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曼：活出灵魂饱满的自己

　　师者的“勋章”

　　2002年，从北大历史系博士毕业后，蒙曼回到母校中央民族大学，成了一名教师。

　　第一学期，学校为她安排了三门课，蒙曼每天备课到凌晨，有时竟不觉“东方既白”。尽管卷帙浩繁的史料已烂熟于心，但她不想只当一个历史的“搬运工”，她一直记得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说过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她希望埋于“故纸堆”里的历史能鲜活起来，立体起来，生动起来，以一种更普世的价值，呈现出为当代青年人所能镜鉴的意义。

　　历史的天空有上下五千年的沧桑与凝重，有改天换地的慷慨激昂，但亦有积淀无数的哲思与智慧，她希望能在纵横捭阖间，也在举重若轻中，去引导学生触摸历史的脉搏，去感知文化的力量。

　　“我在教案上精心标注，这个地方我要讲一句什么话学生们爱听，那个地方要说一个什么笑话大家会笑。”为了达到最佳教学效果，她甚至给同宿舍非历史专业的朋友试讲：“看见她笑了，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成了。”

　　因此，她的课堂语言不佶屈聱牙，不故作深沉，学生听她的课轻松愉悦，却受益匪浅，但没人知道那些妙趣横生的“梗”都是她殚精竭虑琢磨出来的，所谓“游刃有余”，也是对着镜子一遍遍练出来的：“临场发挥有，但不能全指望临场发挥。”

　　对蒙曼来说，在教室里讲课和在电视上讲课差别不大。对于一个认真到近乎自虐的师者而言，她想让自己的每一次登台都争取达到“万无一失”。最初上百家讲坛，每讲一集之前，她都要将父母当成观众去排练，哪怕录制前夜才写好详案，也要赶在凌晨四五点钟先给父母试讲三四遍，然后才敢出门。一个能将学生与观众的认可当作“勋章”的人，没有理由不虔敬于业。

　　在这一点上，蒙曼与父母如出一辙。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除了市区和县城中学有英语课，乡下的中学基本上是没有英语教师的，这意味着当地学生高考要比外地学生少一门课的分数。蒙曼的父母当年作为天津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高才生，被紧急抽调去培训乡村英语教师。

　　父亲到了乡下后，因为喜爱文学，转成语文老师。在蒙曼的印象中，父亲讲课潇洒至极：教古文时，从不带课本，在很多人看来仿佛是“天书”的文言文，他每次都是得心应手地背着讲，背着写。

　　父亲无疑是博闻强识的，但“课下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只有他自己知道。而这种对教育、对学生尽职尽责的态度，也深深影响了我”。

　　那时没教材，蒙曼的父母就自己编教材，一天八节课，学生们都是乡下中学的代课教师，他们从最基础的ABC学起，学半年回去教初一，一年后再回来学初二英语，再一年学初三英语……五年轮训了五期。

　　妈妈一天假都不敢请，因为觉得“一节课也耽误不起”，甚至牙病犯时仍坚守着她的“阵地”：用水桶里的凉水漱口，稍加镇痛后，继续讲课。

　　每天回到家，母亲都累得躺在床上无法动弹。学生离开的时候，因为舍不得老师，哭成了一片。“我们县的英语师资就是从这些人开始的，他们改变了学生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多年后，他们是各个岗位的佼佼者。有时候想，真应该给我们家老太太树碑立传，但她不图这个。”

　　后来蒙曼在《魅力中国城》做嘉宾时，尽管她只需做文化方面的点评，却将各个城市的全部信息，包括历史、旅游、生态乃至水文等情况都了解殆尽。即便如此，她仍然认为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赶不上父母那一代人”。

　　她讲活了历史课

　　高中毕业后，蒙曼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在选择专业时，蒙曼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历史学。在那个年代，历史专业并不吃香，在经世致用方面被很多人弃之如敝屣，但蒙曼坚信历史学在帮助人类理解社会并展望未来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她勇敢地踏上了这条充满挑战和孤独的道路。

　　本科毕业之后，蒙曼被保送为本校的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后，蒙曼并不满足现状，最终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在读博期间，可以说整个北大图书馆的历史文学类书籍，都被她读遍了。

　　“我白天喜欢睡觉，每天大概晚上9点钟去读书，一般看书到两三点再回宿舍。那里有茶水、点心，我就像小耗子一样边吃东西边看书。那里的电脑网速很快，可以下载任何想要的资料，甚至可以打印、复印，也没人防着你，担心干一些乱七八糟的事。这就是我在北大求学时的经历，特别自由，也让每个人自由发挥。”

　　提及两所大学对她的影响，蒙曼充满感激：“民大给我更多的是美美与共的家国情怀，北大带给我更多的是追求真理的热忱与敏锐。”

　　博士毕业后，蒙曼回到了母校——中央民族大学，开启了自己此前无限憧憬的历史讲师之路。

　　为了抓好课堂“主战场”，蒙曼总是苦心孤诣地将那些掩盖了厚厚尘埃的史料，变成了一个个别开生面、引人入胜的故事，她也总能在白云苍狗的历史长河中，打捞出逝去的真相，让王朝的兴衰更替、政治的刀光剑影，以及人类群星闪耀的灼灼华彩，无数被湮没的生命之殇一一呈现……

　　蒙曼曾说，其实历史并不是史书上一个个冷冰冰的句子。当你仔细研读，拨开历史迷雾，揭开古人的爱恨情仇，就会发现每一个句子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简短的篇章便是他们的一生。因此，她看得见帝王将相烜赫一时的功业，也能着眼于贩夫走卒风尘仆仆的身影；她能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辨得失之道，也肯在稗官野史的缝隙中一窥那些被隐去的面容。

　　在学生们眼里，蒙曼努力地不让历史变成“流水账”，更避免自己成为“老夫子”，以至于“陈旧迂腐”“面目可憎”。在中央民族大学有这样的“传言”：“历史系有一个小眼睛、小个子的女老师非常会讲课，堪比评书。”所以，慕名听课的学生纷纷前往。为了能听到蒙曼的课，学生们常常把教室和走廊挤得水泄不通。

　　为了追本溯源，蒙曼也经常带领学生走出去，通过参观博物馆或者历史遗址，让他们亲身感受课本中所学的内容。

　　在中央民族大学授课多年，她一直对自己的教职心存敬畏：“我永远要备课。有的课讲了17年、18年，我也必须得看。而且只要是学生换了，我那教案就得换。我其实也希望学生看到我的进步。”

　　爆红后，仍怀平常心

　　2006年，北大教授孟宪实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玄武门之变》，随后，他便向编导魏学来推荐了蒙曼。魏学来于是专门驱车来到中央民族大学听蒙曼讲课。两天之后，蒙曼接到了《百家讲坛》的试讲邀请。

　　当蒙曼来到节目组的录制现场试讲时，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她第一次对着镜头讲课。在央视的舞台上，在庞大的“评审团”面前，蒙曼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和在课堂上一样挥洒自如。魏学来如觅沧海遗珠，当即就决定一定要邀请蒙曼来录制《百家讲坛》。

　　当节目组对她说节目的理念是要“架起一个学者跟大众之间的桥梁”时，蒙曼“就觉得它和我的理念是一致的”。

　　蒙曼成为《百家讲坛》的讲师后，希望能带领更多的观众走进历史的深处，去探幽索微，于是，她采用了一种说书人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先抛出一些谜团，然后再叙说故事，拨开迷雾，揭开谜团。

　　当历史的面纱被层层掀开后，人们往往惊诧于那些血雨腥风、波诡云谲背后的残忍与荒谬、凄凉与悲壮。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解读中，她绝不陈陈相因，而是另辟蹊径，在时代与政治、道德与权谋的宏阔背景下，在两性之争的冲突与肇因中去发掘蛮力和文明的衍化，去还原那些被误读了千年的经典，去聆听历史黄钟大吕般的回声。

　　在接续孟宪实对《贞观之治》的讲授后，通过对武则天，这位历史上最富争议的女性政治人物的精辟解读，蒙曼一战成名。

　　当蒙曼在《百家讲台》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时，她却表示：“我讲的时候什么也没想，就是觉得这是一个课堂，哪有老师不喜欢课堂的？”随后，她又四次登坛，陆续主讲了《太平公主》《长恨歌》《大隋风云》《唐玄宗与杨贵妃》。

　　观众们惊讶于她对历史令人耳目一新的诠释，“发前人未发之覆”，却不故弄玄虚，独树一帜又气象万千，让人畅享知识与思想的双重魅力。蒙曼的加入，将《百家讲坛》的收视率一举推至央视第一，她也因此成为该节目的风云人物之一。

　　后来，蒙曼又接连参加了多档央视的节目，比如《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并成为常驻嘉宾，始终致力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知名度迅速提升，蒙曼却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做了一些事情，别人喜欢你，你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名人。但是名人和人名一颠倒，这个人就变了吗？不可能的，你得知道自己是谁。”她认为，人最重要的不是外部环境的加持，而是对自我的认知。在蒙曼看来，人生不可能永远是高峰，也不可能永远是低谷，平常心是面对一生的最好的姿态与心态。“顺风顺水也能走，逆风逆水还能走。历史教给我们很多看问题的方法，不要只看一时一事，也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蒙曼说。

　　活出灵魂饱满的自己

　　1975年出生的蒙曼今年49岁，仍在享受独身的乐趣。当央视主持人朱迅问蒙曼为何至今未婚的时候，蒙曼说自己“还没有碰到生命中的那个人”。

　　被问及“如果不计较理想与现实的话，你最想嫁给谁？”时，蒙曼微笑地说出了一个令所有人皆瞠目结舌的答案：“孙悟空！”

　　孙悟空作为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核心人物，不仅是一位盖世英雄，更是中国文化赤胆忠心、疾恶如仇、机智勇敢的形象折射。他不完美，瑕瑜互见，但足够真实坦荡，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这个神话传说里的人物承载了蒙曼心目中对伴侣的想象。

　　虽然至今未婚，但她并不排斥爱情，在她看来，“爱是可以使人升华的”。期待而不等待，让她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蒙曼也曾被父母催婚，也曾被周围热衷于对他人的生活指指点点的人质疑过，但直到今天，她依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值得一过的人生。

　　蒙曼曾说，女性在历史上处于一个被凝视的困境。今时今日，女性仍远未脱离被凝视、被规训的处境。在刻板的理念框架之中，在统一的“社会时钟”节奏里，许多女性在被动之下，也在主动选择之中，活成了“千篇一律”，活成了一个个标准的“样本”。但也有人逆流而上，踏上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前阶段热播的《新闻女王》中，Man姐文慧心的扮演者佘诗曼，在谈到婚恋问题时，也表现出难得的洒脱与通透：“我觉得当代女性的人生命题不只是婚姻和恋爱。当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足够丰富、稳健的精神世界时，那么它的支持系统必然是多方面的，而不必倚靠某一方面的供给而独撑，就像一棵大树，向上生长，向下扎根，如此，亭亭华盖，只擎碧空。

　　其实，命运的最大遗恨，从来不是孤俦寡匹，不是老无所依，而是从未活出一个灵魂饱满、和洽的自己。

　　◎文/荠麦青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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