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谢璞

　　罗先明

　　《湖南日报》曾刊发一位记者的文章，将谢璞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落户洞口县比作在这儿栽下了一棵“献给未来的树”，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我第一次见到谢璞老师时，还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那天，谢璞老师从长沙回洞口县老家，去洞口二中看望他在该校当语文教师的兄长谢虎臣。我与一些同学得知后，发狂般跑去校门口，要看看大作家到底是什么样。虽仅一晤，却印象深刻。第二次见面，是1971年新春，邵阳地区举行业余文艺汇演，我作为农民业余作者（小学民办教师），写了一个独幕花鼓戏参与，有幸见到了正在邵阳地区文工团担任创作组组长的谢璞老师。自此，开始了我在谢老师身边跟班学习长达四十七年的宝贵经历，其中密切接触与交流有十六年，包括我在洞口县直机关工作的八年，以及在长沙省直机关工作的八年。后来我去北京工作，与谢老师密切接触与交流的机会少了，但每年至少有一次敞开心扉的深谈。因此可以说，我对于谢璞老师文学创作思想、成就和应有文学地位有一定发言权。谢璞老师作为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活跃于文坛的、湖南文学界公认的代表性作家，其创作活动延续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每一时期都佳作迭出。

　　1932年出生的谢璞，家境贫寒，父亲是弹棉花的手艺工人。为了谋生，父亲不得已领着家人从交通闭塞、土薄田瘦的石下江农村老家，搬到人口密集的高沙镇安家，因为那儿挣苦力钱的机会更多一点。为了让下一辈更好地谋生计，他父亲将下给客户弹棉花、织棉被积攒的零钱，全部用于孩子们念书，以至于家里人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餐肉，冬天穿不上棉衣棉裤。此等困厄境况，较之曹雪芹的“举家食粥酒常赊”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谢璞老师是旧社会苦难生活的亲身经历者。尤其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烙印的是，他亲睹了日本侵略者在“雪峰山会战”期间，将占地数里、木屋连片的高沙镇烧成一片瓦砾的惨景，由此深知国家积贫积弱、政府腐败无能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在内心深处，谢璞老师对新社会充满感情，对共产党真心拥护。他不知有多少次对我讲：没有共产党，你我这样的手艺人子弟（我的父亲是泥瓦匠），很难有出头之日。我们研讨谢璞文学创作，一定要记住他的青少年生活经历。曾有评论家说，作家一辈子都在书写自己的童年。这话不无道理。

　　光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深厚的思想感情，不可能自然而然结出文学之果。谢璞老师由一名普通的高中学生成为文学作者，自有一番艰难历练。谢璞老师的成功在于，紧紧盯住当下最紧要的社会事件，表现人们最关切的社会生活。所以在他的全部创作中，选取的都是当代题材，其代表作之一《忆怪集》，基本写的是他耳闻目睹的社会生活。当他正式融入社会实践活动时，遇上的最大之事莫过于当时普遍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一篮子酸菜》表现的就是这个内容，其主题与柳青的著名长篇小说《创业史》基本相同，该文发表在湖南的文学刊物《湖南文艺》上，顿时产生了轰动效应。那是1955年，他才二十三岁，应该算年少早熟。因为那时刊物很少，发表作品相当不易。这篇作品现在看来尽管有点粗糙，但坚定了他的创作指导思想，即“文章合为时而著”。通俗点说，写作切不可脱离现实生活，遁入象牙之塔。这是中国文化人的宝贵传统，可以从《诗经》《史记》中觅得轨迹。

　　谢璞老师始终不渝的创作原则就是坚持“真善美”的标准。他多少次对我谆谆教诲：一定要人物美、语言美、环境美，切记不要“假恶丑”。只有高中学历的谢璞老师，未经过大学中文专业的古典文学系统学习，为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他在学习古代优秀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诗词方面狠下功夫，许多经典诗篇他都倒背如流。他的书桌上常有摊开的古典诗词选本，便于随手翻阅。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古典文学造诣日益深厚，绝不低于一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水平。所以他的小说不仅人物美、意境美，语言也那般优美。

　　1957年1月，谢璞老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竹妹子》由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创作风格初步体现。全面体现他独特创作风格的，是其后发表在《长江文艺》的短篇小说《姊妹情》。在这篇小说里，你能结识优秀的新生人物，读到优美的文学语言，体会浓郁的抒情意蕴。1959年4月，他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二部作品集，即以此为书名。这一创作风格贯穿了他的写作始终，就如沈从文、周立波等人的作品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一样，这也是他坚持“真善美”创作原则的生动体现。

　　谢璞老师形成他的作品风格后，在创作道路上立即产生了新的飞跃。他于1956年下半年从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归来后，作品如井喷一般一发而不可收。省内外杂志上经常能读到他的新作。最能体现他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水平的，则是1962年3月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的《二月兰》。《二月兰》是当期的短篇小说头条，可见分量之重，它所代表的，也是当时全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这一年，他才刚三十岁。

　　《二月兰》的发表，标志着谢璞老师的短篇小说创作达到全国顶级水平，自然在全国文学界引起轰动，广大读者争相传诵，专业评论家也纷纷表示关注。1963年3月，《文艺报》发表了著名文学评论家欧阳文彬的文章《漫谈谢璞的作品》。该评论文章以《二月兰》为重点，对他此前的文学创作进行系统评论，予以高度评价。欧阳文彬用诗一般的语言在文章里说：“谢璞善于给生活插曲谱上时代的声音，把个人感情融入对集体的热爱。他到处物色足以寄托自己的热情的材料，即使他所撷取的只是生活长河中的一朵水花，现实风云中的一抹霞光，即使他所创造的只是祖国壮丽图景中的一个细部，社会主义交响乐曲中的一簇音符，总能让人感觉到我们的农村多么美好，生活多么幸福，劳动多么愉快，人民多么可爱。谢璞歌唱这一切，唱得真挚、自然而又委婉。他的歌具有抒情的基调、明快的节奏、欢乐的旋律。他唱的是新时代的田园之歌。”“他那明丽的笔墨，娓娓的叙述，仿佛阵阵清风，股股流泉……在那字里行间，跳动着久违的故乡的脉搏。而跃然纸上的湘西儿女，更免不了要勾起我遥远的记忆。”

　　只是那时没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否则，该作品肯定获奖无疑。从作品质量说，谢璞老师与同年代的全国短篇小说高手李准（《李双双小传》作者）、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作者）、茹志鹃（《静静的产院》作者）等，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也因为上述创作成就，谢璞老师深得爱才惜才的老一辈作家周立波、严文井、蒋牧良等器重，赞扬他的人品和文品。周立波曾给谢璞老师写信（原件现存益阳“周立波纪念馆”），勉励其继续奋进；严文井即以数千字亲笔长信为文，给他的作品写“序”。谢璞老师能享有这种殊荣，是他在湖南当代文学史上应有地位的佐证。

　　1962年至1966年，谢璞老师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遵循“真善美”的标准，继续按照《二月兰》的风格进行创作。这段时间的代表作，是1963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的短篇小说《织蓑女》，以及1963年在《湖南文学》连载的中篇小说《这边风雨》。前者延续着作家特有的风格，以农村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为主线。后者则从作品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有了极大升华，不单纯是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描写，还植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内容，这是谢璞老师文学创作上新的飞跃，发表后即引起强烈反响。《这边风雨》很快被湖南省花鼓剧团改编成多幕花鼓戏《牛多喜坐轿》，并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筹备拍摄电影。当谢璞老师以原著作者身份，领着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和主要演员上洞口县老家选择电影外景时，所到之处掌声雷动，谢璞老师、导演、演员被热心的村民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基于家乡人们的满腔热情，当地特地安排了一场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演员和洞口县花鼓剧团演员的文艺晚会。谢璞老师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为本地的好山好水能够搬上电影银幕激动不已。

　　《这边风雨》隆重问世的这一年，谢璞老师三十一岁，风华正茂，创作势头正盛。可惜的是，不久后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根据小说改编的花鼓戏停演，改编的电影停拍，父老乡亲盼望在银幕上见到自家好山好水的愿望落空了。谢璞老师本人则被迫中止创作，下放劳动……

　　1977年第三期《人民文学》杂志刊发了谢璞老师发于内刊《长沙文艺》的小说《荷花嘴奇遇》，这篇作品有一定新意，既不完全同于《二月兰》，也不完全同于《报春花》，而是按照“真善美”的标准做了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1978年10月，他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无边的眷恋》，收录的多为旧作，包括《二月兰》《五月之夜》和《这边风雨》等。

　　进入新时期，他重新梳理创作思路，吸收《二月兰》《这边风雨》的成功经验，扬弃某些陈旧观念，不惜推倒重来，于是有了凤凰涅槃般的《海哥与“狐狸精”》。它是这个时期谢璞老师的重要作品，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小说同样以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塑造了多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既有刚劲火辣的剖析力度，又有柔美温婉的抒情意境。读来既令人深思，又感觉荡气回肠。著名文学评论家艾斐于1986年11月21日的《文论报》发表专文，高度评价这部作品。他说：“作品的背景大，人物活，情节兀跃，细节真实，生活味浓，时代感强，笔法多变，描写细而生动，通篇充满了浓烈的感情、浓郁的诗意和浓厚的抒情气息。笔锋翔弋之处，无不楚楚动人；人物出没之际，更能撼心移情。”评论家冯放即把这部长篇小说与谢璞整个文学创作串联起来，说：“由于他的创作活动一直贴近生活，所以从短篇小说《一篮子酸菜》、中篇小说《这边风雨》到长篇小说《海哥与‘狐狸精’》，就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轮廓，清晰地勾勒出来了，使得这些文学作品具有了历史文献的价值。”我以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是对谢璞老师文学成就的准确定位。

　　谢璞老师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已有定评，他在这一领域的地位基本上没太多争议。

　　谢璞老师对儿童文学的热爱与创作贯穿着他的全部人生。他在别的文体创作方面备感压抑，于是将部分精力投身于儿童文学创作。他对我说：“儿童文学创作，最能体现‘真善美’的原则。”到了晚年，谢璞老师的重要作品是中篇小说《夜郎西舅》，延续了《海哥与“狐狸精”》的风格，发表后获得好评。此外，他还以相当多的精力，主编儿童文学刊物《小溪流》，创办儿童读物《小天使报》，足见他对儿童文学创作何等认真，视其为文学生命的重要部分。这在浩浩荡荡的文学创作大军中，颇为罕见，难能可贵。1984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血牡丹》为书名，将谢璞老师的儿童文学代表作结集出版，也是对他儿童文学创作成就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