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游又如何

　　郭建龙

　　一

　　回头来看，“亚洲三部曲”写于一个充满希望的黄金年代。那时候的许多年轻人似乎并不太担心自己未来的就业、生活和家庭。他们甚至在还没有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趁着假期匆匆赶往远方，去体验另一种未知的生活。

　　的确，那时候的中国人还并不富裕，年轻人更愿意选择搭车、徒步、骑自行车、坐绿皮火车、住青年旅舍这样的方式，用更少的钱去更多的地方，看更多的风景，体验更多的生活，交更多的朋友。他们甚至也没有多少背包客的经验，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取得成绩，人们初步体会到旅行的乐趣，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许多国人才走出了国门，成为早期海外游学者。在海外旅行时，他们不免显得天真和经验不足，却足够真诚，乐于向外国学习生活经验。

　　在听过、看过、体验过之后，他们回归城市生活，去找一份工作。由于互联网正处于生机勃勃的高速发展时期，带动了许多行业的变革，催生出了许多工作机会，人们可以轻易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光机会。

　　我遇见过许多人，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小的传奇。有一个女孩子为了画画，放弃了读高中，在尼泊尔、印度、中国西藏等地漂泊了多年。当我担心她未来的生计时，她却摇身一变，成了新东方的口语老师，而且是教人数最多的课堂。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总是有一些“离经叛道”的公司在为有能力的人提供着舞台。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各种各样创新型企业如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许多投资人也愿意去相信那貌似不着边际的故事，并真的把它们孵化成了成功的企业。

　　我本人也是受益者。我多次走投无路，却总是峰回路转，每一次都有人帮助我。其中最大的帮助莫过于让我从一个没有写作经验的程序员，成了一位以写字为生的记者，还进了全国有名的财经类报纸。我之所以能进得去，是因为管理者愿意忽略学历和资历，凭一个人表现出来的热情，就给他证明自己的机会。自然，这样的机构也是最具活力的。

　　“亚洲三部曲”写于十年前。短短十年，社会的面貌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回头看时，令人感慨万分。如今，趁“亚洲三部曲”重版，我想回顾一下当年写作的经历。另外，整个世界的环境与我写作时相比有了一定的变化，在这里，我也会将这十年我游历地区的发展做一个补充。

　　二

　　在写作“亚洲三部曲”的第一部《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之前，我刚刚从报社辞职不久，试图通过写书来养活自己，因此需要一个能够吸引我自己也吸引读者的题材。由于早年的经历，我一直厌恶无聊的稳定，对不确定性充满了好奇心。我最怕的是每天重复的工作，最喜欢的是每天都做新的事情、遇到新的挑战。

　　在去往印度之前，我已经在我国西藏游历了多次，并且总乐于选择一些特殊的方式去旅行。我曾经在珠峰、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墨脱地区徒步，也曾骑自行车前往阿里。

　　我的这些经历也体现了当时游学人群的不羁。比如，现在的人们如果选择骑行，一开始要不断地在城市里练习，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在家周边完成短期骑行，几年后有了勇气，才会胆战心惊地设想前往西藏，但要想找到足够长的时间，往往要等几十年后退休了。而我选择骑行至阿里是在拉萨临时决定的，当时甚至连自行车都没有。朋友们建议我去租一辆车，然后把它骑到两千多公里外的阿里卖掉，因为租车的押金只要两百元，但租车费用每天需要二十块钱，骑车去阿里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这样算下来租车骑过去卖掉是最省钱的。筹划的当天我就实施了这个计划，一个月后，自行车已经躺在了阿里的修车摊上了。

　　第一年骑车上了瘾，于是第二年，我找朋友组装了一辆自行车，从广东出发，一路上经过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才进入了西藏，最后到达新疆。进入西藏境内后，我没有选择普通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两条没有数据记录的路（川藏中线和阿里大中线），经历了重重冒险，进入了无人区。

　　这几次旅行让我忘记了人类恐惧的本能，因为我曾经面对过藏北最荒凉的世界，在无边的星空下畅想着人生的意义，而在方圆上百公里内只有我一个人和无数的动物。我也曾在深夜的雅鲁藏布大峡谷独自行走，在小雨中，不远处磷火星星点点闪耀。当一个人能够如此深度接触自然，那么，当他回到城市生活时，哪怕是在最陌生的城市里，他也不会再有恐惧感了。直到后来，我在中东和西非见到了战争带来的疮痍，才又出于自我保护找回了一些恐惧感，避免自己过度乱闯。

　　也是从这时开始，我对人文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比如，我在川藏中线骑行时，和当地人聊天，打听到虽然现在这里经济相对落后，但在几十年前却是进藏的最大通道，称为“炉藏官道”。而面对古格王朝的废墟时，自然也会想到从喜马拉雅山对面传来的佛教是怎样在这里扎根，并影响了整个西藏地区千年历史。

　　后来，我在北京暂时租住在画家于彤（也就是我前面谈到的那位画画的女孩子）家中时，由于她并没有把家中的东西带走，我可以自由翻阅她留下的书籍。在这里，我被她带入了一个印度世界。她曾经与男友游遍了印度，写了一本关于印度旅行的书籍，并收藏了很多从印度买来的物品。

　　当时，我正在规划我的写作计划，我的小说《告别香巴拉》已经在构思，但我还需要一些能够发挥我特长的纪实方面的内容。就这样，印度顺理成章成了我的下一个目的地，也促成了我纪实写作的首次尝试。顺着印度，我开始规划一个从中国周边国家出发，然后去往更远方，去观察世界、了解世界的计划，将我的观察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亚洲三部曲”和后来的“穿越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陆》就是整个系列最早的作品。

　　三

　　印度的旅程是狂野的，那里生机勃勃、没有秩序感，但社会内部所产生的自我规则又将十几亿人凝聚在一起，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柔性的动态平衡中。

　　我的计划是在两个月内游遍印度，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个国家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在印度，几乎每一个城市都保留着大量的历史遗迹，这些遗迹往往以最真实的状态呈现：散布于在全印度的各种城堡、陵墓、历史建筑群大部分现在都还在使用中。

　　不仅仅是德里，几乎每一个印度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文物，它们随意地分布在城市之内或者郊野，孩子们玩耍的一个土堆或许就是佛陀曾经讲经的遗址，十几公里外就是佛教神圣的佛塔，几十公里外又是玄奘求学的场所，至今依然保存着大量精美的砖石建筑。

　　印度就像是一台时光机，将所有的历史放在了同一个台面上供人凭吊，对于游客来说，每到一个地方，最难的就是确定该处建筑诞生的年代，因为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偏移了上千年。

　　为了尽可能去更多的地方，在印度我采取了夜里赶路的方法：白天流连于景点，与人们攀谈，寻找可以写入书中的任何线索，到了夜间匆匆赶路。印度的道路状况不如中国，但交通也还算方便，大量的夜班汽车和火车奔波于各地，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由于特殊的购票和乘车政策，穷人们可以花很少的钱就在全国范围内乘坐火车转场，更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和活力。这样的便利性也方便了旅行者自由流动。

　　以我到印度的第一天为例，那一天早上我还在尼泊尔，前天晚上坐了一夜的车从首都加德满都前往边境处的蓝毗尼。清晨到达后，当天上午游历了蓝毗尼佛陀诞生之处，中午过境印度，并乘了两趟车到达了传说释迦涅槃处的拘尸那迦。在傍晚见证了佛逝之处的落日之后，再乘坐两趟夜班车前往著名城市瓦拉纳西，找到了住处。第二天早晨，我已经起床游荡于瓦拉纳西的恒河边上了。

　　对我来说，这本书就意味着一段值得怀念的青春。

　　写完《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一书之后，我开始考察东南亚这个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特殊区域。和读者们一样，我在最初的考察中，也发现这个区域虽然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谈论之中，但是，我自己对这块区域的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经过了四个多月的考察，无数的奔波、交流、体验和查阅之后，我才初步了解了这个区域的历史、发展逻辑，以及历史上与中国既陌生又亲密的特殊关系。《三千佛塔烟云下》可以看作这次考察的考察报告。

　　我对东南亚的接触从越南开始，那时候恰逢我写作小说《告别香巴拉》和游记《印度，漂浮的次大陆》的关键时期，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于是来到了越南北部的小城沙巴。这里位于越南最高峰番西邦的对面，时值夏天，越南大部分地区都处于高温的笼罩之下，只有这座小城却湿润凉爽。我在租住的房间里，每天点两瓶啤酒，面向着大部分时间藏在云中看不出形状的山峰，完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我在那停留了半年多。

　　到了2019年，我陪着父亲再次来到了东南亚，游玩了柬埔寨、缅甸、泰国三个国家，对缅甸的变化尤其感到惊讶。

　　在东南亚生活，最大的感受，就是生活的便利性和小贩的经商自由。曼谷、胡志明等大城市中，处处都能见到各种各样的小贩。在胡志明市，卖啤酒的妇女蹲在街头，给路过的人们随时倒上一杯加了冰块的啤酒。清迈的夜市纷纷攘攘，各种摊贩占满了街道，到了第二天早上，如果去到前晚的夜市场地，会发现人们在临走时已经将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

　　“亚洲三部曲”的写作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由于这是我早期的写作，保留了更多练习的痕迹。在《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一书中，我写了较多的历史，刻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以纪录片的手法进行写作。而到了《三千佛塔烟云下》，我又有意地往回调整，增加了作者的感悟和体验，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活泼性，同时也并不减少它的知识性。到了《骑车去元朝》一书，我则完全采取了一路观察的游记写法，作者的体验更加丰富，但是，为了兼顾知识性，我又设置了单独的一条线讲述蒙古人的前世今生。回头来看，这三种写法各有千秋，但正是这样的不断练习，对我后来的写作助益良多，让我可以自由地在各种写法间切换。

　　蒙古人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大大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写完印度和东南亚后，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去探寻蒙古的前世今生，当然，我也决定以一个特殊的方式去了解，于是就有了这本记录我骑着自行车穿越成吉思汗西征路的经历的书。

　　2002年，我利用长假的机会，独自坐飞机从北京前往乌鲁木齐，又经过了数次转车，前往北疆青河县的三道海子去查看前不久发现的一座超大型石冢，因为那可能是蒙古大汗唯一被发现的陵墓。但后来的研究表明，那是更加久远的游牧民族留下的。我后来也看到了许多类似的规模较小的墓葬，这一切都记录在了我的书中。

　　而在前往蒙古之前，不管是在中国西藏，还是印度、缅甸、泰国、越南的旅行途中，关于蒙古人的记载和传说总是不时出现，这一切，我也都记录在了书中。

　　《骑车去元朝》是我写得最轻松的一本书，由于时间久远，我无法记清自己在资料和行程准备上花了多久，但我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完成了旅程。等安顿下来之后，我在广州花了一个多月就一气呵成写完了稿子。我写作有一个毛病，就是写长篇时只要没有结束，就放不下睡不好，这个毛病第一次犯就是在写作这本书期间。

　　《骑车去元朝》出版之后，我去了中东和中亚，在这里，蒙古人的影子继续跟随着我。当我到达阿富汗，在机场换钱时，一抬头发现了一个中国人模样的人。我立刻用汉语和他打招呼，但对方却不会汉语。我这才意识到，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哈扎拉人。他们居住的主要地点就是那两座巨大的立佛所在的巴米扬谷地。而在蒙古人第一次西征中，巴米扬原住民可能从此灭绝。随后，在巴米扬出现了一支长着中国人样貌的哈扎拉人，因此我推测，这里可能和云南一样，有着一支蒙古驻军，并留下了后代。

　　在整个呼罗珊（伊朗、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交界）地区，蒙古都有着很强烈的存在感。阿富汗北部的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崛起，伴随着的是旁边更加古老的巴尔赫的消失，这座古城曾经被认为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而巴尔赫的消失就与蒙古人有关。在伊朗西部的大城市马什哈德，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超过了不远处的尼沙卜尔，土库曼斯坦的马利取代了丝路名城木鹿。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人的墓葬，此人就是著名的莫卧儿帝国的开创者巴布尔。莫卧儿是当地人对蒙古的称呼，而巴布尔的父系是突厥人帖木儿，母系就是成吉思汗后代中的察合台支系。作为混血，他认为自己是蒙古人。经过了多次战乱之后，巴布尔的墓葬并没有被完全破坏，至今依然保存在喀布尔。中亚人因对于巴布尔的崇拜，将他提到了三大征服者之一的地位，仅次于成吉思汗和帖木儿。

　　在乌兹别克斯坦，大城市撒马尔罕城外是一大片废墟，那里曾经是被成吉思汗毁灭的城市遗址。而新城区的建设，应该归功于蒙古人的察合台汗国，但是，它的大规模建设却发生在帖木儿时期。帖木儿虽然是突厥人，但是，他更加愿意宣称自己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女婿。所有的征服者必须以成吉思汗的名义，才有可能获得足够的尊重，哪怕是帖木儿和巴布尔。

　　在伊朗的西北部的苏丹尼耶，有一座巨大的陵墓，它是蒙古黄金时代仅有的汗级大墓，属于伊尔汗国（波斯汗国）的第八位君主完者都。这座陵墓已经采用了穆斯林样式，有着巨大的蓝色穹顶，在阳光的映衬下让几百年后的人们都能体会到汗国的威严，它比后来中亚的帖木儿陵墓、印度的泰姬陵都要早得多。而这座墓葬的存在告诉我们，蒙古人在兴盛之时已经融入了当地，也告诉我们蒙古帝国当初的边界有多宽广。

　　四

　　除了“亚洲三部曲”“穿越三部曲”等游记类书籍之外，我还写作了“帝国密码三部曲”等从专题角度看历史的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写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战争，自然也少不了蒙古人的战争。

　　我依然记得刚开始受到关注的时候，《穿越百年中东》刚刚出版。一天，我的朋友突然告诉我，新东方的俞敏洪推荐了我的书。我不知道他通过什么途径得到的书，只知道他之后接二连三地推荐我写的书，包括“亚洲三部曲”。

　　俞敏洪的超强的阅读能力（范围之广、速度之快）令人感到惊讶，更难得的是，他从来不在乎一个作者的名声，只注重书的内容，这对于一个已经被视为成功人士的人来说尤其难得。

　　在中国，一直有一些企业承担着理想主义者的大本营的角色。比如，我曾经服务过的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这家当时全国著名的财经类日报在招人的时候是没有门槛的，从不将没有背景的理想主义者挡在门外。在这里，只要一个人表现出足够的理想信念和一定的能力，就有可能获得见习的资格。我作为毫无文字背景的程序员被这份报纸接纳，这里还有体育生、医生、消防员等各种职业的人，他们都获得了机会来证明自己。当然这里也有着残酷的淘汰制度，确保只有能力最强的人才能留下。

　　新东方是我见到的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大本营，我不想去谈那些人们熟知的人物，只想说两位我的朋友。我曾经提到的一位画家女孩，由于喜欢作画很早就辍学了，连高中学历都没有，但她却成了新东方的名师，因为在漂泊的过程中，她掌握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而我的另一位朋友由于口才好，也在毫无背景的情况下入职了新东方。两位朋友的经历让我理解，这是一家给理想主义者提供大量机会的公司，他们并不在意资历，在意的只是你的激情和创造力。

　　正因为这样，俞敏洪推荐我的书，我并不感到惊讶，却又十分感激。

　　《穿越百年中东》出版后，我去往中亚地区，并写出了《穿越劫后中亚》，虽然这本书因故未出版，但在中亚地区我依然邂逅了大量的蒙古人和与之相关的遗迹，也算是对《骑车去元朝》一书的补充。在阿富汗，我遭遇人生中最大的危险，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却性命无恙，也算是一种幸运。

　　为了写作《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我又花了一年时间走遍全国。很难相信，现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保存着一些古战场的遗迹，透过它们依然可以见到那千年、两千年前的累累白骨。

　　当我和妻子梦舞君再去中东，继而我独自前往非洲之前，我的“帝国密码三部曲”已经创作完成，而非洲的游历则写成了“穿越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穿越非洲两百年》。

　　最近两三年我安心在家翻译了几本书，并写作了一些与中国历史有关的作品，如《汴京之围》《盛世的崩塌》，以及综合了这些年游历观察经验的历史作品《丝绸之路大历史》。

　　未来只要有机会，我还是会选择以游学的方式，继续对世界进行观察和写作。虽然现在的我有了自己的书房，但我最怀念的，还是当年在印度与普通人跳火车，在蒙古的大草原上骑行的日子，那代表了我创作生涯最关键也最充满激情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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