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翻译官故事拾零

　　杨全红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特别提到“飞虎队”的故事。他指出：“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们两国共同为和平和正义而战……中国人民没有忘记飞虎队……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殊死营救美国军人的中国人民。”是的，“中国人民没有忘记飞虎队”，就在总书记作上述讲话后不久，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度公开了“中国记忆”飞虎队口述史料。相关报道表明，2016年，国图“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杨秋濛馆员采访了多位飞虎队老兵及其家属，留下一批珍贵的影像与口述史料。笔者注意到，杨馆员采访的对象中有两位华人，即多次飞越“驼峰航线”的湖南籍老兵陈科志和陈纳德将军的译电员温州籍人士马大任，这说明人们把当年与援华美军并肩战斗的中国人也看作了飞虎队的成员，而且同样没有忘记他们。温州籍译电员马大任的出现，让身为温州高校翻译老教师且参编过《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的笔者颇为兴奋，进而查找文献，以搜求更多飞虎队翻译官及其有关故事。

　　一

　　马大任，1920年出生于温州永嘉县，父亲是温州中学教员。马大任在上海就读高中，高一结束后需接受三个月的军事训练。据马先生讲，军训还没结束，日本就打了过来。读到高二，他脑子里总想着抗日，他父亲对他说：“如果继续在租界念书，你就得做顺民，不能够抗日；要是不愿意在上海住，不愿意住在日本人威胁之下的租界，你就去当难民。”对于父亲所谓要么做顺民要么当难民，马大任给出了自己的选择，他说：“我顺民也不当，难民也不当，我当兵去。”马大任几经周折到了重庆，后来考上中央大学外文系，继而响应号召参军，受训三个月后被分配到陈纳德办公室做译电员，负责把密码电报译成明码。

　　如果说马大任是心甘情愿去当兵的，西南大学外文系学生许渊冲在是否要当兵的问题上则有过“思想斗争”，他曾自我剖析道：“因为高中一年级在西山受过集中军事训练，对军队生活深恶痛绝，也有‘好男不当兵’的思想；但一想到在西山受训的同班同学陶友槐、黄文亮都已经参加了空军并且为国捐躯，他们的精神可以说是进入了天地境界，而我却还在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之间徘徊不前，怎么对得起已经壮烈牺牲了的汪国镇老师和当年的同窗呢？于是我同吴琼、万兆凤、罗宗明等三十几个同学都报了名。”

　　二

　　陈纳德将军身边有好几位翻译，而要进入这个翻译团队并不容易。黎成德，192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当年在成都一位英国传教士家里做佣人，这让童年时期的黎成德有机会跟传教士子女做玩伴儿，他因此习得一些英语口语并在心中埋下了今后要学习英语的种子，1940年，黎成德如愿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在昆明读书期间，黎成德十分崇拜陈纳德将军，机缘巧合，他居然有机会报考陈将军的翻译官，而且一考即中，面试官舒伯炎高兴地告诉他：“小小年纪，英语口语却说得这么好，你理所当然是最佳的翻译人选。”而在跟陈纳德将军简短交谈之后，将军也表示：“我非常喜欢你的率直，更欣赏你的爱国精神。如果我不选你作翻译，那一定是我的眼光有问题。”就这样，1941年秋，黎成德成功入围飞虎队翻译官团队并成为陈纳德将军的贴身翻译之一。

　　英语口语好是黎成德得以进入飞虎队翻译官团队的优势之一，这一点在黄庭耀的身上也得以验证。黄庭耀，192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县（今余姚市），幼年时随经商的父亲迁往上海，童年在上海租界度过，因此打下较好的英语口语基础，后来考取上海金华专科学校（今同济大学）金融专业。1937年，淞沪战役打响之后，黄庭耀去到重庆并应征入伍，随后被派往昆明。因为英语口语能力出众，加之还会俄、法、日、德等其他外语，黄庭耀也被遴选为陈纳德将军的贴身翻译之一。

　　三

　　上文频频提到飞虎队，它其实是个俗称，正式名称叫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英语名为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缩写作AVG。严格来说，飞虎队仅指1941年8月至1942年7月间，完全由志愿来华参战的美国飞行员组成、在中国空军编制下对日作战的一支航空部队。出于对飞虎队将军陈纳德的敬佩和热爱，加之对部队番号沿革等缺乏了解，不少人习惯将抗战期间陈纳德指挥过的部队乃至二战期间所有驻华美国航空兵部队一律称为飞虎队。不仅如此，曾经为飞虎队工作过的中国人也常被当作飞虎队成员，其实，这样的说法也并非没有道理。黎成德被遴选为陈纳德将军的贴身翻译之一，据他回忆，自己刚进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当天晚上，志愿队在给他和其他几位刚招来的翻译官换装时，陈纳德将军手捧一套军装特地向他走过去，他指着服装上的三个英文字母对黎成德说道：“小伙子，你穿上这套军装后，就是‘AVG’的一员了。你年纪最轻，英语最好，前途无量，我为拥有你这样的部下而骄傲。”陈将军不仅把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译员当作飞虎队队员而且鼓励有加，足见其人格魅力。舒伯炎和陈纳德都说黎成德的英语好，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刚才提到的“AVG”三个字母，在黎成德的手上就被演绎成了Always Victory Group（常胜之军），而这一解读也颇讨陈纳德将军的喜欢。

　　四

　　许渊冲，1921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大四时应征入伍，在译训班学习两个月之后分配到机要秘书室从事翻译工作。许先生曾有如下回忆：训练班开过招待会欢迎陈纳德上校，在会上，训练班主任黄仁霖致欢迎词，由来自中央大学的顾世淦学员译成英语。当黄主任讲到“三民主义”时，顾世淦一时不知如何英译才好，黄于是将其直译为“民族、民权、民生”，陈将军似乎没能听懂。见此情景，许渊冲借用林肯《葛底斯堡演讲》中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来解释，陈将军听后恍然大悟。对于上述表现，许渊冲称“这是我第一次在翻译工作中崭露头角”。

　　在部队服役的大约一年时间里，许渊冲在翻译上屡有上佳表现。有一次，他把“以守为攻”译作“to attack so as to defend”，得到领导好评，这让他“对翻译更有兴趣了”。又一次，陈纳德将军写了一份美国志愿航空队第一大队的战报，秘书林文奎要许渊冲当天译成中文，以便第二天送去重庆并呈报蒋介石和宋美龄。许渊冲得令后连夜赶译出来，得到林秘书的夸赞，说他译得很好，还特地补放他一天假，并派汽车送他和其他译员到云南石林游玩一天。

　　五

　　抗战期间，应征入伍的学员在经过译训班短期培训后被分配到不同的单位，包括航空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缅印战区及干部训练团等，主要承担翻译和联络任务。在实际工作层面，随军翻译官的任务主要有三类：办公室工作、训练工作和战地工作。

　　在谈及某次翻译任务时，林光民回忆说：“由于要求当晚收到情报后即译出，并立即亲送14航空队司令部，因而责任重大。规定我们三人轮流值班，每人负责一周。有时电话记录情报内容较长，等到译出、送去，回来已是午夜十一二点了。”在汤毅强看来，“随军战斗的翻译官责任特别重大”。坊间即流传这么一则故事：我军在密支那有一个团遭遇“围困”（surrounded），亟待支援，据说翻译官将其译成了“投降”（surrendered），结果可想而知，相关翻译官也受到处分。另有一次，有部队申请空投补给手榴弹（Hand Grenade），据说也因翻译不确而投去几十箱枪榴弹（Rifle Grenade）。曾有这样一篇题为“张发奎司令部突遭美机轰炸，上万军民伤亡，只因译电员译错一个字”的报道，从正文看，原来是译电员把“六甲”译成了“六寨”，进而导致相关误炸和伤亡。假如此报道为真，无论翻译官在哪个部门工作，其责任都不可谓不大。

　　六

　　从1941年到1945年，先后有四千多名在校大学生应征盟军翻译官，经过两三个月的短期培训后即开始繁重艰苦的翻译工作。外事局局长何浩若曾表示：“译员之重要，实为东亚解放战争中盟军之耳目喉舌，盟军缺少译员，几无法行动。”对于译员或翻译官，美国新闻特派员纳壮伯也曾慨叹：“他什么事情都管，什么地方都得去，为人们排难解纷，要仗着他们的机灵与矫健，克服两国人员往来中的一切困难，盟国的军官们都感觉到要是没有翻译官，事情是多么难办。”在一定意义上来讲，翻译官显然也是战士，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战士。

　　王式中，西南联大1944届物理专业学生，1943年底应征入伍，受训后被分配到航空委员会英文翻译室工作。由于工作需要，1944年初，他被派往陆空联络队担任翻译，满怀热情投身到抗日第一线，这在他看来，已然是“对日直接进行战斗了”。1945年春，王式中又被调到昆明空军第5路司令部编译室工作，主要任务是翻译司令部所获情报，然后将译文送交美第14航空队，以供安排空勤任务。根据他们所翻译的信息，第14航空队派出的飞机炸沉停泊在武汉江面的日寇商船和兵舰。对于这一翻译经历，王式中有感而发：“对照来往情报和战果报告，常常感到亲身参与了战斗。”

　　七

　　上文提到不少西南联大学生，他们在该次应征从军中之所以有如此表现，跟学校领导与教师等的建设性工作密不可分。比如，1943年11月9日上午和下午，西南联大校长、常委梅贻琦先生分别在新校舍和工学院为征调译员事两次召集学生讲话。11月12日，学校教授会更做出决定：四年级各系男生一律征调为译员。对于从军的学生，联大也从未忘记他们。该校学生翻译官黄维，在跟随部队撤离时不幸落水牺牲。两个月后，学校外文系特地为他发讣告及追悼会启事。追悼会在译员训练班举行，吴宓教授致辞，他并为黄维撰写一挽联，联云：“大勇见真仁，历劫两间存正气。亲贤兼爱众，同堂三载醉春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师生的爱国情怀以及师生间的情谊，即便到了今天，依然让人为之感动。

　　笔者发现，对于读书期间的从军经历，相关当事人都非常看重，也很珍视。以上文提到的许渊冲为例，或许正是当初在飞虎队的阅历与历练，这才成就了他后来的翻译人生；或许也正是因为此，这才让他每每搁不下那段翻译阅历，仅就图书而言，相关分享至少见诸《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1996）、《诗书人生》（2003）、《山阴道上：许渊冲散文随笔选集》（2005）、《许渊冲百岁自述》（2021）等。译者寿，许先生于2021年6月离开人世，享年一百岁。飞虎队当年的学生翻译官与许渊冲的年龄相差不多，换句话说，那些曾在飞虎队工作的如许翻译官大抵都已作古。有的人走了，可他们还活着。撰写上述纪念类小文，或也不失为延续他们生命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