奉藏传佛教，元代大多信奉萨迦派，后大多改信格鲁派。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始建格鲁派寺院郭隆寺（佑宁寺）。明清以后，土族地区建成不少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其中佑宁寺、却藏寺、甘禅寺为三大寺院，尤其是被称为“湟北诸寺之母”的佑宁寺，鼎盛时期，在湟北地区和祁连山东段地区曾拥有49座属寺，影响远达于内蒙古地区和新疆蒙古族聚居地区。土族地区的寺院既是宗教活动场所，又是教育、文化中心，对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土族人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日常饮食以面食、薯类为主，平时一般食用“格搭尔”（面条）、长面、炒洋芋、油花（一种卷油的青稞面蒸馍）、烘锅馍、锅盔等。饮食习俗依然保留着游牧时代的痕迹。如招待贵客时，桌上要摆一个酥油花的炒面盒，端上30厘米左右见方的猪肉块，上插一把五寸长的刀子，酒壶上系一撮白羊毛，爱饮奶茶等。男子喜欢饮酒，多数人自家酿青稞酒，土语称酩馏，酩馏酒度数较低（约30%vol左右），清醇绵软，馨香可口，家家皆能自酿，在酿制时都习惯加一种名为羌活的中药，饮时味稍带涩，有散表寒、祛风湿的功效。土族宴席上，一般情况下主人要和客人喝三杯酒。土族人好酒也好客，当地有句俗话叫“客来了，福来了”。他们非常喜欢用美酒款待来访的客人，客人到主人门前时主人敬三杯酒，叫做“临门三杯酒”；客人坐在炕上主人敬三杯酒，叫做“上马三杯酒”；开宴后，主人再敬客人三杯酒。不会喝酒的人用中指蘸上酒，对着空中弹三下就可以不喝了。

　　青稞酒现在的生产基地就位于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全国唯一一个土族自治县，是土族人口聚集最多的地方。历史上，土族人对酿酒有重要的贡献。土族人把青稞酒叫“斯贝都拉斯”，把迎宾酒叫“斯木·图斯呼”，把路旁的酒叫“斯木托斯呼”，把上马酒叫“适达强”。（酒曲、曲子为Kunurgo，酒大工Kunurgoqi）这些语言揭示出土族在酿酒中有一些自己的传统，这种传统现在已经融入中华文化之中。

　　青海的酿酒传统从陶器时代就开始了，金蝉口遗址就发现了酿酒的痕迹，所以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将酿酒起源人物命名为金蝉酒祖。元末明初就有了蒸馏酒，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明清时期互助一带商业繁茂，支撑起了八大作坊这样成规模的酒业。据文献记载，1949年，互助地区白酒产量为20多万公斤，横向比较一下，这是个惊人的数据。史料记载，1948年，山西汾阳杏花村汾酒生产因战乱已经停顿。汾阳解放后，党组织派人组织恢复生产，专门拨粮，1948年9月恢复到日产250公斤的能力。1949年运往北京供开国大典用的汾酒只有500斤。1952年，茅台酒厂先后收购、接管了荣和烧坊和恒兴烧坊，当年的产酒量为75吨（7.5万公斤）。

　　互助的酿酒传统不仅融入了少数民族特别是土族的智慧，也紧紧依偎着高原特产的珍稀作物青稞（裸大麦），并且一直坚持下来，这种传统在中国蒸馏酒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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