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张家口往事

　　李玉俐

　　一

　　1958年底至1961年底，汪曾祺在张家口沙岭子度过了整整三年岁月。辞别妻儿，从熙熙攘攘的首都到寂寞清冷的小城，不惑之年的汪曾祺放下编辑写作的笔杆，扛起了陌生沉重的农具。然而这段往事却在日后被他屡屡回味，他怀念那里多彩的果园、鲜美的口蘑、开着小蓝花的胡麻、朔风吹拂的莜麦，更时常怀想那里淳朴温厚的人们……二十多年后的1983年6月，以多部清新独异的作品重登文坛、备受推崇的汪曾祺受邀故地重游，此时的他已年逾花甲，晤诸旧识，赋诗数首，感慨万千。

　　这前后两次的经历，记录了他的人生起伏——前一次的日子不可谓不苦，但他全身心地融入当地生活，并仍能以一位“生活家”的好奇目光打量并体验小城的一切，心境未见颓然；后一次的“荣归”，他则依旧如当年的“老汪”一样，亲切地呼唤着曾经共同劳动的旧友，听他们讲述经年的变化。有人说他“大器晚成”，他最为珍重的却是随遇而安、宠辱不惊的心境。三载寂寞和温暖相交织，他感念在特殊岁月里抚慰内心的人间烟火，始终眷恋着人性之美的温暖底色。作于1983年的《重来张家口，读〈浪花〉小说有感》一诗不啻为他对这段往事的生动概括：“我昔为迁客，学稼兼学圃。往来坝上下，曾历三寒暑。或绑葡萄条，或锄玉蜀黍。插秧及背稻，汗下如蒸煮。偶或弄彩墨，谱画马铃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人或谓饴甘，我不厌荼苦。身虽在异乡，亲之如故土……”

　　刨冻粪、起猪圈，肩担百余斤重的土豆，昔日那个寄情于笔墨丹青的江南才子在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挥汗如雨，他欣喜于气力的增长，甚至成了为葡萄娴熟喷洒波尔多液的能手。他还不忘发挥特长，在有限的文娱活动中用油彩为当地的梆子戏群众演员化妆。颇具美术功底的他被派至沽源绘制《中国马铃薯图谱》，一天的临摹过后，就把“模特”扔进牛粪火堆中烤熟吃掉。对此他颇有几分自信：“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诚如汪曾祺自己所说：“生活，是很好玩的。”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汪曾祺主要从事编辑工作，曾先后在北京市文联的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和《北京文艺》担任编辑主力，分别担任两份刊物主编的赵树理和老舍对他很是赏识，他还曾受邀和文联的同事们一起到老舍家品尝过别具一格的芝麻酱炖黄鱼和地道的芥末墩，并获赠了老舍夫人的一幅画。1955年，汪曾祺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杂志编辑。

　　1958年底，身背简单行囊的汪曾祺登上了北上的夜车。火车到达沙岭子时，天刚蒙蒙亮。这是一个位于宣化和张家口之间的小站，人迹罕至，同行的十来个旅客四散走开后，青色的站台在寒冬中显得格外清冷：“空气是青色的。下车看看，有点凄凉。我以后请假回北京，再返沙岭子，每次都是乘的这趟车，每次下车，都有凄凉之感。”即便生性达观淡然，但突然间远离了熟悉的家人和得心应手的工作，来到一个从未谋面的小城，汪曾祺内心的失落自不待言，对亲人的牵挂也一定深埋心底——三个孩子尚且年幼，长子汪朗刚上小学，两个女儿不过四五岁的年纪。

　　张家口三年岁月，汪曾祺深入生活，和当地劳动者同吃同住。刨冻粪、起猪圈等以前从未接触过的重活带给他肉体上的真实劳累，但他一一咬牙挺过。“我当时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他亲身体会了普通劳动群众的不易，也自然而然地与当地人建立起了真诚深厚的感情。目睹那些干了一天重体力劳动、一声不响地坐着休息的工人，汪曾祺不禁感叹道：“我发现不止一个人有这个习惯。一年到头的劳累，坐一天是很大的享受，也是他们迫切的需要。人，有时需要休息。他们不叫休息，就叫‘坐一天’。他们去请假的理由，也是‘我要坐一天’。中国的农民，对于生活的要求真是太小了。”

　　收工之后，汪曾祺和工人们在当地的骡马大店里同睡一铺大炕，和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老工人闲聊着过往的经历，从云南的玫瑰重升谈到怀来的青梅煮酒，从昆明的鸡枞谈到坝上的口蘑，给未出过远门的工友带来远方世界的新奇。晚上偶遇冒着风雪前来投宿的赶牛人，他们那一句“过年了，怎么也得让坝下人吃上一口肉”在汪曾祺听来是无比朴素又美丽的语言。

　　在“七里茶坊”劳动的这几天里，汪曾祺还做了一件慷慨解囊、成人之美的好事。二十五岁的合同工小王有的是力气，正着急和心仪的姑娘结婚，怎奈手头拮据，七拼八凑地还差五六十块钱，他因此愁闷不已。包括汪曾祺在内的几个工友得知后，立即出手“凑份子”相助，当场就帮小王解决了人生大事，这个朴实的小伙子也再次笑逐颜开。

　　随身带着书，恐怕是汪曾祺这个文化人与这些工人的唯一区别。他收工后的休息不止于闲聊和“坐一天”，也在于读书。他临睡前将看完的《杜工部集》压在枕头底下，不料炕沿的缝隙冒出的烟将书的封面熏成了黄褐色，为这次经历“留下一个难忘的、美好的纪念”。

　　三

　　经过一系列刨冻粪、起猪圈等重体力劳动锻炼获得当地干部群众一致好评后，汪曾祺相对固定地在果园上班。用他自己的话说，“果园的活比较轻松，也比‘大田’有意思”。春去秋来，在色彩斑斓的葡萄园里，他熟习了葡萄的生长习性和繁多品种，最为难得的是，这位放下笔墨、背起农药箱的作家，居然成了公认的喷洒波尔多液的“劳动能手”。

　　波尔多液是一种用硫酸铜、生石灰、水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的天蓝色胶状悬浊液，可以防治葡萄病害，保证果实丰收。擅长绘画的汪曾祺对色彩有着与生俱来的敏锐感觉，波尔多液的特殊蓝色不觉唤起了他对青春岁月的回忆：“过去有一种浅蓝的阴丹士林布，就是那种颜色。”而这种阴丹士林布，正是当时西南联大女生的衣着标配色之一——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简洁明净，焕发着青春的明媚与朝气。逻辑学教授金岳霖先生在课上提问时，有时会说：“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在张家口葡萄园里专注于劳动的汪曾祺，思绪间或闪回二十多年前的大学课堂。旗袍与农药，就这样毫无违和感地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恰切的联想，劳动也因此被赋予了些许浪漫气息。

　　喷波尔多液的活儿虽然相对轻松，但因为要持续保持一种姿势，干得久了，眼睛、脖颈都是酸的，喷得次数多了，汪曾祺的几件白衬衣都变成了浅蓝色。当地的工人让他总结经验，他的回答诚恳谦逊又不失文人意趣：“一、我干不了重活，这活我能胜任；二、我觉得这活有诗意。”

　　在汪曾祺心中，葡萄是美丽多姿、极具灵性的生物。一月，大雪覆盖，葡萄睡在地下；二月，葡萄出窖，嫩芽滋长；三月，葡萄上架；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浇水、施肥、喷波尔多液，葡萄开出精巧的小花，结出绿玻璃纽扣一样的果实；八月，葡萄“着色”，璀璨琳琅，硕果满架，只待采摘；九月，采摘后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美食家”的独有味蕾让他有了俏皮独异的新发现：“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不难吃。”

　　寒来暑往，在果园工作的汪曾祺亲身感受着葡萄成熟带来的精神富足，他对繁多的品类如数家珍：玫瑰香、马奶、柔丁香、金铃、秋紫、黑罕、白拿破仑、虎眼、牛心、大粒白、白香蕉……缤纷的色彩，各异的香气与滋味，置身于这样一派蓬勃葱茏的盎然生机之中，这位喷洒波尔多液的“劳动能手”甚至暂时忘却了自身的处境。二十多年后，作为名作家的汪曾祺重回故地，印象中蓊郁的果园却已被砍伐得稀疏寥落，着实令他惋惜感慨。

　　万里之遥的法国波尔多，是举世闻名的葡萄酒产地，这里与张家口一样盛产土豆。流经波尔多城的河水因富含铜元素而呈现出天蓝色，不宜饮用，却为葡萄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在汪曾祺看来，张家口正是他心中充满诗意的中国“波尔多”。葡萄本是舶来品，经引进种植后，却能在适宜的塞外水土中广泛滋长。汪曾祺借一位当地工人之口，对中国劳动者的智慧发出由衷赞叹：“中国的农民是很能干的。什么事都瞒不过中国人。中国人一看就会。”

　　喷洒波尔多液之外，汪曾祺在张家口的另一项有“诗意”的劳动，还要数为当地的梆子戏演员化妆。张家口临近山西，农业工人里不少都会唱上几句山西梆子，这也是那时当地的主要文娱活动。条件有限，业余演员化的妆多为粗陋的粉彩，描眉时则干脆“就地取材”地使用黑锅烟子。汪曾祺的一生与“戏”结缘，曾活跃于联大“晚翠园曲会”，尤擅化妆。沙岭子闹社火，他自告奋勇地为演员们化讲究的油彩妆，几个年轻的女工要去跑旱船，他特地用油底浅妆把她们一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博得满堂彩。1960年除夕，堡子里演话剧，海报上特别标出一行字：“台上有布景。”这布景的美工自然出自汪曾祺之手，这句质朴的广告词也一定为他带来了发挥所长的成就感。除夕的这场戏过后，恰逢汪曾祺回家探亲之时，来不及卸妆，归心似箭的他满怀着对妻儿的惦念，带着一脸油彩就踏上了回京的火车。

　　张家口小镇的文娱生活，不可谓不贫乏。每逢节假日，汪曾祺等人能逛一逛的，无外乎沙岭子镇上的供销社。这里出售的商品极其有限，用品不过是充满着乡土气息的黑红灯芯绒、凤穿牡丹被面；所售吃食，也无外乎油盐酱醋、饼干、韭菜花和臭豆腐。汪曾祺饶有兴致地观赏着摊位上的蔬菜农具，甚至吱吱叫的猪崽，鲜活实在的生活气息让他在他乡小镇上感受到别样的乐趣。可喜的是在这个土气十足的偏远小镇里，还有一家新华书店，但摆放的多是些简单的连环画。一个偶然的机会，闲逛的汪曾祺竟然在书架顶端瞥见了几本被“束之高阁”的《容斋随笔》和《梦溪笔谈》，这次的“小镇遇书”让他倍感珍惜，一时倾囊全部买入。当时在这样的小镇上，除了他，这类书大概永远也不会有人要。

　　这些意外收获的“精神食粮”给汪曾祺带来了久违的欣喜。不久之后，他带上这几本书，前往更加偏远的沽源——这一次他终于重新执笔，并非写文，而是作画，任务是为当地研究站绘制《中国马铃薯图谱》。就这样白天画谱，夜间读书，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地度过了他在张家口的岁月。

　　四

　　1961年春，汪曾祺被派往沽源马铃薯研究站工作。这次的工作主要是绘制《中国马铃薯图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段“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既可发挥特长，又相对安闲自在。有一晚无灯黑坐，他信笔写下一首旧体诗：

　　三十年前了了时，曾拟许身作画师。

　　何期出塞修芋谱，搔发临畦和胭脂。

　　这一年，他四十一岁。独居的安静让他不禁怀想起年少时的画家理想：出身于书香世家，年幼时便喜爱站在一旁看父亲画写意花卉，初中时一放学就跑到高邮街上的画匠店里入迷地看画，初二时，他画的一幅墨荷被装裱后挂在学校展览。他曾坦言，如果不读西南联大，可能会投考昆明国立艺专，日后成为一名画家。

　　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几十年后，他的专职“画家梦”在一个小城变成了现实——只不过他所画的对象不再是山水花鸟，而是充满泥土气息的马铃薯。

　　1961年一个春日的清晨，汪曾祺从张家口出发，乘坐北行的长途汽车，经过一上午的颠簸，到达了更加寒冷偏远的沽源县城。沽源位于外长城北侧，曾被称作“独石口”，自古即苦寒之地。汪曾祺到时，该地尚属一座人迹罕至的绝塞孤城。当时的沽源只有一条大街，步行不过十分钟即可出城，城门外的水塘里游着野鸭子，地上仍有积雪。在小小的沽源县逛了一圈之后，汪曾祺坐上被当地人称为“二饼子车”的极慢的牛车，前往自己的工作地点。一路上，他躺着静静欣赏着澄澈的蓝天和无边无沿的大地。

　　在沽源马铃薯研究站画了一上午图谱的汪曾祺，中午狼吞虎咽地吃下热气腾腾的莜面窝窝和疙瘩白，一天的日子充实而自由。这一时期，他与黄永玉通信频繁，多次托其代买画材。图谱画完之后，汪曾祺继续留在农科所里“打杂”，主要还是画画。他参加过张家口地区农业展览会的美术工作，在画布或三合板上用水粉画白菜、萝卜、葱、蒜、短角牛和张北马。

　　在沽源的一次“聊发少年狂”的骑马经历在汪曾祺心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某日，马铃薯研究站外拴着的一匹骏马忽然激起了汪曾祺内心的侠气，他翻身上马，在苍茫大地间尽情驰骋。遥想上一次骑马，他还是一名联大学生。塞外草原天气多变，孰料晴朗的天空骤然浓云密布，黑沉沉一片，骑马的人瞬间只觉得自身渺小……快步赶回研究站后，风雨已住，万里晴空，波谲云诡的天气裹挟着人生悲喜。天气转凉，秋天将至，在沽源当了一年“画师”的汪曾祺带着未画完的薯块回到了沙岭子。

　　这一时期汪曾祺写给沈从文的信多已不存，可以追寻足迹的是沈从文写于1961年2月2日的一封回信，从中可推知，汪曾祺在前信中告知老师，自己身体健康、干劲十足，已“能够扛一百七十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四十五度角那样陡的高跳”。沈从文在回信中说：“我同意你的初步生活打算，一时如没有机会回到什么文化工作位置上，也不妨事，只要有机会到陌生工作陌生人群中去，就尽管去滚个几年吧。”不过，面对这个满腹才华却一时无用武之地的学生，沈从文还是忍不住再次热切鼓励：“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做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至少还有两个读者，那就是你说的公公婆婆。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

　　心虽热切，但怎奈当时在故宫从事文物研究的沈从文也是有心无力。最终还是汪曾祺的联大同学、时任北京京剧团剧本创作室主任的杨毓珉帮上了忙。剧团团长、副团长都同意接收汪曾祺，人事局领导又恰好是个戏迷，也知道汪曾祺会写、懂戏。就这样，历经周折，“老汪”终于在1961年底“锻炼”归来，放下农具，重新执笔，在北京京剧团担任专职编剧，直至退休。

　　1962年，沈从文在给友人的信中满心热忱地谈到“归来”的汪曾祺：“体力健康，精神也好……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汪曾祺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归来之后，他以当地的人事为原型，写下了《羊舍一夕》《王全》《看水》等洋溢着纯真与激情的儿童文学作品。1962年春，他将首先诞生、由黄永玉作插图的《羊舍一夕》呈给沈从文夫妇，沈从文看后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次年初，这一系列作品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结集出版，汪曾祺由此获得稿费八百元，这也成为他家庭的第一笔“大额存款”。

　　二十年后，他当真作为“大器晚成”的名作家惊艳文坛，并再次荣归沙岭子。

　　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给文坛吹来清新的风，重新受到瞩目，之后笔会、讲座邀约不断。1983年6月下旬，应张家口文联之邀，他故地重游，参加了当地的“小说创作座谈会”，作了题为“生活·思想·技巧”的讲座。只不过在曾经的工友眼中，眼前这个衣着素朴、眉眼依稀可辨、只是多了些皱纹的老人，还是那个和他们一起刨冻粪、起猪圈、擅长为葡萄喷波尔多液的“老汪”，当然也还是那个“人性不错”的“老汪”。这儿没人在意来者是不是名作家，他们甚至很有可能从未读过他的作品。“老汪”也一如既往，没有任何架子，真的只是“来看看”。

　　汪曾祺是个念旧的人，与刚建起的灰绿色小楼相比，他更怀念的还是研究所昔日平房的轩敞豁亮。蘑菇仓库不见了，品类繁多的果园也变得荒疏，稻田还是老样子。在熟悉的稻田边，他不觉忆起当年在这里插秧割稻的情景。离开二十多年了，曾经的小木匠如今已是带两个徒弟的高级工，也早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结婚时的碗筷和门锁还是汪曾祺帮忙置办的，门锁至今还在用。只是如不经小木匠提醒，汪曾祺已将他曾经的馈赠淡忘……

　　这一次的“荣归”，汪曾祺不仅完成了职业作家的使命，也在大境门等名胜古迹处留影。回到那个他曾与农业工人们同吃同住、共同挥汗如雨的沙岭子，他感慨良多，赋诗数首。这次重归的感触，正可谓：

　　二十三年弹指过，悠悠临水过洋河。

　　风吹杨树加拿大，雾湿葡萄波尔多。

　　白发故人还相识，谁家稚子学唱歌。

　　曾历沧桑增感慨，相期更上一层坡。

　　1997年4月3日清晨，汪曾祺在写就的《梦见沈从文先生》中回顾了昨晚的一个梦：“在梦中我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我觉得他依然温和执着，一如既往。”“温和执着”，或许正是他与恩师共通的精神特质，也正是这种特质支撑着他柔而韧的一生。

　　在他为数不多的现代诗《旅途》（八首）中有一首《坝上》：

　　风梳着莜麦沙沙地响，

　　山药花翻滚着雪浪。

　　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

　　这就是俺们的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