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李成

　　张保真是谁？不少人已经知道，她是作家孙犁的夫人，准确地说，是孙犁“赋悼亡”后续弦的妻子。但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短短四五个年头，在1976年春即宣告结束。从此以后，人们长期不知她的去向，甚至有人说，她可能是到了美国，和女儿生活在一起。随着孙犁研究的火热，人们对她的关切也不断加深，但似乎仍然找不到她确切的消息，愈加觉得神秘，于是对她仅有的一点资料也都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其中就有我于2012年发表于《美文》杂志的一篇小文《据说我见到的是孙犁夫人》，孙犁研究专家苑英科教授就曾把其中的一段引用到了他的论著《崛然独立：孙犁纷争》和后来的《孙犁传》中。

　　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这位“据说是孙犁夫人”的张保真女士的。那已是四十多年前的1982年4月，我作为一名中学生参加了本县(桐城)召开的“文艺创作座谈会”，会上请来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给我们讲话，对我们这些业余作者提出了几点希望。她讲得很好，话题既切合实际，又有一定高度，是很有水平的一次讲话，普通话也很好听，赢得了与会者的好感与尊敬。尤其是中午进餐的时候，大家都朝着招待所的餐厅鱼贯而入，独有她站在院子里抱着双臂，含着亲切的微笑看着大家，显得儒雅而安详，加上她面貌端庄，十分漂亮，气度不凡，在一群乡下人中间真如人中之凤，仪态万方，一下子吸引了我这个中学生的目光。于是我悄悄地问站在我身旁的诗人陈所巨：“她是谁？”陈回答：“据说(他也特意用了这个词)是作家孙犁的夫人。”我听了非常吃惊，因为在我印象里，孙犁是一位乡土作家，自己也像个农村人，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具有知性气质的妻子？我不知底细，愈加觉得文坛和一些名人深奥莫测。我的那篇拙文写的就是这件事和当时的真实感受。后来，我又偶然在一本旧杂志（《安徽文学》1987年第十二期散文专号)上读到署名张保真的文章《人间惟有情难诉》，通过写自己平素的“爱树”和“种树”，来婉转地寄托自己对人间真情的感受，我认为此张保真就是我见过一面的“孙犁前夫人”，又据此写了一篇《默默此情谁诉》，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时题目也改成了《人间惟有情难诉》，并有删节)，这篇文章同样受到一些读者的关注。

　　我原本以为关于孙犁续弦妻子的探究就到此为止了，最起码在我看来是如此。没有想到，还是有穷追不舍者。今年春天，西安的一位读者忽然联系到我，自称他姓文，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热爱孙犁及其著作，对孙犁第二次婚姻始末十分感兴趣。他加了我的微信，我们聊了聊，他让我把所写两文完整地发给了他，他也转来他发表的几篇有关孙犁的文章。让我惊讶的是，他随后就根据所掌握的信息，把所有能找到的有关张保真的文章包括对于她的点滴介绍、她在安徽文艺出版社任职期间担任责编的图书和所写的文字，都顺藤摸瓜似的一一勾陈、搜罗出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只为找到张保真的下落，给世人一个确切的交代。如此执着乃至掘地三尺，令人惊讶又钦佩。他传给我看安徽省散文学会编、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选《人间惟有情难诉》书影。张保真的文章不仅用作书名且放在第一篇；接着发来的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所出《小先生》连环画封面，上面署名：“原著张保真。”我对2014年出版的《小先生》的原著作者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张保真表示怀疑，文先生说这是根据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表于《解放军文艺》上的小说(而当时张的丈夫正任此刊副主编）改编的。文先生很快又拍来了发在《解放军文艺》上的《小先生》及另一篇《找水坑》的第一页，随后还发来全文转录的电子文件。我读了《小先生》全文，才知所写内容乃是一个农村小学生帮助他的一位乡亲“三大娘”识字扫盲的经过，故事虽平常，却写得曲折生动，可以看出张保真文笔甚佳，不愧是五十年代“中央文学研究所”出身。陆陆续续，文先生又给我传来张保真担任责编图书的一些照片，有《藕和花的故事》《中国——一个家庭的命运》《寒流滚滚》《大巴山下》《花朝》《春闹集》《荒漠奇缘》《海妖的传说》《孽障》《真实性——1/2》等，《春闹集》《真实性——1/2》在当年我就曾读过，而《海妖的传说》亦曾耳闻，没想到这都是由张保真编辑出版的。与此同时，还传来两本《皖版图书评论选集》图像，里面收有张保真写的几篇书评，尤其是她为安徽人民出版社社庆五十周年所写的文章《寒暑见当年》一文颇可一读，因为从中能看到她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工作的一些情况：“我是安徽文艺出版社的一名退休编辑。初来时，它尚未建社，是当时的‘安徽人民出版社’（即现在的总社)下属的文艺编辑室，办公地点设在总社原办公楼进门处靠左的一间房里。二十余平方米的方室中已经摆了约十张办公桌，为我的到来，编辑室主任刘竟同志授意在中间两张桌子的顶端再横上一张，伸进了原本不宽的唯一的通道，从此后坐在办公室两侧的同仁便只能绕着弯，呈‘之’字形地进出。在这样密集的房子里过冬天很不错，那时的人们不知空调为何物，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电风扇，悬在室中央，正在我的头顶，每当季节需要它转动时，我受惠最多……”

　　她还说道：“我只是一名小兵，在安徽出版业的日子，以编辑始以编辑终，布衣终生，远离决策层。”“我来到安徽人民出版社是在1978年，它已存在了二十六个春秋，先行者已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础……”这就让我们对离开孙犁后的张保真的生活状况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虽然1976年至1978年这两三年间的情况我们仍不太了解)，觉得她还是合群与敬业的。

　　之后，我通过大学时代的一位师兄打听到另一位大师兄、后来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岑先生，我立即打去电话又加了他的微信。岑师兄告诉我，张保真是他的多年同事，是孙犁的前夫人，今年已经九十岁了，就住在他们所住的“书香苑”，前不久中风了，但人还清醒，由她从美国回来的女儿照料;她的丈夫是老红军(老干部)，已经去世云云。由此基本可以断定，张保真后来还真是回到了前夫身边。有资料显示：她前夫张桂，原名桂本宙，1911年生于安徽省繁昌县。1931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文学系，抗战前在北平开始文学创作，结识巴金、严文井等作家。1940年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师，曾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后调解放军总政创作室。约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与张保真结婚。后离京赴江西，任宜春军分区副政委、副书记。“文革”后，任安徽日报社副主任、中共安徽省委视察室视察员。我读孙犁的有关文字，总觉得孙、张的婚变，根本原因还在于张保真可能对前夫仍有所恋，因为他们二人育有一女，总会藕断丝连，所以最后才与孙决然分手。另外，从其前夫所用名“张桂”，也可感受到前夫与张也是存有感情的，“回归”即便不是必然也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可以设想的是，假如张不离开孙，新时期孙犁重返文坛，大放异彩，她本人可能在创作上也将有更大的成就，因为她本就有很好的文采。从这点说，我们很为之惋惜。当然，这只是假设，而历史和人生都是不能假设的。那么，离开孙的张会不会有过一丝懊悔呢？恐怕也很难说得清，真如她在文章里所说：“人间惟有情难诉。”

　　我之关注张保真，完全是因为少年时代与其有一次邂逅，聆听到她的讲话，与她同桌吃过一两次饭，又合过一次影，而因为“孙迷”文先生的追根溯源，让我翻出了当年的合影，有了这张照片，我对于这次会议及张保真的所有回忆似乎都凝集于此，那么也就不妨将这篇追寻张的确切下落的文字命名为“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祝张保真老人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