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识字忧患始

　　文/闫好丽 图/李　鹏

　　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与思索，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追求，徐复观将其概括为“忧患意识”。他认为，“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

　　“忧患”二字连用，出现于《易传·系辞下》，其中提到《周易》产生于殷周鼎革之际，是忧患意识的萌芽。

　　集体的精神追求

　　先秦时期，忧患意识逐渐成为诸子百家共同的精神追求。《尚书·周书》篇流露着周公、召公对家国的“无疆之恤”；《诗经》中出现了“忧心忡忡”“忧心惙惙”等表达；《论语》则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在忧贫与忧道之间，君子当坚守道义立场，忧国忧民忧天下。

　　超然物外的庄子，也发出了“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的喟叹，孟子更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终极命题——忧国忧民的意识内化为传统知识分子的集体精神品格。

　　百姓疾苦挂心上

　　汉朝文人往往通过奏疏抒发对百姓疾苦的忧虑。东汉刘陶曾劝皇帝“听民庶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要倾听民众的呼声，忧百姓之所忧；魏晋时期诸侯争霸，三曹、建安七子的诗歌创作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刻揭露，凝结为“结言端直”“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成为后人追慕效仿的文学典范。

　　到了唐朝，诗圣杜甫“平生一饭不忘君”，“三吏”“三别”《北征》《悲陈陶》等诗，对安史之乱中百姓流离的悲惨景象有细致描写；中唐时期，张籍、王建的“张王乐府”继承汉魏乐府传统，关注黎民百姓的疾苦与女性的命运。

　　中唐政治黑暗，老农辛苦耕种的三四亩山田所收获的粮食全被沉重租税收入官仓。粮食在官仓中腐烂，而老农家中只剩下锄头和空屋，儿子只能上山采橡实果腹，而富商的船中珍珠百斛，连船上的狗也常年吃肉。诗中场景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极为相似。

　　赵宋王朝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使得宋朝文人的淑世情怀更为强烈，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超越个人利害得失的忧患意识；陆游写下“杜门忧国复忧民”，反映着宋朝士大夫的集体价值取向。

　　躬身为民奔走忙

　　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也凸显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中。苏轼在“乌台诗案”后心灵遭受重创，但依然在写给李公择的信中坦言：哪怕屡遭贬谪，也不忘为百姓发声，替百姓做事。密州出现蝗灾时，苏轼上书请求朝廷赈济，同时向老农请教经验，采取各种措施防治蝗灾。杭州发生瘟疫，苏轼作为知州坚守一线，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官办民助医院“安乐坊”，用来集中收治隔离病人。

　　明朝的王阳明不仅是心学创始人，还曾领兵打仗，从政期间打击官员贪污之弊，积极赈灾救荒。他探索新的粮食储蓄机制——“以商养粮”，新建预备仓用于改善民生。

　　如果说明朝以前“心忧天下”是君子的责任，那么顾炎武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则将对天下的责任担当推及每一个国人。这句话后来被梁启超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晚清救亡图存的口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