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文学：走得出 看得破

　　文/张乐涵 张燕（中国人民大学）

　　翻开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我们或许会感到惆怅。他笔下的故乡，有飞扬的尘土、充沛的阳光和天真的小牛，但同时还夹杂生长着一种困苦、一种危机和一种无助与孤独。

　　以刘亮程和路遥为代表的作家的作品重新流行，体现了县城文学在现代文学中的兴起。在影视界，贾樟柯的电影也向人们展现了上世纪县城节奏缓慢的气质。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内心深处都为故乡和过往留有一片柔软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县城”能成为文艺创作经久不衰的母题。

　　被定义的怀旧

　　近年，在传统文学和影视作品之外，“县城文学”这一主题在摄影中再次萌发生命力，“县城文学”风格的摄影作品在网络平台快速兴起。

　　锈迹斑斑的栏杆、杂草丛生的屋顶、灰暗破旧的街巷、午后的暖阳穿透树梢……妆容精致的模特站立其间，试图凭借充满设计感的眼神和肢体语言，传达不甘与落寞的情绪，再配之以“走不出，看不破”的文案，一组“县城文学”风格的摄影作品就此诞生。

　　长期生活在都市中的摄影师与模特走进老巷子，穿梭在小县城里，拍摄一张张照片，这些照片展现出一种崭新而奇特的摄影美感，带给人们怀旧、复古的审美感受，甚至形成了一类完整的“县城美学”风格。而这样的风格能在短时间内风靡全网，与县城本身的特别之处有着密切联系。

　　作为乡村与都市之间的缓冲区域，县城在人们的心中既不像都市那般灯火辉煌、高楼林立，也不像乡村那样隐逸自然、返璞归真。这个环境于都市青年而言，既熟悉又陌生，正好装得下他们疲倦却又不甘的心。就像是在某个精疲力竭的午后趴在厚厚的专业书上，阳光柔柔地洒在身上时，人们不禁会想起那段藏在记忆深处的、在县城度过的短暂童年时光：聒噪的蝉鸣、姥姥煮的绿豆汤、趴在树下伸着舌头的小黄狗……

　　于是，在观赏与品味“县城文学”的过程中，这些年轻人在心理空间意义上完成了对嘈杂而繁忙的都市生活的逃离，重温逝去的天真与质朴，同时也实现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抚慰。

　　记忆中的县城与青年的生活体验、理想追求之间的错位所表现出的矛盾感，是“县城文学”摄影想要表现的核心。

　　但随着这种风格的不断流行，“县城文学”摄影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沦为一种商业化、形式化的表演。本应表现横冲直撞的生命力与质朴真实的烟火气的“县城文学”，逐渐演变为死气沉沉的符号化风格。而真正的县城以及生活在县城中的人们就在这样的“工业品”制造中再度被遮蔽：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创造，经历过怎样的过去，憧憬着怎样的未来，拥有怎样的苦乐与悲喜；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生活的县城，是愿意选择留下还是离开……

　　这些问题在互联网的公共讨论中长久地隐身了，本应值得反复品味的“县城文学”变成了文化快餐。在这种情境下，人们实际上并非在书写“县城文学”，而是在消费“县城文学”。

　　平视真实而鲜活的生命

　　追寻变成了摆拍，记录变成了表演，书写变成了消费，“县城文学”关心美学表现，却不关心真正的县城困境，这些问题如何破解，成为当下需要格外明晰的议题。

　　“县城文学”的兴起，源于人们的精神困境和怀旧情结。县城青年生活在都市的同时，身体里却流淌着县城的血液。城市与故乡的差异，阻碍着其身份认同与精神归依。而“县城文学”的兴起正是人们面对现代性时，未完成的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的表现，以及通过体验怀旧自发寻找个体定位的方式。

　　因此，当下的“县城文学”更应当融合人们对故乡的怀念情感和对现代性的理性探索。当我们询问什么是真正的“县城”，什么是真正的“县城文学”，或许是《人生》中高加林重新捧起陕北高原上的黄土，是《活着》中的福贵和老牛缓缓离去的背影；或是《漫长的季节》里人与人之间的紧密相融，是《我的阿勒泰》中用爱与诗意重塑了的刻板印象中的草场县城形象，是《山河故人》中已逝的山河和永远怀念着的故人……

　　表现县城的一切作品，都不应该用俯视的眼光，而应当平视看待；不应该强化刻板标签，而应理解和共鸣；不应该浮于表面，而应该深入触碰其真实的气息。县城不是落后破败的标签代表，更不应是无病呻吟的文青场所，而是无数鲜活的人们共同构成的真实世界。面对县城，我们应当用独特的视角与真切的情感，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真实回忆，而不是用物质的大刀将一切砍倒重建。

　　想要“县城文学”真正表现县城本身，必须将流行观念中的一面面镜子打碎，使真实的县城走入人们的视野。我们要看到真实的县城与乡愁，看到县城中那些不曾被重视甚至不曾被注视的存在。

　　当我们不再试图以一种俯视的目光定义“规范的”怀旧，也许就更能自然而然地靠近我们曾生活过的那片土壤，更能看到那座小小的县城里，正在生长出怎样蓬勃而旺盛的生命与可能。

　　责任编辑：丁莉莎