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黄天骥先生做百年学术规划

　　周松芳

　　话说从头。1995年秋，我来到中山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入学后第一件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是在《羊城晚报》上看到时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黄师天骥先生的专访。我们那一代学子似乎个个充满学术情怀，报到第一天同学们讨论的竟然是硕士毕业后考谁的博士，因此对黄师的报道格外关注。尽管如此，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想过要考黄师的博士，因为我从外省外系考入，对古代文学界相当陌生，连黄师都是入学后听室友韦中华同学介绍才知道的——出生在中原的小韦同学毕业于遥远的兰州大学，在他眼里，黄师堪称传奇的学者，我一听自然被震住了，哪还敢奢望能考黄师的博士？

　　当然，专访的内容很特别，也是令我印象深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个贺寿性质的专访，因为黄师当时六十岁了，已到了退休年龄。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学校希望他延迟退休，但黄师自己却早已将新的学术研究规划绸缪于心，并在专访中公之于众。在师生们看来，这绝非徒托空言。首先，黄师身体健壮，每天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飞奔，走路也迅疾如风，每天一千米的游泳运动寒暑不辍，更非一般人所能及。其次，诚如黄师自述，近十几年来，因为先后担任中文系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等行政职务，耗费了他太多精力。他实在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人，因为成绩突出还先后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虽然年届六十，一俟放下行政冗务，学术上再度勃发，自无疑义。

　　黄师虽然被一再挽留，延迟了二十多年才退休，但他六十岁再出发的学术规划还是被他坚定地付诸了实施。这从他发表和出版的著述即可见一斑。先简单回顾一下黄师学术研究的历程。最开始是始于大学二年级的学年论文《陶潜作品的人民性特征》，这里面还有一段轶事，即《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在编发此文时，收到了排版工人的抱怨——字迹太潦草，排版太费工夫。陈翔鹤为此写信给黄师，嘱其以后务必认真书写。须知当时《文学遗产》的作者绝大多数是饱学耆宿，一篇年轻学生的处女作，字迹又如此潦草，而编辑、主编一路不弃，可见其不凡之处。

　　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后，黄师因为研究方向改为以戏曲为主，发表的论文自然也偏于戏曲。从《历史原型与艺术真实——略论〈桃花扇〉的艺术特征》《论洪昇的〈长生殿〉》《意、趣、神、色——论汤显祖的文学思想》《元剧“冲末”“外末”辨析》等论文看，可谓出道即名家。在今天看来，这些文章都不过时，基本奠定了其风格。所以，黄师的博士生李舜臣教授，现在就经常组织门下博士、硕士研究生研读黄师的早期论文，所受启发很大——所谓预流，其实可以理解为经过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至少治学的内在理路不过时。同时，黄师也发表了不少诗文、小说研究等方面的论文，显示了他一以贯之的“戏曲为主，兼学别样”的治学思路。

　　也因此，恢复高考后，学校和系里安排黄老师教授诗文，取得了比讲授戏曲还受欢迎的效果。陈平原教授就在《羊城晚报》撰文回忆说：“毕业后同学聚会，最常提及的是黄老师的课，因他学问好，讲课很投入，声情并茂，当初就有很多粉丝……黄老师对自己的‘讲课魅力’很自信，居然将为中文系七七级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二），排在星期六上午第一、二节！今天谁要是这么排课，那准是疯了。可当初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都起得来，未见有人抱怨或抗争。”

　　这一时期黄师发表的论文也自然偏向诗文了，像《边塞诗人岑参》《论陈子昂》《把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些——论传统诗歌声调和新诗的格律问题》等，至今看来，都是上佳之作。特别是《李白诗歌研究的几个问题》，对于李白客卿心态进行了分析和阐释，至今都是李白心态研究的最好的篇章。而由《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发展成的同名专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则系黄师的第一部个人专著，通过对纳兰词作评述、注释、笺校，并考论其生平，第一次对纳兰性德这样的贵公子及其作品作正面、系统评价，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具有打破学术禁锢的意义。此前，黄师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专题论文和古籍整理校注方面——在那个时候，专著并不十分重要（当然黄先生的论文也有结集出版，如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的《冷暖集》等），古籍校注的地位也并不比专著低，像王季思先生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即是《集评校注西厢记》。其实，像《论吴梅村的诗风与人品》《朱彝尊、陈维崧词风的比较》等，都是对这些作家作品及其时代进行深入全面研究的结晶，完全都是可以各发展出一本甚至数本专著的。诚如此，也更能充分体现出黄师的研究对于新时期清代文学研究的引领拓展之功。但黄师“志不在此”，他有太多的问题要探索解决，著述的规划便放在退休以后了。

　　的确，六十岁以前，黄师除了论文结集，再没出版过专著，那六十岁以后学术再出发、著述大爆发，真是良有以也。新出版的著作中既有传统的选注之作，如《元明清散曲精选》《古代十大词曲流派》《元明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更有宏大的古籍整理项目：先是作为核心成员（事实上也起到核心作用）协助王季思先生整理出版了备受瞩目的《全元戏曲》，然后又主持编纂了篇幅近四千万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全明戏曲》。此外，《董每戡文集》篇幅不算太大，全三册一百五十万字左右，但意义重大。在董先生的这些著述中，有大量是未经整理的手稿，因为境遇艰难，很多是写在小学生的作业纸、香烟盒等纸头碎片上，所用笔墨也很陋劣，董先生当时书写时手指已不能握笔，基本上是用握拳的方式“推”出来的，更加让人难以辨认。为此，黄师不仅耗费一整年时光，一只眼睛的视力也下降到几近失明的程度。

　　黄师的个人专著也进入丰收期，如诗词方面的《诗词创作发凡》《黄天骥诗词曲十讲》，元典研究方面的《周易辨原》，戏曲方面的《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以及带领学术团队开拓戏曲研究新路径、引领学术前沿的集体研究成果《中国古代戏曲形态研究》等。其中《周易辨原》是在黄师给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所开元典研读课程的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由于黄师研读元典具备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深厚素养和娴熟技巧，以及还原上古生活的独特视角，该作新见迭出，备受欢迎。其实黄师讲授《诗经》《老子》《庄子》等元典研读课程同样精彩纷呈，无人整理笔记，殊为可惜。

　　更要特别指出的是，诚如陈平原教授所说：“中山大学的古代戏剧研究，起始于王季思教授和董每戡教授，前者的戏曲文献功夫与后者的重视舞台及戏剧史上的演出形态，可谓双翼齐飞……更重要的是，以我对中大戏曲学团队的了解，能传承王季思先生学问的，不仅黄老师一人；而因个人才情及志趣，接续董每戡先生这条线的，大概只有黄天骥……若讲黄天骥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就在于其同时接受两位前辈的衣钵，兼及文献与舞台，融考证史料与鉴赏体会于一炉，使得中大的戏曲学研究不限于一家，而有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也具有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性。”《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就是黄师兼祧两家而又自具面目的一部专著，故此书一出，即广获好评。故再接再厉，撰述出版了《意趣神色：〈牡丹亭〉创作论》，基本奠定了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的创作形态研究范式。

　　黄师六十岁以后回归学术，著述全面爆发的另一个特征，是重回创作。黄先生早在中学时代即发表作品，而且一直主张文学创作与教学研究相长，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创作是难以顾及的。这一时期的创作成绩，除了旧体诗词和碑联之外，主要体现为三部散文作品：《中大往事：一位学人半个世纪的随忆》《岭南感旧》《岭南新语：一个老广州人的文化随笔》，关于其成就与影响，陈剑晖教授在《岭南现当代散文史》中有精彩论述，此处不赘。但《冷暖室别集》需要特别一说，比如他给本科生讲初唐文学时，便模仿《春江花月夜》创作发表了《花市行》，为此系里一个老教授批评他不该写这样的初唐体诗，黄师闻言暗喜——模仿得像。但是黄师强调诗词创作要有时代文体意识，认为即便写得“置之古人集中不能辨”，仍不能算十分成功，至少不能代表创新和发展，反而形成阅读障碍，不利于旧体诗在新时代的传播和发展。他自具面目的作品几乎不用典，也几乎不用传统的典雅熟词，还经常别出心裁地引入某些日常语词，反更显新颖精警。黄修己教授就大为赞叹：“天骥先生的创作才华、古文功底，不表现在这上头，他的诗词成就更高，在国内已出一些现代诗词选本里，我常见到他的佳作。在广东，他是诗词界的翘楚。”黄修己先生的这种对比，是相对于黄师的碑版文字而言，“这些‘碑记’，便全是天骥先生的手笔”，这些碑记“词彩秾纤，隽腔雅调，显得文质彬彬，古色古香，散发着传统的芬芳……体现出多元混成的广州文化的特色，这在国内其他高校是少见的，已成为中山大学校园文化的一个景观”。其实这一景观早已溢出校园，成为岭南文化的重要收获。

　　转眼二十年过去。八十岁以后，特别是2018年逾五百万字的十五卷《黄天骥文集》出版之后，黄师常常感慨说，逾八奔九，学术生命应该也差不多了，论文多一篇不多，著作少一本不少。唯念念在“四大名剧”创作论尚未写完。在这个时候，我较多地“介入”了黄师的学术研究和写作生活，并时时“越界”擅自帮黄师做起“学术规划”来。

　　首先我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文章更是广泛泽被后人，更何况黄师人健笔健，正可互相促进，以期人寿文丰。黄师对此表示认同，便在继续“四大名剧”创作论研究与撰述的同时，开展诗歌创作论的研究与写作。如果说戏剧创作论是戏剧形态研究的重要内容，诗歌创作论则可以视为诗歌形态研究的重要内容；戏剧创作论要求从文献的案头回到形态的场上，诗歌创作论则要求从诗歌文本本身的“案头”，回到诗歌创作的场上，探索呈现诗人如何因应时代的要求和个人的际遇以及技巧的训练，创作出流传千古的名作来。为此，黄师选择了以唐诗创作论为切入点。其实这种选择，也有因应友生之请的一面，因为陈平原教授好几年前就说：“顾随的弟子叶嘉莹在南开大学以及全国各地讲授古诗词，受到热烈追捧。以我对黄老师的了解，若愿意暂时搁置戏曲研究的重任，专心经营诗词曲的讲授，其效果当不在叶嘉莹之下。”当年在课堂上，黄师给陈平原他们讲授的就是唐诗。现在既已退休，不便讲授，那就付诸写作，随写随发于《书城》等杂志，然后结集成《唐诗三百年》于2022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后，引发了热烈的反响，成为雅俗共赏的畅销著作。

　　这却给黄师出了个难题。因为黄师原本打算写完这本唐诗创作论之后，即继续“四大名剧”创作论之《〈长生殿〉创作论》和《〈桃花扇〉创作论》，可读者和出版界却希望黄师能优先写作宋词创作论和散曲创作论，因为在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形下，能将唐诗、宋词和元曲这三大韵文体裁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地讲述下来，放眼寰中，几乎无人。黄师曾自道：“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虽说是以戏曲为主，但不曾中断诗词的写作和研究……我常常是带着诗词的眼光去研究戏曲，又带着戏曲的眼光去研究诗词。”陈平原对此申说：“很少学者同时研究‘唐诗宋词’与‘元明清戏曲’；即便这么做，成功的几率也不高。而对于坚信‘岭南文化’的特点一是包容、二是交融的黄天骥来说，诗词与戏曲互参，属于‘打通了，事半功倍’，故值得认真尝试。”《唐诗三百年》已经颇具以戏解诗、诗词对举的特色，还时时辅以音乐（黄师本就有很好的音乐素养，1986年中山大学庆祝国庆演出，黄师登台指挥大合唱，时值国际著名指挥家卡拉扬休假来穗，观看之后，激赏不已），那接着撰述宋词创作论（暂且称作《宋词三百年》），一定更加精彩，事实正是如此：从目前在《书城》发表的篇目看，几乎篇篇超越《唐诗三百年》。

　　俗话说，做事如下棋，走一步看三步，我也常跟黄师谈起下一步的研究撰述计划。每逢此时，黄师总是说：“九十老翁欲何求？松芳，我还能活几年？你别累死我！”我则以半调侃的方式回应说：“您既然还天天看论文读论著，不能只吃桑不吐丝啊，况且研究写作，有利于锻炼脑子，促进健康。”便怂恿黄师一鼓作气，写完《宋词三百年》之后即写《散曲八百年》，从元初写到清末，这样才算真正完成新时期传统韵文创作论的一项壮举，也更能充分实现黄师教书育人的理想。

　　其实，我为黄师规划的研究与写作项目还多得很呢，至少规划到百岁之际。比如写完《散曲八百年》之后，可以继续完成“四大名剧”创作论，同时再写两本精彩的生活回忆录和学术回忆录。前几天看到老师试写的生活回忆录之《家住老西关》，就惊叹连连。且不说别的，我研究生活史特别是岭南饮食文化史近二十年，文中的一些广州饮食习俗和当日酒楼的一些景观的描述，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凡此种种，黄师如果不写出来，恐怕真会有失传之虞。

　　胡文辉师兄新近写给黄老师的贺寿诗中，结句是“人生七十寻常事，米寿须尊最老师”。如果黄老师这么乐观地生活、快乐地写作，那当然是“百年期颐最可期”，我为黄老师的百年规划也可期，百岁之后的新规划也同样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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