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初谒伯希和的时间考

　　安楠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云：“伯沙博士同扬搉，海日尚书互倡酬。”其中前半句注有“法人伯希和、沙畹两博士”，后半句注有“余之得识伯希和于巴黎，由先生作书介绍也”。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陈寅恪与伯希和，一位初出茅庐、踌躇满志，一位久负盛名、享誉国际汉学界。他们的交游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代表性，可二人究竟是何时在巴黎初次结识的呢？

　　对于这段交游的起点，论者曾多有推断。吴定宇在《学人魂·陈寅恪传》中认为，陈寅恪是在1921年后的第二次留德期间“持王国维所写的介绍信前往巴黎”拜访伯希和的，但没有提供证据。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是较早的陈寅恪编年资料，其中记载陈寅恪约于1913—1914年游学巴黎，但语焉不详，并未写到陈寅恪与伯希和的交游。桑兵结合陈寅恪与陈垣的往来书信，认为陈寅恪是在1924年前后由王国维介绍，于巴黎拜见了伯希和，并在伯希和家中看到了韩本《元秘史》。殷祝胜则认为陈寅恪生平经历中仅有一次巴黎之游，时间是从1912年末至1914年秋，因而陈寅恪持王国维书信拜访伯希和当是在这段时间里。王川亦认可陈寅恪初识伯希和是由王国维作书介绍，但同时列举了两种可能：“陈寅恪初识伯希和应在1913年或1914年，也可能为二十年代留学德国之时。”此外，王川还认为“初谒之后，陈寅恪还曾再访伯希和”，并以陈寅恪、陈垣与伯希和讨论蒙元史为证。刘正、黄鸣在《闲话陈寅恪》中亦主张“陈寅恪先生见伯希和的时间大概在1913年到1914年之间”。刘经富在《陈寅恪先生遗札两通笺释》一文中为证明“陈寅恪在北京与精通佛学的邓伯诚去拜访参观绍彝（笔者按：“绍彝”即马绍彝）收藏的佛经（可能有敦煌卷子）”是具有学术渊源的，从而提到陈寅恪与伯希和的交往，云：“1915年，陈寅恪二十六岁。此前已赴德国、瑞士、法国留学。他于1912年末至1914年秋就读于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期间，与著名的东方学学者伯希和有过交往……但是，1914年8月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他留学的正常进程，他于战前匆匆回国，结束了与伯希和的这段交游。”

　　刘经富的论述颇有可以补充、商榷之处。这些说法并无直接证据，在笔者看来很可能是出自法国学者戴密微的《陈寅恪》一文——其中写到陈寅恪在巴黎时很可能听过伯希和讲授的各种课程。至于前述主张陈寅恪初谒伯希和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学者，也没能拿出更有力的证明。

　　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一书披露了一封《王国维致伯希和信（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原件未断句，断句为笔者所加），其中提到：“兹有恳者友人陈君寅恪，向在美国，后在英德二国研究东方各国古文字学，而未得一见先生，至以为憾，故远道遗书，嘱弟为之先容敬乞先生赐见。陈君欲请益之处甚多，又欲览巴黎图书馆中先生所得敦煌各处古籍，祈先生为之介绍并予以便利。”

　　此信封面上写道“请陈寅恪先生面交”，当为王国维“作书介绍”之原文。是以本书《前言》云“一九二五年陈寅恪携王国维推荐信在巴黎与伯希和相识（王国维信一九二五年）”，主张陈寅恪、伯希和相识于1925年。本书多数信件版权为吉美博物馆所有，而前述学者论述当早于《史与物》之出版时间，则其作文时或未见王国维介绍信。

　　故陈寅恪初谒伯希和，确在1925年否？查《王国维致伯希和信（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标题日期处附注“年代为吉美博物馆标注，月份日期为信中标注”。此信落款“弟王国维敬启 阴历七月廿四日”，则标题处之“七月二十四日”实为农历，且信中有“向在美国，后在英德二国研究东方各国古文字学”一句，查陈寅恪于1909—1911年间第一次留学德国，1919—1921年留学美国，1921—1925年再度留学德国，而王国维又作“向在”“后在”之语，故此推荐信的写作时间不当早于陈寅恪1921年第二次留德。

　　又查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民国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一条下有：“先生受聘为国学研究院教授……由德国归国，归后以父病请假一年。”事实上，陈寅恪归家照顾父亲的实际时间并不足一年，此点暂且不论，但其此次归国的时间和路程却必须略作考证。《吴宓日记》1925年11月9日记：“陈寅恪函，十二月十八日，由马塞起程。”同年11月30日又记：“陈寅恪来函，归期展缓。”刘正、黄鸣在《陈寅恪书信（422通）编年考释》一书中推断陈寅恪从海路回国到达中国南京或广州港口所需要的时间至少是一个半月，并认为事实上“陈氏是1926年1月上旬从英国启航”。笔者查阅资料，发现“从英国启航”这一说法当出自傅斯年。1925年12月傅斯年致信罗家伦说：“上星期初已即向朱要二十镑，大约此星期可寄来。但此是老陈（笔者按：“老陈”即陈寅恪）的了，有约在。他即日走，先赴英国，故无从通融起。”由此看来，陈寅恪原先从马赛启航的计划很可能随着“归期展缓”而改为从英国启航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吴宓之女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说：

　　寅恪伯父离欧返抵上海的具体时间不详，从父亲的日记及其他有关资料看，当是一九二六年一月从马赛登船，二月回到上海。因罗家伦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自巴黎写给友人的信里提到，来自德国的陈寅恪是日往访（原作者注：此条材料来自《罗家伦先生文存·补编》，页362，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估计这是寅恪伯父自柏林经巴黎转马赛，预备回国途中的一次访友。

　　尽管“从马赛登船”已可证为不确，但这一条重要的记载却佐证了陈寅恪回国途中曾路过巴黎——以往的研究几乎都忽视了这一点。笔者几经辗转，终于查到了罗家伦这封信件的原文。此信是1926年1月5日罗家伦从巴黎写给张维桢（早年名薇贞，后来成为罗家伦妻子）的，信中说：“这几天连日有朋友来，昨日有陈剑翛（自英），今日有陈寅恪（自德），明日有麦朗大佐（Col.Malone自英），虽然高兴，但是要分心几天。”

　　结合前文所有史料加以推断，若将王国维介绍信中的“七月二十四日”系于1925年下，则当为公历1925年9月11日，与陈寅恪回国过程中诸事件发生的时间恰好顺承，符合逻辑，笔者因此认同吉美博物馆对王国维介绍信时间的标注。不过结合上文推断，陈寅恪谒见伯希和的时间当在1926年1月初前后，而未必是在1925年。

　　由此可证：陈寅恪初谒伯希和确由王国维推荐，王国维介绍信当作于1925年9月11日。而陈寅恪是从柏林途经巴黎前往英国乘船归国任教，其初谒伯希和则当在1926年1月初前后途经巴黎期间。陈寅恪对陈垣所说的“秘史韩本前在巴黎伯君家匆匆一见”更有可能发生在这段时间里。不过，王国维介绍信的年份为吉美博物馆所加，至于是否存在其他更有力的佐证，则有待求教于方家了。此外刘桂生、欧阳军喜曾编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因种种原因笔者尚未见到，俟后或可参阅此文以补正拙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