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韵谐趣今犹在

　　八角鼓学问大

　　京腔京韵自多情，要说在北京这地界能够扎下根儿，并枝繁叶茂，历经百年仍旧拥有着“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可谓都有自己的“硬”功夫。曾几何时，认为鼓书小曲这一表演形式本就是北京市井的产物，那接地气的唱词儿，从生活里来到生活里去。然而，它的起源却凿凿实实是从皇家里来到民间而去的。

　　先说这伴奏乐器，八角鼓的前身为八旗军鼓，以木为框的小鼓儿拥有着规矩的八个角儿，上蒙蟒皮，木框嵌铃，下坠红、白、黄、蓝四色穗子，不难理解，这样的规制与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正红旗，以及后来增设的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和镶白旗有着直接关系，正可谓“八旗四色”。

　　顾名思义，八旗军鼓势必与兵丁有关，相传此种表演形式出自乾隆年征战金川凯旋而归的战士们自娱自乐的内容，而后逐步拥有了专门的演出乐器、演出方式以及唱本、曲式。演奏时，唱者一手击打鼓面，一手摇动鼓身，伴着铃声还有一人唱着乐曲。别以为这就足够了，还有“伴舞者”陪伴左右，只不过这舞者多以滑稽形象出现，逗得满场欢笑。

　　如今的单弦正是由此演化而来，三人的演出得到“精简”改为两人，使得观众的聚焦程度得以提高。还有说这逗笑的“伴舞者”另立门户，则是如今相声的逗哏者的前身，一捧一逗便是由此衍生而来。

　　源自八旗，自然最先的传承也是由满族内部而发端，“满洲调”的韵律被八旗子弟巧妙运用，再度创作、再度发展，因此也就有了“清音子弟书”之名。作为第五代铁帽子王庄亲王绵课之子，奕赓虽然没有当到铁帽子王，但作为宗室子弟，1831年奉命入宫，担任三等侍卫。就是在这一期间，他创作了《侍卫论》《老侍卫叹》《少侍卫叹》《女侍卫》《侍卫琐言》等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宫廷侍卫的真实生活以及心路历程，同时也有很多佳作成为子弟书，通过多以七字为一句的模式，押韵且规矩，得到广泛流传，不得不说，无论是何种艺术文学载体，都为后人了解宫廷生活，尤其是从侍卫这一特殊角度，提供了重要文史资料。

　　因为朗朗上口，又因题材多贴近生活，这样一种“八旗”表演艺术得到了广泛流传，又与汉文化、文学融合，诞生了《西厢记》《白蛇传》《聊斋志异》等更为民间所接受的题材内容，让“八角鼓”形成了“全面开花”的繁荣发展。

　　“干什么吆喝什么”，这八角鼓的火爆一定会带起一干“粉丝”团体，从听到唱，从唱到演，无一不试，无一不精，对于此类“粉丝”曾经最为统一的称呼必是“票友”，对于“粉丝俱乐部”也有一个名字——票房。

　　可以想象，由满族而生的八角鼓，同族票友定是圈子里的翘楚，而对于这些拥有对外演出能力的八旗票友，官方也有统一管理，只有颁发了“龙票”者，才可应邀登台演唱，或许在其中也有些怕这些八旗子弟“玩物丧志”的目的。

　　在众多票友中贝勒载澂当属翘楚，而由他担任“把头儿”的“赏心悦目”票房，更是名声在外。作为恭亲王奕䜣的长子，最初被封为辅国公，而后晋贝勒加郡王衔，官拜正红旗蒙古都统的载澂占尽了先天优势，他打小聪明伶俐，对诗书十分精通，并痴迷八角鼓。正因为爱之深，所以把票房直接设在了恭亲王府后花园戏楼南小院。有了梧桐树，不怕招不来凤凰，“赏心悦目”票房正可谓高朋满座，迎来众多皇室宗亲的脚步。此外，家境殷实的载澂所创建的票房，必定有着雄厚的“家底”，当时“赏心悦目”子弟八角鼓票房一切的表演用品应有尽有，参与者还有专门的演出服装。加之票房演出形式囊括“鼓、柳、彩”，如清音大鼓、岔曲、琴腔、逗哏、马头调、拆唱、古彩戏法等丰富的表演形式，深受各界追捧，正可谓名声在外，赢得了“京城第一票”的美名。

　　这一“京城第一票”不单自娱自乐更走出了王府，这样的走出去，在当时被称为“走局”，据说庆王府、那王府等均有他们的脚步。这样的“走出去”，不仅将曲艺形式推而广之，无疑也在推动更多人、更多表演形式在实践中的发展演变。尤其是民国时期，这些八旗子弟失去了皇家的供养，形势的逼迫下，曾经的娱乐爱好也势必会成为“营生手段”，更加促进了京城曲艺文化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从王府走出的粉丝、文人施展着各自的优势。

　　溥叔明，同样是恭王府走出的一位皇室宗亲，为清恭亲王奕䜣的孙子，同时也是清代著名诗人。如果说他的叔叔载澂是以登台表演、组织交流的方式对曲艺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他则是以笔耕的方式，为曲艺的发展保驾护航，正所谓“一剧之本”。

　　票友家族有一号

　　表演艺术家谭凤元自幼随父谭宝良学唱八角鼓，说、学、逗、唱样样通，随后拜在刘宝全门下，专攻京韵大鼓。据说，他所藏的曲词大多便来自溥叔明之手。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孔雀东南飞》《木兰从军》《打渔杀家》《乞巧图》《消寒图》等也有溥叔明先生的贡献。

　　现如今，票房的概念已然由京剧取代了鼓书，一说票友也总会联想到粉墨登场与唱念做打，尤其是黄宗洛先生主演的电影《找乐》，将京剧票友刻画得淋漓尽致。在王府中，“成绩斐然”的京剧票友也是不乏其人，他们不但自己名声在外，同时也在与民间的京剧圈进行着各方面交往，并推动京剧艺术的发展。

　　“侗五爷”就是这么一位，大号爱新觉罗·溥侗，从辈分上论，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同族兄弟。从社会地位上看，和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大公子”。从在京剧圈的“份儿”上看，就是已然驾鹤西游，还引得梅兰芳的痛心哭泣，慨叹道：“侗五爷呀，你怎么这么快就丢下我们这一众票友而去了。”

　　在一篇对曾经的北京府邸戏台的介绍文章中，我们也发现了溥侗的名字：“北京王爷府邸中多有戏台，如庆王府、端王府、庄王府、醇王府等,每到节日或喜事临门都要进行演出。民国许多著名的京剧演员都出身清宗室，如红豆馆主、清逸居士、卧云居士等。其中以红豆馆主影响最大，是民国以来戏曲票友中造诣最深、名望最高的一位。”程砚秋的老师罗瘿公所著《菊部丛谈》中对红豆馆主评价为：“厚斋色色精到，音乐之外，词翰、绘事、赏鉴，无不精能。兼盖有唐庄宗、李后主之长，又非其他天潢所能企及耳。”谭派研究家陈彦衡对他的评价更高：“有时粉墨登场，名贵之气出于天然，尤非寻常所能比拟。”

　　各位名家口中的“红豆馆”馆主便是溥侗，而“侗五爷”之名一方面来自其在家中排行第五，另一方面能在称呼中拥有“爷”的殊荣，则更为重要，正源自他的才，他对京剧的痴迷，他对艺术的深耕与推广。

　　“喜同胞，清时兴遭，真照嗥，帝国苍穹保……”或许并没有太多人知道这些歌词以及歌的名字《巩金瓯》，然而它的存在早已超出了一首歌的意义。作为清朝第一首法定国歌，其曲作者正是溥侗。

　　“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的化境”，想必这是业界对一位票友有史以来最高的评价了。溥侗除了自己演唱，更不遗余力地对中国戏曲艺术进行推广研究，一本“红豆馆词曲用笺”见证了他的潜心，几十本京剧剧本及曲谱均为其本人先行手抄积累。1933年，受到南京政府委任，他从北京移居南京。当地的昆曲又让他沉浸其中，于是他组织当地昆曲爱好者先后成立“成乐社”“阳春社”“公余联欢社”等业余曲社，其中的“公余联欢社”更是名声远播。“公余联欢社”下设昆曲、京剧、话剧三个小组，不但起到了中国戏曲戏剧艺术的推广作用，通过排演相互借鉴相互融汇，对戏剧研究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戏曲教学领域，溥侗先生同样成绩斐然，1927年他曾任“乐律研究所”所长，后被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聘为教授，讲授昆曲。对于教学他一丝不苟，要求学生唱、念至精，身段板眼烂熟于心，并在演出衣着上不肯有半点马虎。在他认为，一身得体准确的服装，对于角色塑造，突出人物性格，展现人物个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幸的是，1952年6月，溥侗先生于上海病逝，戏曲、研究、票友各界人士前来吊唁，其中便有梅老板的身影……

　　宫中纸鸢入民间

　　北京人图乐儿，北京人的生活中有得是乐儿，这对于生活在宫墙王府之内的人们同样如此。风筝，便是宫里宫外共同喜好的玩艺儿之一。

　　如今我们在故宫的诸多主题展览中，还可看到数代皇帝童年曾经把玩过的风筝，而细心的观众也会发现，这些风筝均来自同治、光绪、溥仪三位，原因是按照传统，皇帝长大后，童年玩具大多会被销毁，后代无缘相见更不会传承。不过到了同治以后，这样的传统得以改变，所以祖辈玩物后辈传承，也让如今的人们得以感受到皇帝童年的童趣。

　　在其中，风筝占着不少的分量，用感性的想法揣测，那幽深的宫墙禁锢了一个孩子的脚步，唯独高飞的风筝可以代替那颗渴望自由的心。用理性的分析来说，这与我们的节气讲究以及艺术展现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例如阳春三月放纸鸢的习俗古已有之，再如皇家的风筝设计独特，经常会选用寿桃、如意甚至福山寿海等吉祥图案，也会采用江水海崖、龙纹、宫殿等极具宫廷特色的纹样，有的也会有诗词墨宝出现，增加风筝的文艺气息。除了娱乐功能，风筝在皇家还有另外一层功能，它们作为奖赏赐给大臣之物，这里面有很多讲究，如果是在年前赏赐，则预示着明年他将春风得意，平步青云。

　　其实，皇宫中确实也有独属于皇家王府的特殊风筝，沈太俟在《春明采风志》中记载过一种名为“盘鹰”的风筝，称之为风筝界中的“最奇者”，逼真、大气。这种风筝深受皇帝王爷们的喜爱，对此下人们还专门研制出一种“炮车”来将其放飞。故宫以东的南池子大街附近灯笼库胡同，便是专门给宫里制作玩意儿的匠人上班之所，其中不乏做一手好风筝的师傅。

　　金福忠老爷子世代供职灯笼库，相传“福忠”二字为慈禧太后所赐。因为深受宫廷手工艺制作熏陶，又与同样受到宫廷画师言传身教的近代画家马晋相交甚密，一位主攻手艺，一位见长美术，二人的灵感碰撞下，老北京“金马派”风筝由此诞生。先糊后画、膀条一根成、拴线用纸捻——成为金马派独树一帜的特点。

　　二人将这门手艺传给了徒弟关宝祥——满姓瓜尔佳，祖父为内务府大臣奎俊，堂叔是光绪时期的军机大臣荣禄。谈起奎俊在当时可谓朝野中响当当的人物，满洲正白旗人，京城四大财主之一，且擅长书法。对于宫廷风筝走向民间，关宝祥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与发扬作用，曾担任北京风筝试验厂厂长，在传承与发展两方面同下功夫。

　　1958年中国电影《风筝》在法国上映，随后的三十多年间，《风筝》被列为法国学校的儿童电影教材，现在50岁以上的法国人，当年在学校时几乎都看过这部影片，并由此中国的孙悟空、北京的老建筑以及风筝的历史渊源……走入了无数大洋彼岸朋友的童年。影片中所用的孙悟空风筝，便来自“金马派”的手艺，正可谓御园风筝不但走入了民间，更走出了国门。

　　如今，“金马派”的传承人们不但继承发扬着这门手艺，也在传播讲述着北京这座城市有关于风筝的故事——鼓楼广场的“细米儿张”、安定门的“花活刘”、琉璃厂的“飞虎儿柯”，直至“北城金、南城哈”……

　　编辑 郎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