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的最后岁月

　　秦燕春

　　一

　　1978年初，唐君毅（1909—1978）先生去世前两个月，因为罹患重疾，导致心肺衰弱而呼吸不畅，唐师母谢廷光特意购置了一把安乐椅，以供其休憩。唐先生当即称赞这把椅子坐起来很舒服。唐先生去世后，唐师母却在纪念文章中如此写道：“但我不敢告诉你真实的价钱，每每在你身上多用了钱，你就反对，但你在别人身上用钱就很大方，生活上的事你总是薄己厚人。”（《忆先夫唐君毅先生》）

　　而在文化事业上呢？

　　自从新亚研究所在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十年之后再度独立出来，至今已历半世纪，历经风雨，备尝艰难。这一抉择之得失所系，学界未免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而对于新亚书院的创建者兼负责人唐君毅来说，其坚持研究所独立最根本的理由，当是对于当时中文大学体制管理的不满所引发的精神抗争。他花费近三十年，为确立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而奋斗，他期待的理想的新亚研究所乃是继承宋明书院师生讲学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体现在彼时的最大特点，是希望研究所的导师可以身作则，新亚的学生也因此相应地被要求，在求学与做人上应该做到统一。这种愿景自然是基于唐先生或说“新儒家”一力扶持的，乃是中国文化最视为主轴、最为悠久的特殊面相——“为生命的学问”。牟宗三先生1959年在《五十自述》中曾将个体生命的成长全面贯穿于对中国文化的体悟理解中，亦有此意。

　　而发生在彼时香港中文大学的教育改制，可以说丢掉了新亚的核心精神。唐君毅等多位先生退出新亚董事会，即基于对理想不可磨灭的坚持，这是儒者“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择善守道的精神，“不管在任何环境之下，我们自己总可以做学问，并可以站在教育立场培养一些特立独行有挺拔之气的学生。尤其学哲学思想者更应有立场。做顺民东偏西倒摇摆不定，以顺应环境，是永远无出息的”。

　　在他身后，唐师母所撰另外一篇《先夫唐君毅先生二三事》中，更曾记下唐先生对妻子的亲言：“到我临死的时候，希望我能做到视我所有的著作和我们曾从事的事业，若人间公物，于自己如浮云过太虚，只希望还父母所生我本来面目之身心于天地之间。”

　　1974年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荣休以后，唐先生一刻没有清闲，以一己之力，担起再度独立出来的新亚研究所林林总总的冗杂工作，包括他其实并不擅长且极为消耗精力的行政工作。从荣休到1976年8月11日发现罹患癌症，再到1978年2月2日与世长辞，前后仅仅四年时间。唐先生的病痛与唐先生的辛苦，之间有没有相当的关系呢？唐先生如果早一点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他还会做这样的选择吗？

　　应该会的。因为“义在于人，命归于天”。因为“眼前的事不能不管，应当尽心。虽然所做和想做的事得不到人的了解与同情，但孤心长悬天壤，真理自会与有心人感应相契”。因为“事情是创造出来的，没有现存的事从天而降，让吾人去享受”“道理不争不明，姑息不是办法”。

　　1978年2月1日，即唐君毅去世前一天，唐先生生前做的最后一桩文化事业，就是将母亲的诗（即陈卓仙女士所著《思复堂遗诗》）与自己的书，寄回他一直深深怀念与眷爱的内地的相关科研图书机构。

　　二

　　1976年8月确诊癌症之后，唐君毅先是在等待大手术的病榻上校对完成了最后的心血之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癌症不断扩散之后，更在“叫吃药不推辞，叫吃东西就说吃不下”，体力日渐衰退的情况下，仍每周两次甚至三次以上，拄着拐杖，在妻子谢廷光的搀扶之下，颤颤巍巍、气喘吁吁，坚持爬上新亚研究所五楼为几个学生讲课。后来实在艰于上楼，方才改在设于二楼的图书馆上课。

　　新亚研究所的旁听生吴甿还记得，唐老师在图书馆讲授的最后一课，是在去世前不足半月的一天。1978年1月18日，寒气四起，凝聚不散，学子正襟危坐，一堂肃然。唐先生脸色苍白，声音微弱，一面喘息，一面讲授《礼记》的《乡饮酒义》：“要旨在‘尊贤养老’……从伦理哲学的观念，则是后辈人对前辈的一种承奉，是向往一种长久、敬仰一突出高出于自己的生命，在乡饮酒礼中忘掉世俗功名事业，达到每人对生命个体之认同安顿……帕〔柏〕拉图主以哲学为政治之基础，中国孔子则以礼教为政治之本。政治的基础在社会，以尊贤为本。尊贤风尚须在社会上培养。尊贤养老，不以地位功名为取……”（吴甿《如何认识唐君毅先生和中国文化运动》）

　　身为妻子兼道友，谢廷光每日面对丈夫投入学问的精诚，一次次感叹自己需要“硬着心肠看着你鞠躬尽瘁，看着你死而后已”。她看到病榻上的丈夫“右手拿着笔校稿，左手拿着一叠草纸接着一口一口的鲜血”，看到病重的丈夫摇摇摆摆爬上没有电梯的新亚研究院的图书馆去讲学，想到“那可能是你今生最后的一课”，即“让你尽情地讲，人间可能从此再没有你们师生上课论道的事了”：

　　初初，我对你这种态度很不赞成，渐渐，我了解了，学问之道必要把整个生命精神投入其中，必要有悱恻无私之情怀，然后才能接触到宇宙的真理圣哲的怀抱，完成承先启后的大业。

　　一月十六（即1978年1月16日）你很勉强，亦去了学校，我坐在阅览室听见你讲课声音很大，我心想你病成这种样子，何以还有这样的精神，顿然间我体悟到当你的生命与你见到的道理合而为一时，天命天理已寄托在你身上，理所在之处，亦吾人气之所在处，道理在呼唤，吾人亦必大声疾呼，这是不容己的事，这全是精神生命的活动现象。

　　（一月十九）晚上（唐）端正来，你与他讲《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你的用心所在，你一时神采飞扬，声震全屋。我觉得不是你在讲话，似乎是宇宙的真理从天而降。

　　这位妻子甚至在丈夫大殓之时，感念友生的了解与尊敬，认识到“能任劳者亦能任怨”，“当一个人物质生命存在的时候，别人对你常从躯壳上起念，必待形质寂灭，见到的才是一个人的精神生命和他的全幅人格”，她说：“你用你整个的生命和性情去承担圣哲留下的使命，维护发扬固有文化，从整个历史看，虽然你作的事算不了什么，但你尽了承先启后的责任。只要天理不灭，良知尚在，不限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时间，必有人受你的影响，你会遇到知音，慧命必可相续……致华常说先生受了许多委曲，好多难为你的事，我说先生读圣贤书，明人禽之别，作事是出于迫不容己的悱恻之情，他能任劳亦能任怨的。”

　　词词句句皆是知己之言、肺腑之见。真真有此夫必有此妇。真真非如此则何以为大儒之妻。且分明觉得，那是唐家另外一对“模范夫妇”，即半个世纪之前同样曾经“道义相期”的唐君毅的父母——唐迪风与陈卓仙之间的德行风范，重现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即将迎来中国文化的生机渐发。

　　唐先生身后，短居美国的唐师母“有时心情不好，沉沦沮丧”，然一旦看到灵台上唐先生的遗像，即“觉得你亦在望我，似乎在对我说话”，于是当下发了大心：“我当下即有一种跃然的心情，你说过死亡是永远不能补偿的悲痛，我要承担这应有的悲痛，我要化悲痛为力量，我要加倍尽我应尽之责任，我要向往你由责任使命感出发作事的心情……你常说苟且偷生是大大的耻辱，我亦永远记得。”

　　学问归极，到底还是“以忘生循欲为深耻”。学问之事，义理辞章固然重要，但“学问最后必要与生命合一，交相辉映，才是最高的境界”。这一点，无论之前的唐迪风与陈卓仙，还是之后的唐君毅与谢廷光，他们都将此追求写进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情感际遇。

　　三

　　对于生死大事，唐先生一直有着非常通达的看法，所谓“治病养生之事，亦当如人生其他学问事功，只当问耕耘不问收获，若有一念从结果上去想而存贪生畏死之心，即罪戾所在”。面对因为随时可能失去丈夫而未免日日“生活恍惚、情绪反常”的妻子，一向不怎么和妻子谈论学问之事的唐君毅变得“从从容容、轻言细语”，向妻子认真讲起了儒家的生死之道：生则尽其在我，死则视死如归。居恒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义以待举。若生与仁义不可兼时，则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妻子不禁向博学的丈夫请教，如何才能做到“视死如归”呢？唐君毅立即举出了“超语默”“超去就”“超生死”三个下手工夫的次第。义理所在，则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吾人能从超生死处来谈生死，则我为主死生余事也”。这场夫妇之间谈生论死的对话最后达成的现场效果，则是：“你愈讲愈有劲，兴致勃勃，我似乎亦忘去了一切如坐在春风里，心中对你有无限的敬意。”他们甚至即使是在病房外的天井走来走去，也因为“天井直通天空，游息其间”的境况，都感受到了“精神有与天地相往来之感”“任何一个地方，只要用心，都有感受，都可得益处”。唐先生更建议妻子能多读读宋明人的理学诗集《濂洛风雅》，希望妻子可以寄情于诗的境界来超越生命的苦感。

　　1978年2月2日凌晨三点半，次日即阴历十二月二十六，为唐先生六十九周岁生日，唐先生还“清清醒醒毫无睡意”，非常认真地与唐师母讨论静坐养生之法。唐先生此时不仅思路清晰，态度也实在亲切可爱，唐师母回忆：“你问我是否能够静得下来，我说有时静不下来，我就观想圣哲之像，你说观佛像最好，因佛教俯视静穆慈祥，不使人起念，若观孔子像则静不下来，因孔子像远视前方，是栖栖遑遑，时不我予的不安态度。”

　　唐君毅很可能是儒、释两教在中国交融以来，最不讳言自己有向佛之愿心的儒者之一了。他暮年与星云法师、晓云法师等新雨旧雨交往频繁，母亲逝后也以佛教的形式为之安位超度，其日记中更是频频可见阅读佛典的大量记载，甚至在早年写给谢廷光的书信中，此类发愿就已触目皆是。例如：

　　（述我的志趣的话）有一点是非说不可。就是我这个人在宗教上是相信佛学的，我信灵魂不灭，而且信净土实有，我在晚年一定要学佛。

　　我现在每想到我母亲最后要去世，我便不能想下去。我觉得只有相信佛学才可以安慰。我想着母亲一天会不在的苦痛，所以我相信佛学。而且劝母亲信佛。

　　我对于佛学是非常喜欢，觉得人在老年应当学佛，应有宗教上的信仰，相信灵魂不灭与死后生活之存在，死后的精神进步之可能……我认为这与我之入世的精神并不相悖，我觉得人应以出世的精神来入世，这样才可免除得失的心理。（《致廷光书》，分见1940年10月19日、11日，11月19日诸函）

　　这受佛教理念深刻浸润的悲心动人，实是唐君毅柔仁宽厚的儒宗本色之一。唐先生逝后，最终得陪唐先生大体入棺的，除亲人著述、孔子圣像与《论语》之外，的确还有一部《维摩诘经》。

　　我看见大慈大悲的悲字，真不禁使我悲从中来，我想他人悲自己、悲一切犯过失的众生。

　　在许多年来我常想我到世间来，只是为世间作事，我什么都不要。我赤条条的来也赤条条的去，我吃宇宙的饭我便作点工作来报答宇宙，我有取于宇宙我也把自己贡献给宇宙。

　　你看这自然界一切东西，都在把他们贡献给别的东西。这自然的美，我们之所以能感觉，即是他们把他们之美贡献给我们。自然界一切东西互相影响，互相传播其力量，即是互相施与其力量。（《致廷光书》，分见1941年11月19日、12月5日、12月14日诸函）

　　唐先生暮年甚至临终的反复自省，既是他一生一贯的由衷的谦退，也是他老婆心切对后生的悲悯的提撕：在焦灼与动荡的时代，深居神明、游心太玄乃至跳出三界，与反身入世、经纶红尘至于人文化成，因为用力的方向不同，兼顾确实不易，但“内圣外王”的先儒之教诚无虚处。唐先生正是以其临终的悠悠之叹、耿耿之念，黾勉我们要一直走在正确的大道上，他也因此无愧为迥超学界各路大名人的真正的大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