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郁达夫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

　　…… ……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

　　这是鲁迅在1925年3月11日写给许广平的一封信，这个他在信中称为“广平兄”的人，当时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鲁迅在那里兼课，认识了许广平。后来，认定“我可以爱”的鲁迅终于勇敢地和许广平走到了一起，从广州回到上海以后，“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陪伴鲁迅走完最后十年。

　　其实，鲁迅的少年青年时期非常苦闷，主要有两件事：其一是他祖父因为卷入了科场案而入狱，家里为了营救祖父，变卖家产。其二是父亲生病，作为长子的鲁迅不仅要承担救治父亲的职责，还要辛苦地支撑家庭，从当铺到药店，受尽冷眼，对世道人情有了深入的体味。尽管他按照名医指示，费尽辛苦去找各种药引子，但他父亲最后还是亡故了，鲁迅觉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这些经历促使鲁迅“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先去了南京，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在用文言写作的早期论文中，他常用的词就是“寂寞”。回国以后，这种寂寞非但没有消除，还因为对辛亥革命以及其后现状的观察反思而愈加深重。其实，这时的鲁迅已经结婚。他母亲很早就替他娶了一个叫朱安的女子。鲁迅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始终拒绝这段包办的婚姻，对朱安非常冷漠，没有和她生活在一起。鲁迅自己在北京的教育部做佥事，就是一个小公务员。下了班，就寄寓在S会馆，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鲁迅在这里整日埋头抄古碑，做辑校。他写道：“这寂寞又一天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打破鲁迅寂寞的契机是外面正如火如荼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当时的《新青年》实行轮流主编，同人们一齐上阵，打倒孔家店，请来“德先生”“赛先生”。钱玄同（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为他取了名字叫金心异）邀约鲁迅撰稿。他们之间有一场围绕“铁屋子”展开的对话。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那你是喊醒他们呢，还是任由他们昏睡？在鲁迅的叙述里，他让钱玄同来反驳自己：“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他最后听从了钱玄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场对话是不是实际发生了或者是不是完全就是这样，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不妨将这样的两种声音和态度也看作鲁迅内心的自我斗争和挣扎。虽然梦不断破灭，虽然内心里有深重的绝望，但鲁迅的选择是向前走，用写作和行动来反抗这绝望。

　　最初的一篇是《狂人日记》，写一个据称发狂的人洞察了现实和历史中充斥着“吃人”现象。全文以狂人视野展开，但有意思的是前面有一段小序，说狂人后来治愈了。那么，这个小说的张力就很突出了，而解读空间也丰富起来。你可以完全站在狂人的角度，认定狂人是一个发现秘密、勇于抗争的斗士，或者狂人的看法体现了鲁迅对进化论的复杂思考；你也可以从周围人的角度出发，把狂人彻底看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精神病患者，他的言说显示了受迫害狂的症候；你还可以对狂人的治愈进行多种发挥，意识到真正可贵的是重新进入社会而进行内在改造，等等。《狂人日记》很难归类，好像很写实，但是又充满了象征性。美国学者杰姆逊就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说《狂人日记》和鲁迅其他作品是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寓言。此后，鲁迅越写越多，包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阿Q正传》，这些小说就结集为《呐喊》，1923年8月由新潮社出版。1926年8月，鲁迅出版了第二部小说集《彷徨》。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又将一些历史小说结集为《故事新编》，革命与启蒙，传统和现代，知识分子和农民，都是他小说书写的主题。白话小说在鲁迅那里发生，甚至也在鲁迅那里成熟，他的贡献毋庸讳言。不过，作为一个作家，小说其实只是鲁迅文学世界的一小半。另外一大半，还包括他的散文、散文诗、杂文、学术论著、序跋以及书信、日记。比起小说，我甚至觉得鲁迅在书信中的表现更真切、更丰富。因为他曾说他的小说是“听将令”，所以有时不免用“曲笔”，有装饰，或者说有时也不免“骗人”。而在书信中，面对他的朋友、知己，鲁迅更能够忠于自己的内心。尤其是在《两地书》之中，鲁迅前所未有地向许广平敞开心扉，毫不遮掩地吐露一个思想者的深情和爱恋。《两地书》收录了从1925年3月到1929年6月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共一百三十五封。大致分为北京时期、厦门与广州时期，以及1929年鲁迅北上探望母亲时期几段。鲁迅在信中与许广平交流了很多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以及对自己的剖析。

　　前面引的那封信正是鲁迅答复许广平关于人生道路的询问。鲁迅坦承，他也有很多困境，也没有答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鲁迅经历了与弟弟失和决裂，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其实也处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乱闯”。但是鲁迅也很明确：人生的歧路和穷途正多，重要的是要有一种韧性的意志，别被困难粉碎，不要轻言放弃。要像大象一样瓷实一点，流点血也不要紧，反能跳到刺丛中闯一闯。在进取与超脱、奋进与虚无、执着与散淡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走人生的长途。

　　1924年11月16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郁达夫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你告诉我说，你的心里，总想在国立大学弄到毕业，毕业以后至少生计问题总可以解决。……在这时候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还要口口声声的说什么“大学教育”，“念书”，我真佩服你的坚忍不拔的雄心。不过佩服虽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简单愚直，也却是一样的可惊可异。现在你已经是变成了中性——半去势的文人了，有许多事情，譬如说高尚一点的，去当土匪，卑微一点的，去拉洋车等事情，你已经是干不了的了，难道你还嫌不足，还要想穿几年长袍，做几篇白话诗、短篇小说，达到你的全去势的目的么？大学毕业，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那一本书上翻来的？

　　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

　　…… ……

　　有一件事情，我想你还能胜任的……我晚上卧房的门常是不关，进出很便。不过有一件缺点就是我这里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事。但是我有几本旧书，却很可以卖几个钱。你若来时，最好是预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剂催眠药，早些睡下，因为近来身体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与你的行动不便。还有一句话——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

　　郁达夫这封信就是写给沈从文的。那时沈从文刚从湘西来到北京，寄寓在沙滩附近的小公寓里，一边在大学旁听，一边疯狂写作，但是投稿都石沉大海，身上钱用完了，能当的也都当了，饥寒交迫，天天发愁。这时候他给北京的几位素未谋面的名人写信求助。有一天大雪中，郁达夫按着地址找到了沈从文住的这间“窄而霉小斋”，和沈从文促膝长谈，然后又带沈从文去外面的饭馆吃饭。沈从文直到晚年还记得这顿饭花了一块七，郁达夫拿出五块钱结了账后，把找回的三块多钱都给了沈从文，临走还摘下自己的围巾给了他。回家后，郁达夫越想越难过，提笔写了这封公开信刊登在报纸上。显然，他不仅希望沈从文看到，而且想让全社会都能够看到“沈从文现象”，发现和反思沈从文这样的“北漂”青年们失学失业的处境。信里的很多话都是激烈的反语，除了将矛头指向社会进阶的艰难，也在追问新教育、新文学有没有为边缘青年提供一种社会可能。

　　郁达夫比鲁迅小十五岁，鲁迅和创造社的成员矛盾很深，但是和创造社的元老郁达夫却保持了终身的友谊。郁达夫父亲早逝，1913年他随长兄一起赴日本留学。晚清民初去日本留学相对比较便宜，有的人还拿到了官费补助，所以，像鲁迅、郭沫若、田汉等这些新文学作家都是留学日本的。同时，也有另一批人去美国或欧洲留学。回国以后，这两个群体在人生观和职业选择上也形成了某种差异和对比。

　　1921年，郁达夫和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一起组成了文学团体“创造社”。创造社的成立明显是针对文学研究会，二者在文学理念上有分歧（比如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而文学；创造社则提出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其实这种对立主要是在口号上，实际创作并不一定就是如此分明），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留日学生看来，当时文坛被文学研究会垄断了，比如像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登的大多是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有点像同人刊物，外来稿件就很难被采用。所以，创造社成员们也想抱团取暖，这样势力大一些，可以去争夺文坛话语权。他们在泰东书局的支持下，办了《创造》季刊，与文学研究会分庭抗礼。

　　1921年10月郁达夫的首部小说集出版，里面收了三篇小说，其中一篇就是《沉沦》，而小说集也以《沉沦》为名。《沉沦》在文坛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它“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更有意思的是，《沉沦·自序》中郁达夫说：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忧郁病”文中用的是英语Hypochondria，现在通常译为“疑病（症）”，这是一个舶来的医学名词，郁达夫把这个青年的行径和心理归结为病，他不断怀疑自己有病，发现自己有病，而且这病症的来源显然又与青年身在异国遭遇的屈辱和歧视有关，“弱国子民”的民族意识和身份危机加剧了他的精神崩溃。当这个青年想以投海来救赎自己的时候，回响在心里的竟是这样的话：“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这里似乎暴露了一种认识装置。小说里“病的发现”，既是现代对传统的发现，也是医学、心理学对人和人性的发现，同时还是个人对国族身份的发现。把爱欲和国族认同联系起来，郁达夫开启了现代文学这个主题的先声。

　　有学者把《沉沦》和郁达夫在名古屋的生活进行了比较，有相似的地方，比如郁达夫也住进过小说里写的“梅林”，也有很多不同，比如郁达夫跟同学的关系还不错，并不像小说里写的那么孤绝，而且这段时间他写了大量的旧体诗。也许我们可以说，正是文学帮助郁达夫排遣了他的苦闷，使之实现了某种升华。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认为，《沉沦》标志了现代中国审美主体的创生。无论如何，《沉沦》的确带来了“郁达夫式的真实”，也“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和郁达夫在日本就是同学后来又一起创立创造社的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很多人指斥《沉沦》为“不道德的文学”。这时候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站出来了，他应郁达夫之请读了《沉沦》后，写了一篇为之辩护的申辩文章。周作人引用了性心理学家蔼理士的学说，强调《沉沦》所描写的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是“受戒者的文学”。此后，骂郁达夫诲淫、造作的声音才慢慢消退。

　　郁达夫回国任教后，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散文。他苦追杭州美人王映霞，结婚后又矛盾不断，闹得满城风雨。这些在《日记九种》《毁家诗纪》中都留下了记载。“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在经历了事业、感情上的很多坎坷之后，1938年郁达夫自我流放到新加坡，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