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一”的際會

　　七月二十一日，大暑，熱得很，人民大學道德爆雷，學生舉報先生，添一輿論熱點，熱上加熱。自尼克松“水門事件”後，世界輿論界便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慣例，凡醜聞皆以“門”名之，那就把這事稱作“乾爹門”吧。

　　雷，是“七二一”這天爆的，這使我聯想到了史上的另一個“七二一”，一九六八年的七月二十一日，毛主席作了一個關於教育改革的批示，史稱“七二一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七二一指示”，一百個字裡好幾個亮點，其中最顯眼的亮點就是“工人農民”四個字，後來的“七二一大學”“工農兵大學”等歷史存在，就是從這四個字中衍生出來的。至於高幹子女算不算工農兵，這在邏輯上不難解決。

　　我對此一“指示”的亮點聚焦，有點與眾不同，我關注的是“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一句，這話的言外之意，文科大學辦不辦兩說著，可能辦，也可能不辦。

　　文科該不該辦居然會成為問題！難道一個國家還可以不辦文科大學？三千年中國學術史，那可是只有文科這一個學科的，難道如今要走了另一個極端，只要科學不要人文了？

　　當然，這問題歷史似乎已經給出了結論，如今中國的大學不但有文科，而且是大辦特辦，文盛理衰，陰陽失衡，培養出了大批街道辦的臨時工、送外賣的碩博生，同時，也出了王貴元這樣的壞蛋教授。正是這位文科教授製造的新聞，使我聯想起了“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一句，從而把事隔五十六年的兩個“七二一”在邏輯上連結了起來。

　　可以想見，若這“乾爹”不是搞語言文學的，而是一位為國家發明出了糾纏光子晶片的大專家，人們肯定會對之寬容得多：乾爹就乾爹吧，多大點兒事呀。然而對這位文科教授，看這民憤。

　　民憤的背後可能藏著一個問題：養他何用。確實，假如沒有文科大學，中國語言文學這一行就沒人玩了嗎？就會停滯不發展了嗎？喜好這一口的人就無書可讀了嗎？回想中國的三千年學術史，是這麼回事兒嗎？人文精神、人文思想、人文學術，原本無須用大學去" 盆栽" 的，只要社會人人有飯吃，人文人才自會冒出來，學術市場自會自發形成。然而如今有了大學，卻把這“吃飽飯- 讀好書”的邏輯顛倒了過來，變成了“讀好書- 吃飽飯”，而一旦讀書、教書成了飯碗，成了謀生的門徑，氾濫成災就是必然的了，壞蛋教授就孳生出來了。

　　有人可能會說，像經史子集一類傳統文科，也許是這麼個理兒，可那些先進的西洋社會科學，僅靠民間自發的力量恐怕難以即解即授即學，還得靠大學的機制才行。

　　恰恰相反！說到社會科學，文科該不該辦的問號其實更大了。若說玩經史子集不必辦大學，那還只是個“計劃學術”還是“市場學術”的制度形式選擇問題，而玩社會科學，不但有制度形式問題，還有學術內容問題，有個該不該學、學什麼的問題。

　　社會科學自稱也是“科學”，也是辨理之學，其實，它辨理的功能遠小於煽情的功能，其科學的性質遠小於意識形態的性質，一個有力的證據是：社會科學並無實用技術價值。

　　自然科學之所以是科學，原因之一是它有個技術“兒子”，其榮耀，相當程度上就來自這“母以子貴”———飛機大炮原子彈，是根據科學理論造出來的。而人類的社會生活方式，沒有哪個是社會科學發明的，也沒有哪個需要依賴於社會科學的指導才能運轉。法院、議會、軍隊、企業、貨幣、銀行、交易所、人民公社、生產隊……，所有這些東西都是歷史自己創造的，社會科學只是跟在後面做出自己的理論解釋而已。

　　“解釋”這玩意兒，那可就靈活多了，我想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我想怎麼煽情就怎麼解釋，我想怎麼實施我的意識形態戰略就怎麼解釋。理解了社會科學的意識形態本質，就不難理解社會科學進口的文化風險。大洋彼岸的學術出口商真正想賣給我們的，是希望我們呑下的那些社會科學毒品。人家的“文化仙丹”———民族主義、國家至上、團結至上、愛國精神、尚武精神，我們是買不來的。若把這些東西賣給你，你學了去，變強大了怎麼辦？西洋人會去做這種“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傻事嗎？從今天西洋的學術體系中，你能正面看到“國家利益至上”這樣的學理嗎？看不到的，藏著哪。而它正是主導著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全面的根本思想大綱。人家賣給你的“社會科學”，自由民主、人權法制、市場經濟、發展進步、普世價值、現代性，都是些“學術化妝品”，而我們卻把這些東西買來當“文化內服藥”吃下去。

　　有人或許會問，文明進步、和平競賽、普世價值這些東西，洋人發明，洋人搬弄，洋人宣講，要說是毒藥，那也會毒著他們自己呀？

　　毒不著的。他們在文化上有抗藥性。生存競爭意識，民族自豪精神，國家團結精神，國家利益至高無上的精神等等，是西洋社會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而他們掛在嘴上的那些文明進步的漂亮話兒，那些普世價值的“學術細菌”，是毒不著他們的。近年來在中國流行著一本美國書，《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戴蒙德寫的，其中就講到了這樣的歷史事實：西洋人身上攜帶著的病菌，毒不著他們自己，因為他們在自己國家的長期生活中早已形成了抗體，但當他們來到美洲新大陸時，卻把那裡的土著人毒殺了百分之九十五，因為土著人體內對這些細菌沒有抵抗力。西洋社會科學向中國的傳播，就是這麼個道理，“社會科學出口”就是它的精神細菌戰。當年用物質細菌戰殺美洲土著人，今天用精神細菌戰殺中國人。

　　再打個比方。中國人有句俗語，“棍棒底下出孝子”，千百年來，沒人說這是句壞話，更沒見父母們在這句話的鼓勵下把孩子們都打死。為什麼？因為這句話的本意並不是鼓勵著人們去放手打孩子，而是勸說著人們不要太溺愛孩子。在愛孩子的人性基因面前，這句話是進不了人類的精神世界中的，嘴上說說而已。有些父母也許會為了教育孩子而強忍著自己的愛欲而理性地實踐一下這句話，那會傳為佳話的。然而，假如這個世界上另有一種人，它沒有這樣的人性基因，它不愛孩子，那麼，“棍棒底下出孝子”這句話對於這種人類就是可怕的精神毒藥，它會製造出嚴重的社會災難。

　　把這個比方代入今天的現實世界，把愛孩子代換成愛國家，把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觀念代換成普世文明進步的觀念，那麼，在“西洋人愛國，中國人不愛國”的文化條件下，同一個“文明普世史觀”，對於西洋民族只是“學術化妝品”，對於中國則是實在的精神毒藥。

　　建一批大學，養一群教授，專門從事此類社會科學毒品的進口，比當年用白銀買鴉片還愚蠢。

　　可見，大學需不需要辦文科的問題，遠非僅是個“計劃學術”與“市場學術”的關係問題，而是事關國家文化安全的大事，不可不察。從這個意義上，再回頭看“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一句，其思想蘊涵就深不可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