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拯救算法的囚徒—我们

　　撰文／黄湘

　　2024年5月，网名“菏泽树哥”的郭有才因翻唱《诺言》火遍全网，数日之内涨粉千万，成为现象级网红。山东菏泽也因此成为全国网红蜂拥而至、争相打卡的城市，一度导致交通堵塞、网络拥堵。事实上，像郭有才这样被流量砸中，一夜爆红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其背后推手不是别的，正是抖音平台的算法推送。算法无处不在。它们向我们推送文章、音乐和视频，预测并建议我们在敲击键盘写句子时使用哪些词汇。算法超越虚拟世界，直抵物理空间，影响着我们倾向于去哪家店铺购物或是去哪里度假，从而以病毒式传播的力量塑造了网红店、网红景点乃至网红城市。

　　《纽约客》特约作家查伊卡在《过滤世界：算法如何使文化扁平化》一书中，将社交媒体的算法称为“过滤世界”（filterworld），这些算法规定了我们的视听内容，以及饮食、消费和旅行的地点。

　　2016年，查伊卡曾在时尚杂志《Verge》发表文章，提出了“airspace“的概念，意指随着民宿出租网站爱彼迎（Airbnb）的兴起，遍及全球的酒店大堂、咖啡馆和公寓开始在装潢设计上趋同，都采用了极简主义的美学风格，旨在吸引在全球各地流动的中产人群，从而造就了“无摩擦的物理空间”。

　　“无摩擦”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2005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一书中提出的关键概念。在弗里德曼看来，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无摩擦”的全球化世界，在开源软件和工作外包的推动下，资本和文化可以在其中自由滑行。“无摩擦”既是互联网的固有特征，也是其主要优点，因为它意味着平等的机会。但是在查伊卡看来，“无摩擦”却是平庸乏味的代名词，“airspace”将物理空间变成了同质化且具有炫耀性的产品，不啻美学灾难。

　　查伊卡对于“过滤世界”的论述也延续了对“airspace”的批判，只是将锋芒从现实世界的地理空间转移到了数字世界的算法空间。

　　所谓算法，是指互联网平台的算法推荐引擎。这些引擎使用用户创建的数据—听过的歌曲、关注的账户、点赞的视频等—作为输入，为用户提供有可能符合其兴趣的额外内容，旨在尽可能地让用户留在平台上。换言之，算法的目标是追求数字上的“更多”—让用户在应用程序上花费更多的时间，累积更多的浏览量，点击更多的广告，从而销售更多的产品，为控制平台的大型技术垄断企业赚取更多利润。

　　在社交媒体发展初期，内容是按时间顺序排序的。大约在2015年左右，Facebook、原Twitter等平台开始将其信息流从按时间顺序排序变为按算法排序，改变了过滤和向用户推荐内容的方式。平台通过算法推测哪些歌曲、图片或视频最有可能让用户不移开目光，以求最大限度地占有用户的注意力。

　　在这种环境中，接受算法推送内容的用户其实处在被动的地位。例如，一位用户可能对商业大片并不感冒，但是平台的算法将某部大片置于针对他的推送内容顶部，这样他就更有可能点击它。一旦该用户点击，这个“选择”就被算法记录下来，接下来向他推荐更多的商业大片。

　　算法推荐的内容最终是同质化的。用户可能会在推送中看到不同的东西，但它们会越来越趋于只是同一类型之中的不同。通过这种反馈循环，算法会奖励和优先考虑一些内容，埋没另一些内容，从而无形中构建了一套模板，为了让内容不被埋没，创作者必须将其作品削足适履，满足算法的模板。查伊卡写道：“在算法文化中，正确的选择总是大多数其他人已经选择的。”

　　2018年，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提出了“算法焦虑”的概念，用来描述在民宿出租网站爱彼迎上列出房源的房东们的焦虑：这个平台的算法在向潜在客人展示房源时会优先考虑哪些因素？他们应当如何提高自己的房源被推荐的机会？对于房东们来说，爱彼迎的算法是直接影响他们收入的复杂方程式，但其运作方式是神秘的、不确定的，从而引发了挥之不去的不安情绪。

　　事实上，任何一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的用户都不得不承受算法焦虑的困扰。对于用户来说，算法永远是神秘的。在平台将信息流按算法排序而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序的情况下，它们对不同的用户具有不同的显示方式，用户无法了解其他人在某个特定时间看到了什么。在用户和算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关系，用户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具有不确定性的算法，否则发布的内容就会被悄无声息地湮没。

　　1964年，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出版了媒介文化理论的开山之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他在书中指出，媒介并非仅仅是一种传输信息的工具，媒介就是信息。诸如电视、广播和报纸之类的平台不是信息的中立容器，它们把自己强加给公众，它们一行一行，或是一帧一帧地，将世界塑造成它们自己的形象。

　　与电视、广播和报纸相比，互联网是更加极端的媒介。在互联网时代，各类文化产品都需要适应平台的算法以谋得生存。在当今美国，书籍的销售依赖于在社交平台TikTok的子社区BookTok上的影响力，电影票房依赖于短视频片段的传播能力，歌曲则依赖于Spotify的算法推荐。很多国家的情况都与之类似。这是一种实时数据的暴政，如果文化产品没有赢得算法的青睐，就会被埋没。

　　算法也因此侵蚀了文化产品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品位。品位本应是个性和流行时尚的结合，但是现在互联网平台的算法完全迎合大众的选择，其模板是基于大众趣味的“最低公分母”。以BookTok上的书籍推荐为例，在这种环境中，获得病毒式推广的书籍与其说是有待阅读的文本，不如说是值得购买的生活配件，是身份的视觉象征。

　　查伊卡属于伴随着互联网的成长长大的一代人，十几岁时发布了自己的博客，并加入了戴夫·马修斯（Dave Matthews）的另类摇滚乐队的粉丝论坛。上高中的时候，他在夜间开车时听本地独立电台，从而发现了他最喜欢的爵士乐之一—科尔特雷恩（John Coltrane）的《我最喜爱的事物》（My Favorite Things）的完整版。

　　查伊卡表示，如果他当初是在流媒体音乐平台Spotify上听到这首歌，他永远不会爱上这首歌。他怀疑Spotify的算法甚至不会推荐这首歌，因为它太长了；即使Spotify推荐了，他也不会像听本地独立电台那样获得科尔特雷恩的详尽信息，因为Spotify界面不会像独立电台的唱片骑师（DJ）那样提供歌曲的背景信息。他认为，选择歌曲的人让他产生了对科尔特雷恩的兴趣，而这是互联网平台的算法推荐所无法做到的。

　　查伊卡强调了“文化守门人”的概念。长期以来，博物馆策展人、杂志编辑、唱片骑师、书店员工等负责担任文化守门人的角色，通过分享他们的想法和偏好，为社会制定文化品位的标准。以博物馆策展人为例，查伊卡指出，将一件物品摆放在另一件物品旁边，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行为，可以呈现出深刻的观念和主题。而算法无法模仿策展人通过摆放物品来构建和呈现主题的能力，其推荐内容缺少具有深度背景的相互关联，只是为用户提供即时的、碎片化的阅读和观看。这使得用户难以构建有意义的主题。

　　然而，互联网平台的算法如今成了事实上的文化守门人。算法业已统治了从视觉艺术、产品设计、歌曲创作、舞蹈、城市规划、餐饮、时尚等各个领域，结果就是文化普遍的扁平化，往往是最没有意义的文化产品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推广。换言之，算法将传统上需要精致培养的品位简化成几个容易量化的数据点。这种简化随后迫使电影、书籍和音乐等文化产品的创作者适应算法系统的逻辑和压力，从而导致创意枯竭。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在当今世界，很多人已经无法摆脱对于算法的心理依赖。查伊卡采访了一位年轻女性，她的品位完全由Pinterest和Instagram等平台的算法推荐内容所塑造，以至于她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喜欢那些她所追逐的东西。查伊卡指出，这体现了算法的“过滤世界”，越来越多的公众正在不由自主地沦为算法的囚徒。

　　那么，应当如何从算法的过滤世界中拯救文化呢？查伊卡建议，应当从两条途径着手。

　　第一条途径是针对那些控制互联网平台的大型技术垄断企业。在美国的语境里，查伊卡认为，这意味着需要推翻《通信规范法》的第230条款。《通信规范法》制定于1996年，其第230条款规定，互联网平台用户发布的内容不应该被视作平台行为，亦即授予互联网公司“豁免权”，使其免于对第三方在其平台上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该条款被很多人视为互联网的法律支柱，如果没有它的保护，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产业。

　　然而，近年来，美国社会要求推翻或是至少修订第230条款的声音日渐高涨。最高法院大法官卡根（Elena Kagan）表示，这是一项在互联网的算法推荐引擎出现之前制定的条款，需要认真探讨它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于算法出现之后的世界。

　　查伊卡辩称，一旦互联网平台使用算法来决定以什么顺序向用户显示信息，它就不再只是一个信息传输管道，而是相当于一个出版商。今天的互联网平台应该受到类似于出版商的监管，而不是继续对内容拥有豁免权。

　　另一条途径是每个人重新获得建立自己品位的主动权，而不是任凭算法摆布。培养品位很重要，不是因为某种形式的文化明显比另一种更好，而是因为那种缓慢而谨慎的过程是发展自己身份和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如果缺少了这个过程，你确实会变成算法认为你是的那个人。

　　这需要作出个人选择，自觉搜寻有价值的信息。例如，你可以为自己编制一个喜爱的歌单；可以去一家老式唱片店发现自己未曾听说过的歌手；可以去小众博物馆参观展览，与艺术品静静相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自己搜寻来的信息会积累成一种品位，最终成为自我认知。回到前文提及的“摩擦”概念，“摩擦”就相当于从老式唱片店而不是从平台播放列表中发现最喜欢的乐队所需要付出的一番辛苦，正是对“摩擦”的寻求，才保证了文化的有机发展。

　　显然，这条路径离不开专业的文化守门人的参与和守护。正如微信公众号“熊阿姨”在一篇关于北京小众书店“豆瓣书店”（与豆瓣网无关）的文章里所说的，这家门脸狭小的书店充满了从各个出版社、批发商那里淘来的，质量极好的非畅销书，因为老板作为职业选书人，能够慧眼识珠，超越算法和大数据的统治。

　　查伊卡在本书中援引了已故人类学家格雷伯的一句话：“世界的最终隐秘真相是，它是我们创造的，而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创造它。”算法的过滤世界来自社会公众的创造，而社会公众也完全可以挣脱算法的束缚，从过滤世界中拯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